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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上天才般神作, 没有足够的洞察, 很难想出这样的实证策略。

今天，分享一篇来自贝茨克拉克奖章得主的经典佳作，空间断点回归设计RDD的必看读物“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in Java”。

关于殖民者在殖民地究竟是“掠夺者”还是“建设者”，一直存在着争议。一般来说，殖民时期的种植园制度被认为是一种阻碍发展的不良制度。但RDD女王Melissa Dell等利用19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殖民事件，却发现了看似坏的制度好的一面：在印尼爪哇岛上，离历史上的种植园糖厂更近的村庄现在却发展得更好。该文使用了不少有趣的实证方法，比如标志性的地理断点回归和匹配法。从这个角度看，Daron Acemoglu以及Melissa Dell等都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牢牢掌控着话语权。

殖民统治的长远影响：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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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下方文字， 作者 ：乔珂，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邮箱：[email protected]

作者之前的文章：① TOP刊: 必须执行强制数据代码公开政策! 基于TOP刊异质性稳健DID研究 ，② 路径分析为啥在商科研究如此流行, 真可以厘清因果效应么?

Melissa Dell, Benjamin A Olken, 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in Jav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87, Issue 1, January 2020, Pages 164–203

Colonial powers typically organize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colonies to maximize their economic returns. While the literature has emphasized long-run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s via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mplemented to spur production historically could also directly influenc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long-run, exerting countervailing effects. We examine the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the integrate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producing sugar that formed the core of the Dutch colonial enterprise in 19th century Java. We show that areas close to where the Dutch established sugar factorie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re today more industrialized, have better infrastructure, are more educated, and are richer than nearby counterfactual locations that would have been similarly suitable for colonial sugar factories. We also show, using a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on the catchment areas around each factory, that villages forced to grow sugar cane have more village owned land and also have more schools and substantially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both historically and toda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implemented by colonizers to facilitate production can continue to promote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long run, and we discuss the contexts where such effects are most likely to be important.

一、摘要

殖民势力通常在殖民地组织经济活动，以最大化经济收益。尽管现有文献强调了殖民主义通过降低制度质量而对经济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但历史上为刺激生产而实施的经济组织变革同样会在长期直接影响经济结构，从而产生抵消效应。本文在荷兰耕种制度的背景下研究以上问题，荷兰耕种制度是生产糖的综合工业和农业系统，构成了19世纪荷兰殖民企业的核心。研究发现，与附近同样适合建立殖民糖厂的反事实地区相比，接近19世纪中叶荷兰建立的糖厂的地区如今更加工业化，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更高，并且更加富裕。通过对每个工厂周围的集水区进行空间断点回归，本文发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被迫种植甘蔗的村庄拥有更多的自有土地，以及更多的学校和更高的教育水平。以上结果表明，殖民者为促进生产而实施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持续促进经济活动，本文探讨了这种影响可能最为重要的背景。

二、引言

1.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汲取型的殖民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为了便于其从殖民地榨取资源，殖民者建立了产权保护薄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会对如今的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殖民者为了创造并榨取盈余而建立的复杂经济体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在农业开采的情况下，作物需要经过种植和加工才能运往母国。这通常涉及殖民地经济的重组、技术转让以及加工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些举措可能长期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

荷兰在爪哇建立的耕种制度是汲取型殖民榨取的例子之一。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到19世纪70年代，荷兰强迫爪哇北部海岸的农民种植甘蔗，然后在附近的荷兰工厂加工成精糖，随后出口到欧洲。在耕种制度出现之前，爪哇经济高度专注于水稻种植，主要用于当地消费。因此，耕种制度需要对爪哇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重组才能运转。

荷兰对当地的经济生活进行了两项重大变革：（1）建立糖厂，在以前的农业中心地带创造了制造业；（2）重组工厂周围的村庄，强迫其种植甘蔗并为工厂提供劳动力。具体来说，荷兰在爪哇乡村建立了94家水力发电的糖厂，用于将生甘蔗加工成精制糖，并且强迫数百万爪哇人从事糖的加工和运输工作。甘蔗必须在糖厂附近种植，因为其需要在收获后快速提炼。因此，荷兰人在每个工厂周围建立了一个半径约在4到7公里的集水区，强迫集水区内的村庄种植甘蔗。本文考察了以上两项变革的影响。

2.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为了检验糖厂的创建所带来的影响，作者构建了历史糖厂的反事实工厂配置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历史糖厂附近地区的居民不太可能从事农业，反而更可能从事制造业或零售业，证明这些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更高。此外，居住在历史糖厂几公里范围内的家庭人均消费比居住在10公里以外的家庭高10%左右。当放弃反事实分析，只对到最近历史糖厂的距离进行OLS回归时，结果基本一致。

投入产出联系、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历史糖厂持续影响当今经济活动的重要机制。首先，投入产出联系方面，本文将2006年经济普查中的制造业就业划分为制糖业上游产业就业和制糖业下游产业就业，发现历史糖厂附近地区的居民在制糖业下游行业的就业份额更高。其次，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位于历史糖厂几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在1980年更可能拥有一条铺设好的道路，并且在现代有更高的公路和铁路密度。最后，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历史工厂附近地区在1980年更有可能有电力和高中，并且如今这些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更高。

耕种制度迫使每个工厂附近集水区内的村庄种植甘蔗，为了估计该变化的影响，本文利用跨集水区边界在经纬度空间中形成的多维不连续进行空间断点回归。结果表明，耕种制度持续影响了土地分配，在1980年和2003年，耕种村的公共用地增加了10%到15%。村庄公共土地能够用来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本文发现，耕种村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力资本的差异进一步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无论在1980年还是今天，耕种村的人口从事制造业和零售业的比例较高，而从事农业的比例较低。

3. 研究贡献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制度是长期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但本文研究发现，在爪哇的荷兰耕种制度下，殖民榨取程度更高的地区如今的经济表现更好。工业化程度和基础设施投资是耕种制度能够长期持续促进经济活动的重要渠道。

本文也有助于扩展城市地理持久性领域的研究。该领域的文献记录了经济活动地点的显著稳定性。在本文的背景下，在荷兰糖厂消失之后，靠近历史工厂的影响仍然存在，丰富了对空间持久性的理解。

三、历史背景

1. 耕种制度概述

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到19世纪70年代实行的耕种制度（Cultuurstelsel）迫使爪哇村民为荷兰殖民政府生产并出口作物。在巅峰时期，耕种制度带来的收入，占荷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荷兰国内生产总值的4%。

（1）耕种制度的发展：耕种制度始于19世纪30年代初，当时有七万多名农民为59家工厂种植甘蔗。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逐渐发展到包括94家工厂和大部分爪哇人。荷兰19世纪60年代的报告显示，超过250万工人在糖厂或相关服务部门（即向工厂运输甘蔗和木柴）工作。

（2）耕种制度的运作：由于欧洲人被禁止租借或购买土地，也不能建立私人工厂，糖的生产几乎完全通过该系统进行。糖厂由私人企业家运营，这些私人企业家与荷兰王室关系密切，负责向政府出售高质量的精糖。糖厂附近的村庄被迫既生产甘蔗，又为工厂提供劳动力，并且每个村庄被要求分配多达五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甘蔗。

（3）耕种制度的管理：耕种制度由爪哇村官负责管理。荷兰向村长提供财政激励，通过村庄行政结构按照甘蔗收成比例分配报酬。村长的任务是为该制度分配土地和劳动力，但其有可能利用这种权力满足私利，比如命令劳动力耕种他们的个人地产。此外，荷兰改变了村长选举制度，并抵制村长的定期轮换制，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4）耕种制度的终结：荷兰在19世纪80年代逐步取消耕种制度。制糖业在耕种制度废除后继续，但在大萧条期间崩溃，因为爪哇缺乏受保护的市场。如今，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糖进口国之一。

2. 耕作制度的历史影响

（1）现代交换：历史学文献普遍强调耕种制度在促进现代交换中的作用。首先，荷兰在当地建造了大量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用以连接糖厂和港口，促进了市场一体化。其次，在强迫耕种甘蔗之外，该制度创造了多种就业机会，比如制造运输甘蔗的篮子和储存精糖的陶罐等，增加了经济专业化。最后，虽然高级精制糖被用于出口，但低级糖由于含水量高而不能出口，通常在当地销售，这可能会刺激其他食品加工企业在当地集聚。此外，耕作村能够根据精糖的产量获得报酬。历史学家认为，作物报酬通过向以前非货币化的自给经济注入货币，促进了现代交换。

（2）土地分配：历史学文献普遍认为耕种制度增加了耕种村的村属土地。早期文献认为，该制度导致了土地分配的均等化，通过增加公共村庄土地的数量或者引导村庄土地被更平均地分配而具有均衡效应。但Elson（1994，1984）认为在该制度下，村长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尤其是获得了分配土地的权力。因此，村长可能会将土地分配给他们的亲信。比如，Elson（1984）发现，到1857年，kedu村的村长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其他蔗糖种植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四、数据

1. 耕种制度

耕种制度的数据来自海牙持有的手写档案记录。这份手稿提供了约一万个受影响的村庄的数据，列出了向每个糖厂贡献原料和劳动力的村庄有哪些，以及每个贡献村庄提供的土地和劳动力数量。本文使用历史村庄的名称和历史街区的位置将历史村庄数据与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地名数据库中的坐标相匹配，匹配到了6383个历史村庄数据。历史糖厂的匹配程序与上述方法相同。

并非所有的一万个历史糖村都可以匹配，因为有一些村庄消失或改变了名称，在匹配的集水区留下了缺口。实际的集水区是连续的，因此本文通过绘制每个糖厂到贡献村庄的直线来推断一组连续的受影响的村庄，并将沿线任何不匹配的村庄指定为受耕种制度影响的村庄。这种方法如图4所示。在本文构建的集水区中，82%的现代村庄与历史数据集中的至少一个村庄相匹配。本文将这些集水区内的所有村庄作为受影响的村庄。

2. 结果数据

结果数据主要来自人口、工业、农业和农村人口普查以及家庭调查。这些数据由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央统计局（BPS）收集。此外，本文还用到了巴达维亚荷兰地形局1900年出版的详细基础设施地图。

五、糖厂的影响

1. 实证设计

（1）糖厂位置的确定

了解糖厂选址的影响因素是确定反事实工厂位置的关键。影响糖厂选址的主要因素如下：

周围有足够的土地适合种植蔗糖：甘蔗适合生长在平原和山谷，而不适合生长在山坡，而且工厂必须靠近适合种植甘蔗的地点，因为甘蔗的运输成本很高，这导致几乎所有工厂都位于北爪哇的平原上。

靠近河流：工厂使用水力驱动的加工设备。

靠近交通基础设施：工厂不能设在运输成本过高的地区，这是大多数工厂位于北爪哇的另一个原因，北爪哇拥有唯一一条先前存在的跨爪哇公路；在本文的样本中，工厂到这条公路的距离是平衡的。

工厂之间有足够的间距，确保每个工厂附近有足够的集水区可以种植甘蔗。

（2）反事实工厂位置的确定

集水区通常是相邻的，每个集水区都需要足够的空间，以满足最小生产规模。沿河的实际工厂之间的任何位置都是合适的选址地，但是由于空间限制，工厂没有建立在这些地方。本文根据以下标准确定可行的反事实工厂位置：

当时最先进的糖加工技术是水力驱动的，糖厂需要位于河边，因此本文只考虑从实际工厂沿河向上游或下游移动5至20公里即可达到的位置；

该位置的5公里半径范围内拥有的糖适宜地必须至少与实际工厂分布的第10个百分位数相当。具体来说，作者首先计算了糖村坡度和海拔的第90百分位，然后将坡度或海拔小于这些临界值的任何位置指定为适宜建厂的位置；

每次抽取的反事实工厂的距离至少需要达到实际工厂分布的第10百分位；

每组反事实工厂的平均经纬度必须与实际工厂的平均经纬度相似。

反事实工厂的确定方法如图1所示。图2展示了反事实工厂的热力图。

（3）实证模型

（4）前特征平衡

地理和其他前期特征可能会随着与实际工厂的距离而变化，但如果反事实工厂的位置是合理可信的，那么在比较实际工厂和反事实工厂时，这种变化应该是相似的。图5绘制了接近实际工厂的 系数与接近反事实工厂的 平均 系数的差异，并且表明了每个 系数相对于反事实 系数分布的显著性。根据图5的结果，海拔、坡度、到海岸的距离、流量累积和到河流的距离等地理特征以及到最近的1830年居民首都的距离、到邮政公路的距离以及到VOC港口的距离等前期特征是平衡的。

2. 实证结果

（1）经济结构

本节检验荷兰糖厂对工业化的长期影响，样本限制在附近没有现代糖厂的地方。结果变量为个人是否在农业部门工作，数据来自SUSENAS家庭调查（2001-2011年）。作者只使用了18-55岁壮年男性的样本，以避免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等因素的混淆。对于每一个实际工厂，从距离工厂5-20公里、适合种植蔗糖的沿河流域随机选取1000个位置作为反事实工厂。

图6的面板（a）显示了与最近工厂的距离分别为0-1km，1-2km，…，18-19km时， 系数绝对值的反事实分布。衡量接近实际工厂的影响的系数用长竖线表示。P值衡量的是落在实际系数绝对值右侧的反事实系数绝对值的比例。对于工厂附近的区间，实际系数远远落在反事实分布的尾部，表明在没有工厂的情况下，工厂附近的农业就业模式不太可能出现。对于距离更远的区间，实际系数落在反事实分布的中心，表明此时在有工厂和没有工厂两种情况下，农业就业模式没有什么不同。工厂对农业就业的影响在5公里左右消失。

面板（b）绘制了接近实际工厂 的 系数，减去面板（a）中所示的反事实分布的均值。根据面板（b），相对于反事实工厂，实际工厂几公里范围以内的个人从事农业工作的可能性比距离实际工厂10-20公里以外的个人低18个百分点左右。

接下来，作者将所有历史工厂沿河流向上或向下移动相同的距离，并将其作为反事实工厂的位置，然后重新进行检验。面板（c）显示了与最近工厂的距离分别为0-1km，1-2km，…，18-19km时 的 系数。X轴表示向上游（图的左侧）或下游（图的右侧）移动的距离；Y轴表示 ，每个条形的长度表示反事实估计的显著性；衡量接近实际工厂的影响的系数用水平线表示。根据结果，当实际工厂移动0公里时， 最大，并且随着反事实工厂远离实际工厂而降低。面板（d）类似于面板（b），展示了实际系数与反事实系数均值的差异。相较于面板（b），面板（d）中的模式相似但系数略低，可能是因为实际效应污染了反事实效应。

图7在不同时间段考察了临近荷兰糖厂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其中，面板（a）重复了图6中的检验，利用2001-2011年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临近荷兰糖厂对农业就业的影响。面板（b）利用198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检验临近荷兰糖厂的个人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同样将样本限制在壮年男性。根据结果，距离工厂较近的地区比距离工厂10-20公里的地区农业化程度低25-30个百分点。

面板（c）和面板（d）考察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分别使用2001-2011年SUSENAS和198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2001-2011年期间，制造业的模式与农业相反，在历史工厂附近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远离工厂地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多6个百分点左右。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同样显示，历史工厂附近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大约多出7个百分点。

面板（e）和面板（f）考察零售业的就业情况。从2001到2011年，与距离工厂10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相比，紧邻工厂的地方零售业的就业率高出大约9个百分点。在1980年，临近工厂对零售业就业的影响较小，但模式相似。

更多的制造业、更多的零售业和更少的农业的就业模式表明历史工厂附近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可能更高。面板（g）和（h）分别考察了2003年和1980年的人口密度。结果表明，无论是1980年还是2003年，工厂1公里以内地区的人口密度比距离工厂10公里以外的地区更高。

（2）糖和相关产业

荷兰糖厂所生产的低级糖由于含水量高而不能出口，只能在当地市场销售。但糖的运输成本较高，因此以糖作为投入品的行业更可能在历史糖厂附近集聚，并且这种集聚现象在历史糖厂消失后仍然可能存在，本节将对此现象进行检验。

文章首先检验糖生产本身是否持续。图8的面板（a）展示了使用历史工厂全部样本和2006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回归结果，历史工厂附近的地方，尤其是距其1公里以内的地方，当今的加工糖产量比较远的地区要高得多。面板（b）使用历史工厂附近两公里范围内不存在现代糖厂的样本，结果表明到历史工厂的距离和现代糖产量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缓。面板（c）使用全样本和PODES 2003年乡村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甘蔗产量与到历史工厂的距离之间几乎没有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交通的便利降低了在工厂附近种植甘蔗的需要。面板（d）使用附近没有现代糖厂的有限样本回归，现代甘蔗产量和到历史工厂的距离之间的关系与面板（c）保持一致。

文章接下来检验糖厂周围的集聚现象是否持续。作者分别构建了制糖业上游和下游制造业的加权平均就业份额，权重来自于2006年印度尼西亚投入产出表的Leontief逆矩阵。制糖业上游制造业主要是用于收获和加工甘蔗的机械设备，下游的主要制造业是食品加工。对于上游制造业，当使用全部历史工厂样本回归时，相距历史工厂一公里范围内的上游制造业加权平均就业份额比样本平均值高出三倍左右（图8（e））；而当使用附近没有现代工厂的样本回归时，这种关系变得平缓（图8（f））。相比之下，即使使用附近没有现代工厂的有限样本回归，制糖业下游制造业的就业率在历史工厂附近也要高得多（图8（h））。以上结果表明了历史工厂附近制造业持续发展的特殊渠道：即使在最初的历史糖厂消失后，剩余的下游产业仍会因集聚优势而继续留在原地。

（3）交通基础设施

荷兰政府在糖厂附近建造了大量的公路和铁路，用于将加工糖运输到港口，这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历史糖厂影响长期发展的另一个潜在机制。图9的面板（a）和面板（b）使用附近没有现代糖厂的样本和巴达维亚荷兰地形局1900年出版的详细基础设施地图中的数据检验了1900年殖民地的道路和铁路密度，发现历史工厂附近的殖民地道路和铁路密度都要高得多。面板（c）-（f）的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1980年PODES的数据显示，历史工厂附近的村庄不太可能只通过土路进入（面板（c））。2017年的数据表明，如今在历史工厂附近的地区，城际道路、地方道路和铁路的密度都更高（面板（d）-（f））。

（4）其他公共产品

历史工厂附近工业化和一体程度更高的地区更可能获得公共产品，因为其能够负担这些产品，或者因为工业生产中使用公共产品的回报更高。图10检验了爪哇提供的两种主要公共产品：电力和学校教育。1980年PODES的数据表明，与相距历史工厂10-20公里以外的地方相比，历史工厂附近的地方拥有电力的可能性高出45个百分点（面板（a）），拥有高中的可能性高出4个百分点（面板（b））。尽管如今高中更加普遍，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面板（c））。高中大多建立在行政中心，与样本平均距离3.8公里相比，工厂附近地区与最近的行政中心的距离缩短了2公里左右。

图11详细考察了对学校教育的长期影响，重点关注三组代表性群体：1920-1929年出生的群体（在荷兰殖民时期接受教育）、1950-1954年出生的群体（在独立后接受教育）和1970-1974年出生的群体（在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学校建设期间接受教育）。面板（a）表明，与距离历史工厂10-20公里以外的地方相比，历史工厂附近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多了一年左右，这种影响在三个群体中都存在（面板（b））。类似地，在靠近历史工厂的地方，小学教育完成率要高得多（面板（c）），对于两组年龄较大的群体来说尤其如此（面板（d）），他们是在初级教育远未普及时接受教育的。高中教育完成率表现出类似的模式（面板（e）），这一影响在年轻群体中最明显（面板（f））。学校教育能够提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是历史糖厂能够持续影响当今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渠道。

（5）家庭消费

文章使用SUSENAS家庭调查的绘制数据，检验历史糖厂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图12表明与距离历史工厂五公里以外的地区相比，紧邻历史工厂的地区消费水平高出10%左右。

3. 稳健性

文章进行了下列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类似：

（1）不使用反事实分析，对到最近工厂的距离进行OLS回归；

（2）不减去反事实平均值，而是使用反事实方法计算标准误差；

（3）不将反事实工厂随机分配到合适的位置，而是将所有历史工厂沿河上移或下移相同的距离作为反事实工厂；

（4）要求反事实工厂与最近的实际工厂的直线距离至少为5公里；

（5）不要求反事实工厂的集合在实际工厂周围平均对称；

（6）主回归排除了附近存在现代糖厂的样本，稳健性检验将现代糖厂附近的历史工厂纳入样本；

（7）剔除紧邻居民首都的工厂样本；

（8）主回归样本包括距离最近的历史工厂20公里以内的所有村庄，稳健性检验将样本限制在历史工厂10公里以内的村庄；

（9）主回归将样本限制在适合种植蔗糖的村庄，以确保样本的地理特征平衡，稳健性检验将所有的村庄都纳入样本；

（10）忽略最近的工厂固定效应；

（11）控制每个村庄是否贡献土地用于强制种植蔗糖。

六、受影响的村庄

1. 实证设计

（1）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检验耕种制度对被迫种植甘蔗的村庄的影响，模型如下：

（2）前特征平衡

空间断点回归设计的关键假设是平滑性假设，即除了处理效应，其他相关变量在耕种系统的边界处平稳变化（不存在断点），从而保证集水区外的村庄是集水区内村庄的理想反事实。表1检查了各个地理特征的平衡性。从统计学看，海拔具有显著差异，但只有两米，考虑到文章的样本都位于平原并且平均海拔为31米，这种差异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到最近的VOC港口的距离同样具有显著差异，但作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偶然出现的；其他的前期地理特征变量都是平衡的。

空间断点回归设计的另一个假设是个体不能通过自身选择进入耕种村或者非耕种村。耕种制度下存在一种情况，即大量有生产力的个体为了逃避强迫耕种而迁移出耕种村。但是后文的结果表明，耕种制度对耕种村具有积极的经济影响，因而高生产力的个体外移是说不通的。同时，后文结果进一步表明，耕种村的人口密度更大。这些都证明大规模的外移是不太可能的。

2. 实证结果

（1）土地

历史学文献认为，耕种制度增加了受影响村庄的村有土地。同时，在耕种制度下，荷兰政府授权村长分配土地，这可能导致村长拥有更多的私人土地。本节检验了耕种制度对土地分配的影响，重点是村庄公共用地以及私有土地的不平等性。表2报告了回归结果。第（1）-（4）列表明，在2003年和1980年，耕种村村有土地的绝对数量（第（1）和（3）列）及其占总土地的比例（第（2）和（4）列）都大幅增加。第（5）-（8）列考察了私有土地的不平等，分别以家庭农业用地的99分位数/90分位数、90分位数/10分位数、90分位数/50分位数以及50分位数/10分位数衡量。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并且与平均值相比较小。

（2）公共产品

村有土地的增加提高了耕种村的收入能力，这可能影响当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学校教育的提供。

表3检验了耕种制度对耕种村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第（1）-（4）列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第（1）列的结果表明，与样本平均的5年受教育年限相比，耕种村的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了0.22年，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同时，耕种村的个人也更有可能完成小学和初中教育（第（2）和（3）列），但他们的高中毕业率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第（4）列）。

第（5）和（6）列使用了198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表明，耕种村的人口未接受过教育的可能性低1.8个百分点左右，但他们的小学毕业率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最后，表3的第（7）和（8）列考察了村长的受教育情况。耕种村村长的受教育年限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其完成高中教育的可能性要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一种可能是耕种村村长的丰厚报酬吸引了一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村长，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村长反过来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提供。

（3）经济结构

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村长受教育水平可能导致耕种村工业化程度更高。表4检验了耕种制度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第（1）-（3）列利用2001年-2011年SUSENAS家庭调查的数据，发现耕种村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的可能性低约4个百分点，从事制造业的可能性高约3个百分点，从事零售业的可能性高约1.2个百分点。第（4）-（6）列利用198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在1980年，耕种村的人口从事农业的可能性低3.6个百分点左右，制造业就业未受到显著影响，但其从事商业的可能性高2.7个百分点左右。利用2006年印度尼西亚经济普查的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耕种村的制造业企业多出了大约22%。第（8）列利用SUSENAS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耕种制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但没有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3. 稳健性检验

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1）改变带宽；（2）改变RD多项式；（3）加入额外控制变量；（4）改变样本标准；（5）其他的稳健性检验。

六、总结

本文研究发现，殖民时期荷兰在爪哇建立的糖厂对附近地区的工业化、教育和消费产生了长期正面影响。同样，当时被迫种植甘蔗的村庄如今拥有了更多的学校，工业化程度也更高。制糖业下游产业的集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耕种制度能够产生长久影响的重要渠道。

荷兰并不是唯一对殖民地进行重大经济结构重组以榨取更多盈余的殖民国家，其他的例子包括日本在殖民地台湾建立的糖加工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英国在殖民地印度建立的茶园、加工厂和铁路等。本文的结果为理解殖民势力重组殖民地经济活动的各项措施所产生的长久影响提供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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