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使用手机是因为孤独吗？

指对个体日常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不受控的、过度的手机使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凭其便携、易移动的特点与丰富的功能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青少年作为手机上网的第二大群体，其过度使用手机问题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不仅对焦虑和抑郁水平、睡眠障碍及躯体症状等有所影响，长时间手机使用更有可能增加患脑瘤的危险。为了对此做出有效预防和控制，有必要探讨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众多，性别、年龄、人格和自尊等个体因素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根据有关社交媒介使用的社会补偿模型，在现实生活中不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归属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个体更可能通过网络、手机等工具获取帮助，因而还需考虑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因素，如同伴依恋对其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步人青少年期，个体寻求亲密感和情感支持的对象由父母转向同伴，同伴在青少年认知、情感、行为及人格的健康发展与社会适应中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青少年同伴依恋是其与同伴之间建立的、双方互有的亲密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和支持的关系。 根据依恋理论，安全依恋的个体有更高的自我价值，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并对他人怀有善意的信任，这些使其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减少隋绪和行为问题； 不安全依恋个体则容易出现适应不良问题，从而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和行为障碍，如焦虑、抑郁、攻击性行为和物质依赖等。相关研究也证实不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更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青少年同伴依恋对问题性手机使用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青少年同伴依恋是如何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孤独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中介因素。 孤独感指个体因其社会关系网络在量或质上有所缺陷而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体验。 社会需要理论认为个体均有与他人保持交往和被关爱的需要，一旦其人际关系无法满足这种固有需要，就会产生孤独感。对于青少年而言，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更是其主要发展任务之一，若在该阶段没有建立良好、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就会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导致适应不良。此外， 根据认知-行为模型，具有抑郁和孤独等倾向的个体更易发展出关于现实世界的非适应性认知，认为现实世界很糟糕，而只有上网时才会感觉良好。 这一认知导致其认为网络世界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孤独感水平高的青少年更可能通过使用手机增加与他人的联系，寻求情感支持并平息负面情绪。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 假设2：青少年同伴依恋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而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

青少年同伴依恋通过孤独感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同伴依恋水平低的青少年感受到高水平的孤独感，从而可能通过手机的交流和情感互动功能寻求对现实人际关系的补偿。然而， 具有不同自我建构倾向的个体对人际关系亲密度的需求程度不同，其孤独感水平与手机使用程度也可能不同。 自我建构是个体将自己放在何种参照系中进行自我认识的倾向。 依存型建构倾向的个体 通过其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强调人际联结，渴望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独立型建构倾向的个体 则将自己看作与他人相分离的独立体，强调自主性和独特性，受自我提升动机驱使，并不在意是否拥有良好社会关系。可见， 依存型建构的个体比独立型建构的个体更注重其与他人之间的联系。

认知加工理论认为 孤独感源自于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其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 依存型建构比独立型建构的个体对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需求更高，可能更容易产生现实人际关系与期待水平之间的差距，从而感到孤独。 因而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可能会认为其同伴依恋水平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存在更大的差异，并产生孤独感。此外，根据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孤独感水平较高的个体拥有非适应性的认知，认为在线社交是更为成功的。而且，对于依存型建构的个体而言，其最基本的目标是建立人际联系，在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才有积极的自我评价。因此，较之于独立型建构的个体，他们也会通过在社交网络(如Facebook)上表露更多与自己相关、更为真实的信息，与他人建立联系。可见，一个感受到高水平孤独感、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其“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的需要会促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到他们认为成功的社交活动中，如使用手机。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3：自我建构对孤独感在青少年同伴依恋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调节。 具体为 假 设 3a ：相较于独立型建构，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的同伴依恋水平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 ； 假设 3b ：相较于独立型建构，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预测作用更强 。

选取北京市两所普通中学的624名学生进行集体施测。其中初一196人，初二170人，高一159人，高二81人；男生245人，女生361人。所有被试均有手机使用的经验。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编制的“亲子和同伴依恋问卷”中的同伴依恋部分。该问卷共22个项目，含信任、沟通和疏离感三个维度。将信任和沟通两个维度得分之和减去疏离感维度得分即可得到同伴依恋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依恋的安全性越高。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这样”到“总是这样”分别计为1～5分。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84 ～ ．91。

Bianchi和Phillips(2005)编制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由27个项目构成，含逃避其他问题和渴望使用手机等近似成瘾的症状。Foerster,Roser,Schoeni和R66sli(2015)将27个项目缩减为l0个项目，问卷信效度良好，且依然能够有效测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本研究使用简洁易操作的10个项目版本的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为1～5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87。

采用Asher,Hymel和Renshaw(1984)编制、邹泓修订(2003)的孤独感问卷。共20个项目，含纯孤独感、对自己社交能力的评价、对目前同伴关系的评价以及对重要关系为满足程度的知觉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为1～5分。本研究中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82～．91。

采用Singelis(1994)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共24个项目，含依存型和独立型自我建构两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为l～7分。本研究中依存型和独立型自我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 分别为．86和．80。将依存型维度得分减去独立型得分即可得到个体的自我建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依存型建构。

选 本研究数据来源皆为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1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4．44％ (<40％)。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严重。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的观点，本研究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需估计下列回归方程的参数： (a) 方程1 中同伴依恋对问题l生手机使用的效应；(b) 方程2 中同伴依恋对孤独感的效应； (c) 方程 3 中孤独感对问题 l 生手机使用的效应； (d) 方程 4a 中同伴依恋与自我建构的交互项对孤独感的效应以及 方程 4b 中孤独感与自我建构的交互项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效应。除性别编码为虚无变量外，其他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转化为 z 分数，并将自我建构分别与同伴依恋、孤独感的 z 分数相乘，作 为两个交互项分数。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1．71，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依存型建构 和 独立型建构 是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有不同的作用。 依存型建构的个体注重自己与他人的联系，甚至通过是否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和幸福感。 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融入到重要的团体或关系之中，并维持和谐的状态。因此， 当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不尽如人意(如同伴依恋水平低)导致其孤独感水平较高时，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由于对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高度需求，更有可能通过使用手机获得人际联结。 此外，每个人的朋友圈中既有核心朋友(如熟悉的家人、朋友)，也有一些外围朋友。 依存型建构的个体更为重视外围朋友 ，认为与外围朋友的联系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因而当其感到孤独的时候更可能通过使用手机与外围朋友进行联系以期降低孤独感水平。 独立型建构的个体不是很在意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如何，更强调个人的自主眭和独立性，注重内部正向属性的表现与肯定，追求自我实现。 因此， 当独立型建构的青少年无法与同伴建立高质量的依恋关系时，他们同样会感受到孤独，但却较少通过使用手机与他人建立关系来寻求“补偿”，而可能会转而通过追求能力上的提升以获得肯定。

青少年同伴依恋对问题性手机使用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且孤独感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自我建构对孤独感在同伴依恋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依存型建构的青少年其孤独感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更大，而独立型建构的青少年其孤独感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