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统计数据已经公布，我们看到三季度当季GDP增速只有4.6%，相较二季度进一步走弱，从累计同比来看，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还是在延续边际走低的趋势，这是近期各部委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这说明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具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对于市场关切的问题做出了回应，释放出了逆周期调节的强力信号。那么，这些政策是否足以将中国经济推到常态化扩张路径上去呢？我的答案是，政策力度还可以更大，突破原有的政策约束，特别是应当向微观主体来一次“大水漫灌”。
一、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表面上大得多，旧有的政策约束需要打破
当前来看，“一揽子”增量政策或仍未能彻底扭转市场预期。
从9月24日央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吹响号角，到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全面系统的部署，再到国庆节之后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分别对增量政策做出进一步的部署和解读，我们看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出台。资本市场对于政策调整的反应较为敏感，9月24日之后沪深股市均出现了快速的反弹，香港股市在国庆假期期间也出现了连涨。在货币政策取得一定突破后，市场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财政政策领域。10月财政部公布了多项增量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关于突破现有债务限额的措施，却并没有给出具体信息。当然，该项政策具体金额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和批准，但这也使得相比货币政策，当前增量财政政策的清晰度并不充分。之后我们看到，在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后，市场又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反应值得关注，这反映出宏观政策调整后，市场以及市场参与者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
打破旧有约束，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可以更大
。一方面，对于控制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旧有约束要有所突破。
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激进的经济刺激措施，与之相比我国的政策相对克制并一直留有余地，不愿意大幅扩张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不愿意大幅提高政府部门负债。随着中国经济修复持续偏弱，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收缩，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表面上要大得多，当前需要把此前积攒的政策余地充分调动起来。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仅为23.6%，加上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以及隐性债务，政府部门杠杆率约为100%左右，低于英美等G7集团发达经济体。如果将政府部门杠杆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对应着12万亿左右的增量资金，中央政府杠杆率上行这一幅度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当前市场上很多投资者愿意购买和持有中国国债，通过发行较大规模国债提振经济是可行的。
另一方面，对于财政赤字红线的旧有约束也需要打破。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国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将大量现金直接补贴于企业及民众，使得美国赤字率水平大幅攀升，2020年与2021年分别达到15%和12.4%。而我国的宏观政策始终不愿大幅超出3%的赤字率红线。我认为宏观操作应当有更大的弹性，在某一年或某几年突破赤字红线，并在经济回稳后回归到财政纪律的要求范围内，将会放大政策效果。早在2008年，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就采取过“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目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一次性的突破国债发行规模和赤字率红线是有必要的，并且需要向市场传递清晰的信息。
二、突破政策约束后向何处用力？向微观主体“大水漫灌”
“决定要发”现金补贴，比“如何发”现金补贴更加重要。
当前居民部门面临的困难比较多，既面临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也面临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从2020年起，我就开始建议有关部门以平均发放的方式向居民部门发放现金，去年进一步明确提出向居民部门发放10万亿规模的现金或数字货币，用以提振居民消费。向居民发现金本身也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比较契合，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至于消费补贴是平均发放，还是针对性发放，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英、美、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都已经在操作层面做出了回答，平均发放政策执行成本更低，相同的补贴金额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改善幅度更大。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定要发、什么时候发、发多少，在这件事情必须要下决心，而不是在技术层面上兜圈子。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以及减少基建投资支出，都可以为现金发放筹集资金。
关于消费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也不是必须要通过财政赤字才能解决。比如可以拿出国有企业的分红和一年的利润用于消费补贴，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4.63万亿，可以成为消费补贴的一个主要筹资渠道。另一方面，将投向至基建项目的一部分资金用来补贴消费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我曾反复提到，当前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乘数偏低，特别是传导到消费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能力比较弱、投资效率比较低，需要缓建、停建一部分基建项目，将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增强消费支持，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