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
正如索尔仁尼琴在颁奖仪式上説：“在这个大厅里曾经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颁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以下为索尔仁尼琴所发表的演讲精华版：
这是一个对于作家来说，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登上的讲台。而我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并不仅仅是只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搭建的台阶，而是足足登了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的台阶；
在这些从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出来的——不屈、险峻、冻结的台阶中，我幸存了下来，但其他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的人，却死去了。
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遇见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人，落入劳改营的深渊，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的人？
整个民族的文学都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
俄国劳改营
我今天站在了这里。我只能低下头，好让其它足以获奖却不幸丧生者，能在我的前头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有义务推测他们，把他们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的内容。
一个人，只要不是被催眠，他的动机、价值标准、行动和目的，都是被他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行为最可靠的基础。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突然人类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却又危险的成为一体。
人类变成了一体，既不是通过一只单独的眼睛，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
索尔仁尼琴通过广播发表演讲
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学习”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只要距离我们足够远，只要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哪怕他在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会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如果一个社会，同时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那么人类是很难同时存在的：我们将被的这种不一致的节奏扯开。
正如一个世界不可能存在有两颗心脏的人，多个价值标准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宣传、压迫、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所幸，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文学。
文学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而无视别人经验的有害特征。
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短暂一生的时候，文学可以把一个陌生人终生的经历，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
文学可以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经过多年严苛磨练民族的经验，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文学可以将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一代代地传下去。它就变成了民族活的记忆，文学就在自身之内保存并点燃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之火。
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使他免遭畸形和诋毁。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出版自由”的侵犯，更是关闭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
当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卓越的作家，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创作，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
而当这样的缄默，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就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这些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斗争、工会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
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正逐渐变得动荡不安，甚至崩溃。
暴力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因为年轻人从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苦难，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错误，却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
1946年1月10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召开
二十五年以前，
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
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在这样一国一票平起平坐的伟大的组织中，平民百姓单独的呻吟、尖叫和恳求，是根本不足挂齿的。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
但作家并不是这个时代里超然的法官，而是他祖国里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
如果他祖国的军队，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
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
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暴力不能孤零零地生存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
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
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
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暴力和虚假宣传，是希特勒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
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
暴力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
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文学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
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文学。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也将变得老朽、衰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俄罗斯民族严酷的经验，那就是：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既违反质量守恒，又违反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景凯旋老师曾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索尔仁尼琴。”
可以说，索翁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
为了这一点，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决心把看到与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创
作出一部部传世之作。
而索翁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就重要性而言，
索尔仁尼琴
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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