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东方资产开始全面清退地方AMC股权！第二部分：全面审计中！长城资产并入光大基本敲定！第三部分：AMC开始深耕信托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第四部分：非持牌AMC或迎全新发展机会。
时代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当前不良资产市场上参与机构与格局的变化：四大AMC忙着瘦身、合并；大量房地产不良迫使信托机构与AMC合作；非持牌AMC，凭借自身资源禀赋和专业能力，迎来全新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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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东方资产开始全面清退地方AMC股权！
10月31日，东方资产旗下上海东兴投资公告称，拟处置所持有的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金资”）34%股权。两个月多前，上海东兴投资还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了其持有的天津津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津融资产）20%股权。
东方资产是四大AMC中持股地方AMC数量较多的一家，也是最后清仓的一家。四大AMC要瘦身，手中的地方AMC股权终由地方国资接盘。
东方资产拟转让宁波金资、津融资产股权
宁波金资是浙江省第三家地方AMC，成立于2017年2月，由宁波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东方资产下属全资子公司邦信资产、昆仑信托、宁波开发投资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亿元，上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0%、34%、13%、13%。
宁波金资旗下有不良资产经营、特殊机会投资以及基金管理三大业务板块。2021年11月，宁波金资在阿里拍卖平台与浙商资产竞争收购信达浙江分公司一个本息合计203亿的超级大包，不幸惜败。宁波金资也因此失去了一个迅速扩大资产包管理规模的机会。宁波金资目前尚未开展过公开市场直接融资，资产管理规模也较小。
此次东方资产拟转让所持宁波金资全部股权，要求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要求。
据了解，这是东方资产年内拟转让的第二家地方AMC股权。第一家是天津津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津融资产）20%股权对外转让。于8月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
津融资产成立于2016年，是天津首家地方AMC，初始注册资本为10亿元。2018年混改后，股东由1家独资增至5家，注册资本金增至30亿元。东方资产就是在此时作为战投一方参股天津津融资产，持股比例20%。
不完全统计，东方资产持有包括上述两家以及苏州资产、宁夏顺亿资产、安徽国厚资产五家地方AMC股权，两个多月内，连续公告拟清仓两家地方AMC股权，意味着，东方资产继拟转让旗下19家小贷公司之后，开启“瘦身”的另一个大动作。
四大AMC清退地方AMC股权进度过半
2016年的1738号文放开了地方AMC二胎政策，允许地方AMC在债务重组之外允许以对外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且对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定调后续三年的基调是化解金融风险和严监管，而带化解金融风险天然职责的地方性AMC自然再到受到政策青睐，使得2016-2018年两年时间获批的地方AMC数量增至52家。
正是在这一时间段，中国信达、中国华融、长城资产、东方资产开始积布局地方AMC，直接控股发起或通过旗下子公司参股。其中，东方资产直接持有苏州资产10%股权，还通过子公司“东兴投资”入股安徽国厚资产和宁夏顺亿资产，并通过孙公司“邦信资管”持有宁波AMC34%的股权。
此外，长城资产持有甘肃长达津融资产和宁夏资产股权，并在2018年参股成都益航资产。
四大AMC在各省都有分公司，为何还要积极入股地方AMC？
一方面是因为对地方AMC的设立刚刚解禁，各地对不良资产并无处置经验，亟需四大AMC入场指导；另一方面，2016年正是四大AMC开始抢夺市场份额，“炒包”之风盛行的时期，除了看顾好自己的分公司，布局地方AMC或是一种竞争拿包的途径；此外，地方AMC在监管上一直是空白，法律身份不明确，经营范围和所做的业务也比较“繁杂”和“灵活”，入股地方AMC或许给了四大更为方便的操作空间。
随着2018年华融赖小民事件的爆发，此种情形戛然而止。此外，2019地方AMC监管大幕拉开，《关于加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53号），明确提出地方AMC不得设置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金融企业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资产；不得以收购不良资产名义为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不得收购无实际对应资产和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债权资产；不得向股东或关系人输送非法利益；不得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清收等六大禁止行为使得类信贷、通道业务严重受限，地方AMC经营业绩并不乐观。
加上最近几年我国不良资产规模逐渐扩大，四大AMC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愈发沉重，已无暇顾及自己参股的地方AMC。
四大AMC旗下地方AMC股权情况及清退进度（不完全统计）
2020年开始，四大AMC正式开始清退地方AMC股权，其中长城资产最为迅速，分别在2021年的4月和6月清退了甘肃长达津融资产和宁夏资产股权，2022年，华融晋商和津融资产股权挂牌。截至目前，四大AMC参股的10家地方AMC中，已经有四家实现清退。
国资兜底
2016年蜂拥而入，2020年而退。这其实是20年不良资产行业历史中算得上的标志性事件，退出的结果大多数是地方国资兜底。
如中国信达持转让中原资产的3.33%股权，河南省政府会议研究决定，安排河南省财政厅全资子公司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河南农开）受让由河南财政厅下属的国企接盘，受让价格近2亿；
中国华融转让的华融昆仑的75%股权中，山东寿光金鑫投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了其中的24%，该企业由山东省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100%控股。
长城资产转让的甘肃长达金融资产25%股权最终由甘肃盛达集团受让，其不仅是甘肃长达津融资产的第一大股东，还是兰州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在四大AMC瘦身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地方AMC由地方国资安排接盘，其他的子公司也是如此央企或者国资兜底。比如华融消费金融转让至宁波银行、华融湘江银行转让至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融交易中心转予银登中心，华融证券转予国新资本。
第二部分：全面审计中！长城资产并入光大基本敲定！
长城资产或并入光大集团的消息最近日尘嚣上。近日，据业内人士透露，长城资产正面临着光大集团的全面审计，受此影响，其各项收购处置业务已暂停。
四大AMC的改革已经说了有很多年，中国华融划归中信集团或为其他三大AMC改革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目前市场传言可能的方案是，长城资产或并入光大集团。此前也有媒体称，东方资产或并入中国投资集团。而中国信达，可能会独立，但也可能与东方资产一样划归中国投资集团。
四大AMC成立二十年来，完成了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后又经历商业化转型，向金控集团模式发展，商业化不良资产需要由AMC自行寻找项目并自负盈亏，一时间四大AMC的业务难以得到满足。此时，房地产为AMC提供了机遇。通过收购重组类业务，四大AMC变相为开发商输血，现如今，均遭遇资产质量下滑，业绩全面下跌，自身还累积了大量风险。
四大AMC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经营主要业务，如何保持业务的可持续性。部分AMC尝试通过企业纾困，承担问题企业的不良资产业务有一定的可行性，但AMC的资金又有短向性，长期储备不足的特点。
同时，四大AMC的位置又很尴尬，在中信入股华融前，四大AMC的大股东（名义上的控制人）是财政部，而上级党委（实际上的控制人）是银保监会。
到底应该谁管AMC？是财政部、是央行、还是银保监？四大AMC成立之初是财政部出钱，但一直以来，是银保监委派了大批干部到四大AMC任职。
8月12日，银保监会举行通气会，相关负责人指出
“我会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化险方案，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通气会上表示，银保监会将继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大监管工作力度，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刻认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决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聚焦主业，坚持守正创新，主动投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等攻坚任务。
银保监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稳妥指导华融公司开展风险处置工作。引入中信集团等5家战略投资者，完成增资420亿元，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华融公司坚决推进瘦身健体，在整个风险处置过程中，华融公司依法兑付境内外全部到期融资，未发生一笔违约，集团流动性总体保持稳定。
中国光大集团是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发起设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83年, 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春时节, 继深圳、珠海等特区成立后，国务院根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先生的建议，决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打开一扇窗口，光大应运而生。1983年8月18日，光大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香港创办并正式营业。经过3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横跨金融与实业、香港与内地，机构与业务遍布海内外，拥有金融全牌照和环保、旅游、健康、高科技等特色实业，具有综合金融、产融合作、陆港两地特色优势的国有大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2015-2022年连续八年蝉联世界500强。在境内外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控股、光大环境、中青旅、嘉事堂、光大永年、光大水务、光大绿色环保等上市公司。
截至2021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达到6.5万亿元。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9月29日在北京成立，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来源于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的15500亿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公司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业务以境外金融组合产品的投资为主，并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争取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中投公司成立后，中央汇金作为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体并入，该公司自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负责投资并持有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并代表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不开展其它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末，中投公司总资产达1.2万亿美元。
其实，四大AMC改革走中国华融的路线目前来看是最有可能的，接下来就是为其他三大AMC找到合适的“归属”，在业务上实现真正的协同，将自己的优势与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第三部分：AMC开始深耕信托不良资产处置业务！
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的扩围，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抓住市场涌现的机会，逐步加大对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经营力度。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新增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44.33亿元。
此外，2017年以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助力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风险化解超过1000亿元。
业内人士预计，2022年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推出的不良资产规模将较2021年小幅上升。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面临良好的合作机会。
2021年，银保监会下发《关于推进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通知》，鼓励信托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通过批量转让、财务重组等方式处置风险资产，以此建立风险处置的市场化机制，控制信托的风险资产，让信托公司得以良性发展。
在政策的指引下，资产管理公司加大了与信托公司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探索适合信托业风险处置的新模式。
当前，信托公司需要加速业务转型，真正发挥信托应有的作用，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快速处置风险资产成为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一般而言，信托公司往往倾向于选择自行处置风险资产，通过变卖抵质押物、信托计划延期等措施来化解风险。
有专家表示，这一政策促使资产管理公司在“大不良”范畴内拓展不良资产的供给来源，有助于解决资产管理公司介入信托不良资产时所遇到的定价难题。
资产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的合作逐步展开。比如，去年，中国信达与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信托保障基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探索信托业风险资产处置模式，合作化解信托业风险。
此外，中国东方深圳分公司与平安信托开展了合作。目前来看，随着信托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意愿的提升，已有多家信托公司已经与资产管理公司展开合作。
根据中国东方此前发布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22》（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具体措施包括：
向专业机构直接转让资产，即专业机构买断信托风险资产后再进行处置；
向特殊目的载体转让资产，即特殊目的载体购买信托风险资产，在风险隔离的基础上再寻求处置；
委托专业机构处置资产，即专业机构作为受托人，提供信托风险资产的处置服务；
信托保障基金公司反委托收购，即信托保障基金公司先收购信托风险资产，并委托信托公司代为管理和处置，以缓解信托公司流动性压力，助力其风险资产化解等措施。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从实践中来看，信托公司更愿意向专业机构直接转让资产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处置资产。直接转让资产，有利于信托公司在缩短处置周期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回报；委托专业机构处置资产则在提高回收率的基础上寻求较短处置周期，较适合由信托公司主导处置的资产。
《调查报告》显示，在信托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风险资产机会增多的背景下，合作处置的主要风险资产业务类型在资金来源上体现为集合资金信托。
集合资金信托中存在多个委托人，且可能缺乏较高的投资能力和风险认知，其所产生的风险资产的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信托公司更愿意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集合资金信托的风险资产。合作处置的主要风险资产业务类型在功能上体现为融资类信托，信托公司早期较为依赖融资类信托，在发展过程中积聚了风险，进而产生了风险资产。未来，信托公司更愿意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融资类信托。
由于房地产行业是信托业以往投向的重点，合作处置的风险资产业务类型在投向上也主要体现为房地产信托。
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资产管理公司重视加大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化解工作，落地了一批受困房企风险化解项目。信托公司也更倾向于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房地产信托业务中的风险资产。
有专家表示，虽然资产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的合作日益增多，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其中，资产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一大障碍主要是对合作处置收益的分歧以及对合作效率的担忧。
今后，资产管理公司如何探索与信托公司合作处置风险资产？“一刀切”肯定不可取，差别化处置应当是理性的选择。
《调查报告》给出了如下的思路：对于资本实力较强且风险资产可控的头部信托公司和正常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内部核销、风险资产转让等方式处置风险资产。资产管理公司与上述两类信托公司的合作机会主要是风险资产的收购处置。同时，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为信托公司自行处置风险资产提供咨询等服务。而对于资本实力较弱且风险资产较多的问题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除了可以采取风险资产收购处置外，还可以参加兼并重组、实质性重组等。
此外，对于个别发生严重危机的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根据自身金融救助的经验，对上述公司进行托管救助。
随着信托业风险资产处置市场化机制的逐步构建，以资管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机构进一步介入，与信托公司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程度有望进一步加深。
资管公司将发挥自身独特功能优势，助力信托业风险防范和化解。
第四部分：非持牌AMC或迎全新发展机会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的参与机构除了五大AMC、59家地方AMC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持牌AMC，其通过与上游供给方、中游服务商紧密合作开展不良资产业务，再通过灵活的手段处置不良资产，在整个不良资产市场中
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非持牌AMC股东主要出身于私募、律师所、四大AMC、房地产开发等相关行业。可以看出，产业系的股东背景具有相应的专业水平，在资产评估、业务方向、法律尽调等方面均能起到积极作用，企业也能在不良资产处置与投资业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行业优势。具有资金属性的股东背景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在不良资产收购中具有较强的溢价能力，往往也能形成较大的资产规模。
从资金来源来看，非持牌AMC主要资金的参与者，一是以
自有资金
参与不良资产业务，既不募集资金也不配资。二是以
自有资金作为劣后加配资或分期付款
的模式参与业务，该模式目前为主流模式，例如绿庭投资、文盛投资等均采取这种方式。
今年以来，包括吉艾科技等多家非持牌AMC机构因为业绩下滑，资金不畅、处置市场不佳等多重因素拟退出不良资产市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非持牌AMC具有专业性、灵活性等特点，在地方AMC统一监管政策出台后，并非没有更多的市场机会。
非持牌AMC存在的战略机遇
1、国家政策和监管导向明确，非持牌AMC可助力持牌机构回归
全国统一的地方AMC监管新规即将出台，或将要求地方AMC每年新增的不良资产规模应占新增投资额的50%。从当前有存续公募债券发行的地方AMC来看，25家机构2020年不良类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占比55.48%。为提高不良资产主营业务收益，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整、股权投资等方式提升资产价值是必由之路。尽管包括银行基本都有资产保全部，专事处理违约贷款，但很多周期长、难度大的项目，还是会交给更专业的团队处理。
目前AMC人才背景大多为具有银行从业经验，便于承接银行信贷类不良，但难于胜任投行化资产经营。而非持牌AMC相比之下更擅长通过灵活多元的手段处置各类资产，因此可能会通过合作或委托方式成为不良资管生态圈中处置和经营不良资产的一股重要力量。
2、不良资产供给增加，市场扩容为非持牌AMC提供战略机遇
新冠疫情对经济和金融环境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85万亿元，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3.13万亿元。信托、证券、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出险项目增加，滋生不良资产从而成为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之一。随着疫情对实体经济的不断冲击，部分非金融企业陷入发展困境，截至2021年年末，国内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余额达18.87万亿元，这其中或将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不断增长的不良资产规模，将为非持牌AMC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市场扩容中获取更多业务机会。
3、传统模式式微，不良资管投行化趋势
为非持牌AMC差异化发展创造条件不良资产是逆周期产业，下行周期理论上来说是好买不好卖。但持续多年的资产荒和同业竞争激烈导致近年来资产包收购价格整体走高，底层资产价格不低、质量不高，处置收益下降，出现了既不好买也不好卖的状况。随着国内不良资管行业基本完成商业化转型，批量转让、委托处置等传统业务模式已无法适应上述状况，需要依托专业技术和配套资源进行业务创新。由于历史成因，对习惯于赚取批零差价和通道费的资管公司来说，批发零售生意不好做，终端处置业务更不是专长，这为没有牌照加持但专注于某一领域深耕的非持牌AMC，在不良资管生态圈中发挥自身特长、拓展业务空间提供了机会。
非持牌AMC发展面临的挑战
1、数量多，体量小，能力不足
不良资管作为未来发展可期的蓝海这一点基本形成共识。受到行业准入管制、资本进入和人才壁垒限制，非持牌AMC初期以清收机构为主，2018年以后非持牌AMC以投资公司、资管公司、私募基金等形式大量涌现，开始介入不良资产管理链条中的相关环节。这些机构在相关的制度、办法、流程、规范和文化等方面缺乏长期的实践积累，在资产端和资金端也没有持续稳定的渠道，因此，
差异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均极低，核心能力突出的非持牌AMC凤毛麟角。
除了处理内部不良资产的机构外，大部分非持牌AMC以机会型业务为主，甚至是从业务衍生出公司，因此，设立初期基本都是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解决战略问题。
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缺少常态化的稳定业务来源，发展方向不明确，人才断层明显。
现金催收、贷款重组和核销等不良资管传统业务模式具有低成本、易操作、见效快等特点，激励考核相对简单。随着业务模式从传统清收向经营进阶，经济周期下行期间，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大，资产包价值可能进一步下行、处置难度更大，
且投行化经营模式下交易复杂、退出周期拉长，亟待建立与之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业务团队积极性，避免核心人才和优秀骨干流失。
一方面，新冠疫情加剧了不良资产二级市场投资主体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交易低迷导致部分非持牌AMC难以承接业务。另一方面，银行资产包质量下滑，底层资产产业结构决定了资产价值不大，处置收益不高。
近年来银行等上游机构开始对内部不良进行深度处置，挖掘价值，地方AMC进一步扩大省市级不良覆盖深度，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非持牌AMC的发展空间。
资产管理行业生态链由上游供给方、中游服务商、下游投资人三方构成，具有跨产业行业、跨领域、跨地
域、跨机构，参与者众多的特点。生态化的作用是推动各方跨越界限、相互赋能，如平安银行特殊资产管理事业部通过积累朋友圈资源，搭建生态云平台，已聚集了“资产方、资金方、服务方、管理方”等众多参与方，其中投资人
机构2000余家，准入律师6000余名，催收公司690余家，评估公司390余家，让不良财产配置到不同参与者的手里，发挥出不同的价值。
对于非持牌AMC来说，自身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有的擅长资产处置，有的精于资源整合，有的善于筹集资金。只有在项目实践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专业特长的核心能力，融入不良资管生态圈，构建起特定客户体系，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做精、做专、做久。
人才是组织最根本的财富。比之缺钱，把钱放在不靠谱的人手中是最大的风险。不良资管行业涉及发包市场和交易市场，横跨各领域各行业，目前庞大的资产规模和专业从业人员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亟待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并购重组、债转股、资产管理等投行业务，以及精通法律、财务和评估等的复合型人才。
非持牌AMC人才储备明显不足，可通过自建、外聘、合作相结合，一方面通过业务锤炼，侧重培养和引进一批具备基于多年实践所形成的对企业走出困境判断的专业敏感性，突出的尽调和风险定价能力，高超的沟通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以及引入社会资金、受托管理资产的专业运作能力的实操型人才，作为核心团队带动业务开展。
另一方面，通过与平安银行特管部“四库”等外部机构合作，以项目为纽带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柔性团队。同时，在人才引进上，借鉴知名国际资管机构黑石的做法，
秉承“找人而不是招人”的策略
，围绕公司战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或团队，就开展一项新业务，成熟一项开拓一项，降低管理和试错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