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走红记，是谁把一个美国老头送上中国互联网神坛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姚胤米  编辑 / 金赫

没有活动会拒绝凯文·凯利。

在中国互联网圈子里，他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

六年过去了，凯文·凯利，这个长着一圈儿白色胡子的高加索“老头”，不仅见证了自己在中国地位的起伏波动，也映照出中国互联网从追逐者到引领者身份的风云巨变。

总有一些现实跑得比“先知”的预言更快，最终，脱离了这位“未来学家”的预测。

美国客人

“精力很足”。这是凯文·凯利在中国时给人留下的印象。

他长着一张标准的欧美面孔：高鼻、深目，配着一副高加索人的灰白色大胡子。就连头发也是白色的，稀稀疏疏。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

这个形象就像是早年电视广告中经常出现的“外国教授”，符合人们对一个互联网“预言家”的设定。

凯文·凯利的最近一次出现，是2016年12月9日。成都市人民南路的锦江宾馆。

这天下午，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分享了自己对于未来科技的“预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追踪技术。他身上还是那件标志性的黑色西装外套，衬衫又是浅蓝色的。

台下坐着至少1000名观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互联网人，还有提前聚集起来的书迷，高校学子以及在职MBA、EMBA就读者。

这1000人支付了188元到488元不等的票价，耳朵上戴着主办方提前准备好的耳机，同步聆听这位“互联网预言家”对于未来的预测。

凯文·凯利的状态不错。做完那场独立演讲，他还与当地一家互联网媒体创始人进行“巅峰对话”，之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为自己的书迷签名、合影。

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做了一场内容几乎相同的演讲，网上有人吐槽：“希望凯文·凯利老师换一套PPT，用了一年了。”

有人质疑他的诚意。

在搜索框中同时输入“凯文·凯利”、“活动”两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接近60万个结果。

与他同时出现的中国城市，从北京到广州、从杭州到武汉；同时出现的人名，从马化腾、张小龙、李开复等一线互联网大佬，到一些不出名的三四线互联网创业者。

2016年4月1日，凯文·凯利在广州的签赠会上。图／CFP

最夸张的一次，他在吉林与一位微商企业的美女CEO大谈“互联网+”。此后，凯文·凯利的名字便出现在那位CEO的百科名片里。

凯文·凯利第一次到中国宣传，是6年前。《失控》的出版商赵嘉敏去接机，第一次见到KK（凯文·凯利的简称）。

当时，他从到达厅出口走出来，身上的暗红色羽绒服显得有些旧，里面是普通的衬衫，裤子肥大。

他不带拉杆箱，胸前一个双肩包，背后一个双肩包，鼓鼓囊囊，换洗衣物都塞在里面。如果仔细观察他演讲时的外套，会发现上面带着细微的褶皱。

他总是显得行色匆匆。

那一波宣传活动排得很密。整整一周里，工作的时间几乎是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晚上九点，没有间歇：参观中国企业、接受媒体专访、高校演讲。但凯文·凯利应付自如。

不止一个与凯文·凯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都强调过这一点——他精力很旺盛。在中国长城、贵州大山上，这位65岁的老人总是能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大概是他能够对付高强度商业活动的秘密。仅2016年，凯文·凯利在中国共参加了12场活动。

未来预言家

没有人不喜欢凯文·凯利这样的演讲者。

他讲话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两只手臂不自觉地跟随讲话的节奏在胸前晃动，偶尔踱出几步，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向的听众。

2016年9月，凯文·凯利在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图／CFP

科技圈什么最热，他预言什么，最后总是强调：“我们仍旧处在开始的开始，未来20年最伟大的产品仍未诞生，你，为时未晚。”

PPT停留在那几个大字上：YOU ARE NOT LATE。

在中国互联网和泛互联网圈子里，凯文·凯利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

这些名头或多或少带着“先知”的意味，也让凯文·凯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导师”，扮演着从混乱的互联网市场中寻找清晰方向的关键角色。

但在美国，凯文·凯利的日常生活图景，却远离这种热闹。

他的家位于远离硅谷的大郊外，那是一个建在旧金山海滨小镇柏思域加(Pacifica）的二层小木屋。他养过几年蜜蜂，后院里有五只鸡。

木屋外雾气缭绕，木屋内的书架上堆满了书，房间里除了机器人模型之外，还摆着乐高。这位以“互联网先锋”形象出现的人物过着远离科技的生活，直到2010年《失控》在中国出版，出版商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活动，他才购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

凯文·凯利在自己的家中

每天早上，凯文·凯利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纸质的《纽约时报》。他很少上网，自嘲是“非常非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在20岁那年只身远赴亚洲开始了六、七年的“游侠”生活。

尽管凯文·凯利没在互联网公司真正工作过，但不影响他对科技的热爱和思考。

1994年，凯文·凯利的代表作《失控》在美国出版，他用了528页的篇幅，从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科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考。

这或许是一个方向。他的夫人曾是生物学的研究者。但有人对他的思想背景表示好奇：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预言又偏离《圣经》太远。他的知识显得杂乱，把许多概念嫁接在一起，并生产出很多新的概念。

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在美国的销量不温不火。但收获了一些高知名度读者的肯定。

《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这本书出版的12年后，称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智慧的一本书”。

克里斯·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前任主编，理论爱好者。而凯文·凯利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主编。这就像是同事间互相问候。

尽管获得了一些很高的评价。但没有一个是严肃的学者做出的。而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则远远超出这位“预言家”的预期。

商业运作

凯文·凯利的走红，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关键公司的关键节点。

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参与策划了凯文·凯利第一次中国行的活动方案。在他看来，KK的走红有点占据“天时地利”的意思。

《失控》在中国出版前后，《连线》杂志上一篇名为《万维网已死》的文章恰好在中国互联网圈引发热议，两个月后，他们刚好把凯文·凯利请进中国。

那是2010年。译言网联合创始人赵嘉敏脱离原公司，成立东西网的第一年。这位曾经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工作7年的工程师，试图成为中国的出版商和优质国外作者的中间人。

他需要一本不错的国外作品，作为“新长征路上”的代表。这时候，他想起一个老朋友曾经推荐的凯文·凯利。

书在美国销量不高，赵嘉敏比谁都了解这么一个“大部头”作品，想要成为畅销书很难。可他的选择不多，他在亚马逊上看到了克里斯·安德森的那条留言，成了最终下定决心做《失控》的关键促因。

与出版方最初签订的版权期是5年。出版社对于《失控》的预期并不高——能卖完首印 6000 册就不错了。

赵嘉敏说，当年与出版社的那份协议具备一定的对赌性质，如果没能达到5万册的销量，东西网只能分得比率极低的一部分版税。

翻译的进程略有曲折：最初只有一个译者，花了十个月时间，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出版几乎不可能。为了加快效率，他们招募了10位译者，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同步翻译。

图片截取自赵嘉敏的微博

但后来互联网上却开始疯传，认为是故意采用这种翻译手法，目的是为了与凯文·凯利理论主张暗合。

网上还盛传：“赵嘉敏在美国念书时，读到《失控》颇为震动、醍醐灌顶”。但赵嘉敏说，没有太多富有情怀的初衷。

《失控》出版6年后，回顾当年引入的过程，赵嘉敏的语气沉稳淡定，仿佛一切的发生都在意料之内，自然而平常。

师北宸觉得，当年中国互联网高质量信息相对较差，没有那么多大咖进来交流，而开放、共生和共享精神恰恰是当时互联网文化的主流。

那一轮宣传结束后，《失控》的销量虽然没有明显突增，大面积的媒体报道却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凯文·凯利的名字。而针对他的一场新的“商业运作”正在悄然酝酿。

那一年，互联网圈著名的“3Q”大战打响，腾讯与360的这场对抗中，受到了“垄断”的严肃指控。这一场公关大战让腾讯受伤，急需对外展示一个“开放者”的形象。

负责这件事情的腾云团队想找一位国外作家和马化腾做一场对话，聊一聊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和开放。赵嘉敏说，听到这个需求，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KK啊！

回溯凯文·凯利与中国互联网大佬的对话轨迹，2012年，他和马化腾的那一场对话是绝对的“巅峰之笔”。

合格嘉宾

赵嘉敏不止一次评价凯文·凯利是“很配合”的作者。

很多时候，主办方的话没说满，他却对提问者的用意心领神会：在与腾讯那场对话中，凯文·凯利不仅提出“垄断在互联网行业只是暂时现象”的看法，也适时地表达了对腾讯的肯定——“我觉得腾讯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马化腾在对话的最后问凯文·凯利：是否会考虑做投资？

凯文·凯利反问马化腾5年的规划之后，给出了“我会投资腾讯”的答案，并建议小公司应该“投奔”大平台做事。

马化腾（左）与凯文·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