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属于“黄种人”或“蒙古人种”，是一个国人从小耳熟能详的“常识”。
然而，这种划分，其依据并不是客观的科学成果，而是带有歧视的政治理念。
在早期中西交往史料中，来过东亚的西方旅行家，大都将中国人的肤色记为“白色”。
比如，16世纪初，葡萄牙药剂师多默·多列士写道，
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是白人，衣着考究”。
进入17世纪，由于传教受阻，欧洲人对中国人、日本人的观感大变，对他们肤色的描述，遂不再是白色，而成了多种多样的“暗色”。包括棕色、红色、黄褐色，甚至黑色。
从18世纪开始，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逐渐被统一称为“黄色”，肇始者是瑞典生物学家
林奈
。他在《自然系统》一书中，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luridus”——这是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而且，在西方传统医学当中，黄色皮肤通常被视为患有疾病的症状（比如黄疸病）。
不久，德国人类学家
布鲁门巴哈
率先使用了“黄种人”名称。他还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出了一个新种族——“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其中。
此后，西方世界对“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印象趋于定型，将其视为处于白种人和黑种人间的“中间”种族，特点为“总是处在停滞之中”“标志着与白种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在所有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①
“黄种人”与“蒙古人种”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后，迅速结合在了一起，并同匈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联系，发展出了流行一时的“黄祸论”。
近代欧洲人的所谓“黄祸”，主要针对日本人和中国人。②
将“黄祸论”推上顶峰的，是
德皇威廉二世
。他让画师绘制了一幅“黄祸图”：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范着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此画原题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图：威廉二世命人绘制的“黄祸图”
这种论调后来被一再强化，从政治领域扩散到了经济、科技领域。比如，有意见称：
“真正的黄祸，乃是中国……迟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平衡和工业平衡受到影响的那种压力”“当这一天来临时，它就可能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多去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整个亚洲。”
③
有两件事情，加重了“黄祸论”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一是1900年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二是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黄种之日本战胜白种之俄国，让西方世界大为震惊，担忧中、日联合会对白种人不利——“黄种人可以战胜白种人”，亦是这场战争胜利后，中日两国一种颇流行的舆论。
图：1900年，德国发行的渲染“黄祸论”的明信片《在中国作战》
19世纪末，种族学说及“黄祸论”在欧洲兴起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向西方学习新知识的历史时期。
他们将这些新观念全盘吸收。比如，1897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
“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黑种最下，所谓黑奴是也”。
1897年，梁启超也将西方的种族歧视学了过来，以求增强国人对黄种的信心。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胡诌了一段不靠谱的“生物学知识”，强调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先天智力是差不多的：
“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
梁还举例称：（1）日本能通过学习西方富强起来，正说明白种人能做的事情，黄种人也能做到；（2）日本人种源于中国。所以，中国也一定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富强起来。④
西方世界所宣传的“黄祸论”，也进入到了梁启超的视野。
不过，梁换了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黄祸论”其实可以视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认同，他们担忧“黄祸”，恰恰说明他们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正所谓：
“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励也。”
与梁的意见大体相似，邹容也《革命军》中，以“黄祸”激励国人：
“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
这些知识分子们断定，未来必有一场“黄白种战”，中国人须同日本人联合起来，才能战胜白种人⑤。
比如，孙中山曾言：
“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⑥
图：在“黄祸”之说流行时，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了以傅满洲为主角的系列小说，将之作为“中国人奸诈取巧的绝佳象征”。图为电影中的傅满洲形象。
与上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诉求——中日两国同属“黄种人”，应共同携手对抗白人——不同，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更希望得到所谓“白种人”的平等对待，并不愿同中国人一起居于“黄种人”之列。
比如，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说，西方人“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这种分类是错误的，其实，“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
不过，欧洲列强并不以日本的解释为意。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⑦
一战后，日本不再寻求在人种分类上向“白种人”靠拢，转而自居为“黄种人”的代表，以领导“黄种人”对抗“白种人”为新的政治口号。
1914年，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在给内阁的建议书中说：
“按世界之近况，人种竞争逐年激烈……支那人必深知四千年来未曾有受制于白人之事，若晓以情理、说服劝导，使之幡然醒悟信赖帝国，则未必不可期也。”
意思是希望以共同谋求不再“受制于白人”为突破口，促成中国接受日本的领导。
1918年，日本国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曾在公开演说中如此宣传：
“欧洲国家战后将要加紧控制中国，所以黄种人现在应该及时联合起来反对。”⑧
及至二战，
日本继续利用“同种论”，来为其侵略行为粉饰合理性。
吞并朝鲜时，日本当局声称“日韩言语人种同一”；扶植伪满、伪蒙政权时，则宣扬“日满同祖论”“日蒙同祖论”；汪伪政权建立后，继续吹嘘“黄种人联盟”的论调，宣称“中日提携是表示黄色人种不受外人欺侮”，为强化“黄种人”这一意识形态共同体，伪政权还组织民众集体观看电影《成吉思汗》。⑨
综上，“黄种人”这一概念，对中日两国民众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种“黄种人认同”的背后，并无科学依据，完全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而且屡因现实需要而随意阐释——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可以“像我们一样白”，也可以成为“黄祸论”的主角；日本人曾否认自己是“黄色人种”，声言“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也曾以“黄种人领袖”自居，试图粉饰自己在东亚谋求霸权的侵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