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的“死磕中国”政策

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其在全球范围的霸权地位，维持这一地位因此也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每当美国认为有哪一个国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方位的，那么美国必然会“死磕”那个国家，直至美国相信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无论对“体制外”的挑战者还是对“体制内”的挑战者，美国都会死磕到底。“体制外”的挑战者如苏联，美国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苏联对峙，直至苏联的解体。“体制内”的挑战者如日本、德国和法国，当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美国也不手软，把这些国家打压下去，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不同的是体制内外的打压方法方式。

对体制内的打压，美国往往手下留情，留一条“活路”给这些国家。 因为是盟友关系，被打压的那个国家往往可以在美国的体制内找到为自己说情的政治力量。例如在打压日本的问题上，美国商务部是打压的主角，但美国国务院甚至军方都可以为日本“说情”。 对体制外的打压则全然不同了，美国的打压是全方位的，毫不留情，直至彻底打倒对方为止。 尽管美国是否可以如期所愿打倒对方是未知数，但美国的“死磕”精神是可以预期的。

美国对今天中国的打压便是典型的“体制外”的打压。 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界定为有意志、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和挑战的国家。在特朗普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已经明文提出了所谓的“全政府模式”（the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全社会模式”（the whole of society approach）来应付中国——前者指政府各官僚部门之间、联邦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而后者指政府和社会部门之间、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协调。 拜登上台之后，尽管美国没有公开强调这两种方法，但并不等于美国打压中国有所缓解；恰恰相反，美国打压中国的方式变本加厉，而且更加精准了。 美国提出了三个领域的三种不同方法，即合作、竞争和对抗，在该合作的领域就合作，在该竞争的领域就竞争，在该对抗的领域就对抗。在这个方法引导下，尽管中美双方也存在着一些对话和合作的领域，但总体趋势并没有稳定下来，冲突的要素经常浮上台面。

简单地说，正如在美苏冷战期间应付苏联一样，今天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打压中国是全方位，也是全球范围内的。 通过重新组建排他性的“团团伙伙”，把中国排挤出各种区域和世界组织体系之外，例如“芯片联盟”和其他各种经济贸易联盟。通过用政治方法把中国“移除”出“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同时塑造“全球东方”的概念——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绑架在一起。通过制定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竞争，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尽管如此， 美国“死磕”中国的核心依然在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 。

美国想要“死磕”中国，这也非常容易理解。很简单，亚太地区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 不仅美国，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都必须考虑到亚太地区，甚至向这个地区转移。在过去数十年间，亚洲经济的稳步崛起是世界公认的。 今天，仅中国一国就生产了全球约35%的制成品，是美国的三倍，而日本、韩国和印度也加入了产量排名前七位的行列。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各国还出现了迅速壮大的新中产阶级消费者，推动地区贸易的激增。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得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让世界各国和更多亚洲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 所有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得亚洲的经济实力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也使得亚洲成为世界地缘经济的重心。

在亚太地区，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了优势。即使在军事上，美国也很难像过去那样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了。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军力依然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例如美国的军费远超其他所有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但是，在亚太地区则不然，因为在这个地区，中国现在拥有更多的军舰。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被视为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有更多的工厂可以在必要时随时扩大军工生产。 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的军力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质。 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全球地缘政治考量，可以专注于本区域；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把其战略重点完全从其他地区转移到本区域，那么就会造成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崩塌。

尽管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提出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的战略，但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面临难以解决的矛盾，外交政策也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一方面，美国要把战略转移到亚太；但同时，美国又难以从其他地区脱身，并且似乎也很难放弃其他地区的利益。因此， 尽管美国的政策表面上咄咄逼人，但“重返亚洲”战略从未真正实现过。

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战略的一个转折点。特朗普并不想隐瞒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的局面，假装美国还有能力主导全球事务。 因此他任总统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了二战以来最激进的变革：一方面断崖式地减少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承诺，甚至从国际组织和条约“退群”；另一方面用最剧烈的方式调整了美国的对华关系。自特朗普开始，中美关系的各个主要领域，包括经贸、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都发生了“自由落体”式的变化。

但是，对美国而言，其对华政策的这种剧烈变化又产生了新的矛盾：美国一方面想遏制和围堵中国，但同时又害怕和中国产生直接的冲突。 遏制和围堵中国是有巨大风险的，搞不好就会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方面，美国实际上是有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需要的。 在美国冷战派看来，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正式形成亚洲版“小北约”，但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那么这个“小北约”就很难形成。 因为如果没有正面的冲突，美国就很难强迫东盟国家作“选边站”的选择。 美国在南海和台海的诸多作为便有诱导中美发生冲突的意涵。 在南海和台海，一旦中美发生冲突，即使不是两国的直接冲突，也会是“代理人”式的冲突。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现在和中国的直接冲突并非美国的理性选择。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已经陷入了多个区域性冲突，包括俄乌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等，分身乏术。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表明，因为美国利益深度嵌入各个区域，要全然脱身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美国要“硬脱嵌”，那么就会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损失和声誉扫地。这一现实说明了， 如果美国能够如其所愿，把战略转移到东亚，专门应付中国，那么其在全球的利益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美国应付这一新矛盾的方式便是拜登政府近年来所施行的美国对华政策，即一方面搞遏制和围堵，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设置所谓的“护栏”政策（Guardrails）。

更为重要的是，在“护栏”政策的基础之上，美国正在改变其长远的对华策略——也就是减少和中国直面冲突的机会，而转向（正如拜登政府所宣称的）“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

美国意识到，中国毕竟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是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 美国很难再用往日应付苏联的方法来应付中国了。

当美国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不可能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打败中国，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方式。 这种新的方式至少包括如下几个调整：

第一，在大国外交方面，美国营造一种和中国“缓和”的局面。

美国意识到，如果中美公开发生冲突，那么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哪怕是美国的盟友，也很难作简单的“选边站”选择，因为这些国家都和中国具有深厚的经贸关系。因此，过于主动“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就此考量，美国强调“大国外交”和“领袖外交”的重要性。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和旧金山与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就有这个考量，即强调“护栏”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冲突管控。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来说，中国也不想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是，不能用“竞争”来简单定义中美关系，更不能用“冲突”和“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巨大外部性的一对复合关系，这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和平还是战争。 因此，中国总是从大国责任来看待中美关系的。

第二，和中国周边国家交往时，美国不再像以往那样趾高气扬，而是要放下身段了。

正如《纽约时报》（2024年6月13日）发文（Damien Cave， “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 ）称，“在这个（亚太）地区，美国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不再是‘相信我们，我们有办法’的超级大国。这里太过辽阔，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太过巨大的威胁。因此， 美国提出扮演另一种角色——军事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热心队友”。

早在2023年9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实力与目标》的讲话，他呼吁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更加谦卑，以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全球防务会议（即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直白地说，“过去，我们的专家会谈论印太地区安全的轴辐式模式”，但“今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美国的“放下身段”很明显地表现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的行为上。无论从美方发言的语调还是其他方面，美国比往年都“低调”。当然， 这并 不在任何意义上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相反，美国把往日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委托”给美国在本区域甚至区域外的盟友或者国家来做。菲律宾和乌克兰领导人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美国的“低调”也包括容许和容忍对方国家做“违背”美国价值观的事情。 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 在印太框架内，一方面，美国深化和印度的防务关系。 在2023年印度总理莫迪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一项以战略防御和技术为重点的协议。美国也答应印度进行联合生产战斗机发动机，这是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技术。白宫在美印声明中强调，两国共同投资从核能到微芯片等所有领域，这种“从海洋到星际”的合作关系“会触及人类事业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美国不得不压低了自己对印度民主倒退的担忧。 为了和印度的合作，美国官员改变了以往的高傲态度，更多地谈到了美国和印度两国民主制度中的共同之处，而避而不谈对印度政府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压制异见的担忧。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低调地”武装中国周边国家。

美国不再实施过去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控制、为这些国家“作主”的霸道做法，而是最大限度上地给予这些国家自主的空间。 只要这些国家进行对中国不利的事情，美国都会全力支持；进而，美国更主动地帮助这些国家实行对中国不利的政策。 这一政策取向尤其表现在美国对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政策上。 美国的举动使人眼花缭乱：首次与澳大利亚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邀请韩国参与核武器规划；与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发动机；与日本合作增加进攻打击能力，提供战斧导弹给日本；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给越南；与一些小的太平洋岛国分担海上监视任务；为地理位置优越的岛国帕劳改进跑道。

不仅如此，美国官员还在幕后与美国的合作伙伴测试新的安全通信系统。美国和盟友签署协议，与他们共同生产火炮，并确保在发生冲突时能从亚太地区各处的医院获取血液供应。他们还在以更广泛的方式与更多国家进行训练。目前在大型多国军事演习和小型项目中，可以看到美国放低身段的端倪，前一种是让其他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的例子包括2023年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成立的太平洋融合中心，这一中心专门收集和分析中国海上行动（包括非法捕鱼）的数据，它一开始是美国的行动，直到当地合作伙伴要求发挥作用，美国官员便退让并让他们参与进来。

实际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为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美国在作战争准备了。

第四，改变联盟的传统运作方式，促成联盟向“集体安全”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