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野蛮、嗜血的动物，会为一个词语、一个符号而大打出手”，当谈到爱国主义时《旁观者》报这么写道。确实，就在不久之前，谈及宗教问题时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他们。爱国主义便是政治中的宗教。正如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与爱国主义是影响广大民众的主要道德因素，“可以说，这两种因素单独的变化与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的整个道德史。”
但是，足以使得宗教发生改变的普遍进步，会单单对爱国主义不起作用吗；在更为复杂的宗教教义和信仰领域发生的理性化与人文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就无法出现吗？实现宗教宽容所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任何困难都更为艰巨。而当时与现在何其类似，人们出于真正的无私奉献精神来捍卫旧秩序；当时这种精神被称为宗教狂热；现在则叫作爱国主义。过去最优秀的宗教审判官们都真诚无私且一心一意，正如同今天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法国的民族主义者、英国的军国主义者中最优秀的那群人一样。而当时和现在一样，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在他们的眼里反而是一种危险的堕落，是信仰的崩坏，是在破坏维系着这个社会的重要环节。当时就如同今天一样，旧秩序将其信仰寄托在有形的保护手段上——我指的正是武力手段。天主教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保护自身免于新教徒的危险阴谋，而在他们的眼中这不仅仅是在维护社会与政治安全，同时也是在保护未出生的数百万人的永恒的救赎。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防卫手段，并且天主教和新教最后也都认识到，人的正确观念这种无形的东西，比任何人们能够设计用来监禁、折磨、施火刑的精巧机械，更能够保证双方的安全与和平。同样地，爱国主义者们最终也会明白，比无畏号战列舰更加有力的，是他们自己和潜在的敌人都认识到，征服与武力统治并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而我所提到的那一百年代表着欧洲思想进步中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一时期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演变，以至于人的思想与本性都好像发生了变化。而那是连报纸都不曾存在的一百年——在那个时代，书籍也极其稀少，一本书从马德里传到伦敦要花上一整代人的时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蒸汽印刷机，没有铁路，没有电报，没有任何机器能像今天一样，让欧洲的千百万人在第二天早晨就能读到美国政治家前一天的公开演讲。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在十个月内传播思想的方式，比当时一个世纪能够做的还要多。
在世界运转得那样缓慢时，一两代人的时间便足以转变欧洲的宗教思想。那么在一切都如此迅速的今天，在一代或者半代人的时间里转变人们的政治思想，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难道是人们改变政治观点的意愿不如改变宗教观点的意愿吗？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发现，一些政党在推行，或者至少在默许十年前他们极力反对的政策。这些事实难道表明了，我们所讨论的政治，相比之下在某些方面更不适应变化与发展——不受到新思想的任何影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