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996福报”，“打工人”，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无论是郑爽代孕，还是PDD员工猝死，人们争相发表对资本贪婪嗜血的控诉。本公众号文章《
996打工人猝死，你是否想起了马克思？
》对此也进行了探讨。
不知道大家是否想到，既然金融资本如此贪婪嗜血，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彻底消灭之？我国建国初期基本消灭了金融资本，为何又半途而废，重新“引狼入室”，把已被灭绝的金融资本又请回来？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正是由于资本的贪婪嗜血，才能够让技术创新持续涌现，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
上述这段话，是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系教授乔治亚·克拉克（
Gregory Clark
）所做的一个著名论断。
为什
么这么说呢
？
从宏观方面
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
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
上升。
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
类
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
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按照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同期，西欧国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从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长到1820年时的1204美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也大致如此。而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由此足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既然没有实现财富增长，那他们都在折腾啥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社会生产依靠人的体力，基本是人口的函数，并受到土地总量的制约。因此，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模式”，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使接下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会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导致战争的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在这个周期中循环。
这在中国被称为“王朝周期律”，实际上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规律。
要想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必须依赖技术创新，快速提升生产力。但是任何重大技术创新，在其初始阶段都存在一段脆弱期：
新技术的力量尚不强大，但是对原有的利益结构又会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很容易被既得利益群体联合起来，将其扼杀在襁褓中，这就是“创新者窘境”。
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被认为是同时带动八个纱锭的“珍妮纺纱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早在元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水力纺纱机的雏形，是人力纺纱效率的三十多倍。但是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继续改进和推广，反而在明清时期销声匿迹，因为纺纱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会导致大量纺纱工下岗失业。
如何才能走出创新者窘境？
中国从宋元再到明清，折腾了几百年也没有突破这一屏障，被牢牢锁死在农业时代。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对于马克思的这句著名论断，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残忍一面的控诉，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根源也在这一点。
社会进步根本上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存在难以突破的“创新者窘境”，在人类缺乏顶层认知，做好愿意忍受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痛苦的准备之前，唯有依靠嗜血的资本才能突破这一关键屏障。
与珍妮纺纱机几乎同时，德意志也出现了类似的多锭纺纱的机器，但是这位倒霉的发明人最终被纺纱工会民主表决，扔到河里淹死了，原因是他的发明将严重危害大家的生计，这个人一定是魔鬼的代言人。即使是发明珍妮纺纱机的英国发明家哈格里夫斯，并没有立即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反而被愤怒的邻居们一把火烧掉了他家的屋子，并把他们一家赶出了世代生活的小镇，理由也是类似。如果不是后来他后来历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愿意投资他的风险投资家，哈格里夫斯可能就此含恨而终，工业革命也无从谈起。
即使是科技创新意识已经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今天，类似的事情依然屡见不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简单重复劳动将被机器代替，许多人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限制人工智能发展的声音此起彼伏。尽管大家都已经亲身享受了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但是当牵涉到切身利益，仍然是“屁股决定脑袋”。
在尚未走出宗教控制的欧洲，也只有依靠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才能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恐惧。
上一篇说到，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共济会国际金融资本与英国本土长期培育的工业基础相结合，实体经济中涌现的创新之火被浇上金融资本赋予的利益之油，从而突破了“创新者窘境”，一发而不可收。
本公众号连载的整个英国史，实际上都在讲述英国作为一个边陲岛国，如何通过数百年的漫长发展，一步步走上制造业发展的道路；之前又通过几章的篇幅，简要回顾了共济会的历史，下面我们就看看光荣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荷兰共济会和英国的辉格党能够相互走进，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法国路易十四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的地缘战略需要搞离岸制衡，要遏制强大的法国，荷兰金融资本与法国王权是天然死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于是英荷需要抱团对付法国；
其二，英国国王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辉格党一直谋求夺取政治权力，荷兰金融家族要寄居英国，为保证金融资本的安全性，也必须把王权关在笼子里，在限制王权的方面两者也是一拍即合；
其三，英国无论是战争还是实业都渴望金融资本的支持，而荷兰则拥有充裕的金融资本，英国也是他们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投资目的地，两者存在利益的结合。
英国和荷兰拥有共同的敌人以及共同的利益，简直就是天造地设干柴烈火的一对痴男怨女啊，不勾搭到一起反倒不正常了！
如果较为大胆地推测，一部分荷兰金融家族从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期就开始布局。连续两次英荷战争已经让他们不胜其烦，英国也算是个风水宝地，干脆渗透进去控制英国算了。
1666年的伦敦大火很可能
是一场人为纵火
，
这么严重的大火
，相当长时间
没有人组织救火，（中上阶层
）
伤亡人数又出奇地少，本身就透着诡异
。
更反常的是，火灾之后不到一个月重建方案就出来了，而且提出方案的雷恩爵士正是一名共济会员。
与雷恩交好，
后来出任皇家学会会长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他那本著名的日记里是这么记载的：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睡衣，走到窗前观看，以为失火地点在最远处的马克基的后面，尔后又上床蒙头大睡。
”
大
火后的谣言造势来得又这么迅猛，辉格党针对天主教阴谋的造势活动就是夺权的舆论准备，从这一年起，英国的反天主教氛围越演越烈，后面发生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
较为谨慎地推测，1666年伦敦大火是偶然事件，随后的“天主教阴谋论”也是自发形成的，只不过被辉格党人利用作为夺权的工具。但最迟到法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672年，一部分荷兰金融家族认识到荷兰已是危墙之下不可久留，于是与海外的兄弟们辉格党人建立了联系，彼此结成命运共同体，并开始了向英国渗透的过程。辉格党也就成为荷兰人的带路党，对于他们来说，在不影响本方掌权的情况下，能把国家卖个好价钱，干嘛不卖呢？
辉格党人和阿拉伯之春以及乌克兰颜色革命中那些自由派带路党心态极为类似，但是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因为荷兰金融家族急需英国作为容身之地，而不是作为殖民地进行压榨，到时候大家都是自己人，辉格党人从国王的臣民一跃变成国家的主人，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错过了，那可真是追悔莫及！
客观地说，辉格党确实是英国崛起的大功臣，这种“带路党”成为国家英雄的机会，在历史上有且仅有这一次。其他自由派带路党不是成为炮灰，就是成为卖国贼。区别在于，光荣革命的背后，是国际金融资本抛弃原来寄生的壳，要找一个新壳，而其他只是对目标国进行金融殖民。
对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来说，他的目标是获取英国的资源来打击法国，保卫荷兰，因此他与共济会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荷兰金融寡头中，当时具有如此战略胸襟的只有一部分目光远大之士，例如坚决支持威廉三世的加斯帕·菲格与安东尼·海因斯，其他荷兰金融寡头仍然在忙于政治内斗，恢复战前的荷兰政治生态，排斥奥兰治派的势力。
不过
了1685年，随着詹姆斯二世上台以及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表明新的大陆战争正在酝酿之中，逃离危险的荷兰寻找更安全之所，成为荷兰金融资本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荷兰共济会基本形成了共识：还是去英国鸠占鹊巢另起炉灶吧，荷兰这地方太不安全了！
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中如此评价，“全国到处窃窃私语，神秘的人物来去无踪”。
温斯顿·丘吉尔的祖先
约翰·丘吉尔，正是这些神秘人物密谋的枢纽。
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1650年5月26日－1722年6月16日，为了与他那著名的以下简称为老丘吉尔）是十八世纪初英国最有权势和最有钱的男人。
在英国军事史上，老丘吉尔与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stViscount Nelson，1805年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Wellington，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英军指挥官）鼎足齐名，被看作是伟大的英国民族英雄。
英国民族英雄的含义，就是用生命与法国死磕的男人。在这三大猛男中，老丘吉尔当仁不让排在首位，几乎可以说，他用一己之力，终结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野心。辉格党史家屈勒味林（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又译作：崔伟林）给予老丘吉尔至高的评价，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外交天份，比作是威灵顿与外交大臣卡苏里的综合体。
共济会去英国是要去当主人，
而不
是成
为待
宰的羔羊，当年在法国接受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因此要进入英国，首先要进行夺权活动。
第一轮尝试就是1678年的“教皇党阴谋”，通过这个无中生有捏造的谣言，辉格党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
这一轮攻势使得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下台，而约克公爵詹姆斯带着老丘吉尔
跑到荷兰。
金融资本家为了确保“出荷兰记”万无一失，进行了多方下注。如果辉格党夺权失败，詹姆斯是王位继承人，老丘吉尔是詹姆斯最信任的心腹，如果想从詹姆斯手中夺权，攻克了老丘吉尔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
老丘吉尔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面对实力极为惊人的共济会金融家族的极力拉拢，他在一番审时度势之后欣然应允，得以进入荷兰共济会高层。
在老丘吉尔1682年返回荷兰之前，他与荷兰金融家族及威廉三世之间，达成了给荷兰人带路的约定，而荷兰人也许下让其立下不世伟业，保他及其子孙永享荣华富贵的承诺。
英国辉格党和荷兰金融家族虽然大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但具体实现方式存在差别，辉格党希望让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上位，这样国王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而荷兰人自然希望是威廉三世上位。辉格党占东道之利，首先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辉格党人纸上谈兵可以，但实际操作基本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党阴谋”最终砸了自己的脚，“莱伊住宅”刺杀案以及蒙默思叛乱更是输得一败涂地，辉格党在民间已经声名狼藉，党魁沙夫兹伯里伯爵客死荷兰，辉格党首席智囊约翰·洛克也只能躲在荷兰写写文章。
1688年春，托利党和辉格党高层邀请威廉三世进军英格兰。威廉回答道，如果他在适当的时机接到英国主要政治家的正式请求，他就出兵英国。到五月底，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策划了全国性的叛乱阴谋，制定出详细的计划。
直到此时，在老丘吉尔的战略忽悠之下，国王詹姆斯二世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他确信自己拥有忠心耿耿的手下，大批装备优良的正规军，还有战无不胜的海军，信奉天主教的可靠总督为他控制着重要港口和武库。然而，真正掌握这一切的其实不是他，而是老丘吉尔。
老丘吉尔与从丹吉尔撤回的上校柯克和特里劳尼、统领禁卫军的克拉夫顿公爵、奥蒙德公爵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军官早已结成了密谋集团。在老丘吉尔的蒙蔽之下，詹姆斯没有看到，在荷兰人抛出的大笔金钱以及反复游说之下，原来斗争不休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高层已经携起手来，准备共举大事。就连原先被辉格党斗倒差点丢了性命的丹比伯爵，在被詹姆斯二世释放后，不仅没有感激国王，反而与曾经的政敌站在一起反对国王，不得不让人感叹金钱的强大魔力。
老丘吉尔是如何成为詹姆斯二世的心腹？他又为什么会与詹姆斯二世的敌人勾结在一起？
丘吉尔家族有史可考的起源，是从老丘吉尔的祖父（名字也叫约翰·丘吉尔）那一辈开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铁杆保王派，因为父亲温斯顿·丘吉尔（与他的后代那个著名的英国首相重名）在内战中为国王查理一世作战，保王党失败后，丘吉尔家族也就跟着“成王败寇”，失去了赖以维生的地产，因此家道败落。
老丘吉尔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任何封建贵族的忠诚，养成了爱财如命的秉性、对金钱与名利的贪婪欲望以及不择手段力争上游的野心。
他的吝啬相当有名，即使贵为公爵以及英军统帅之后，仍然总是去部下将领那里用晚餐和社交，但是从来也不回请别人，这是从小蹭饭占小便宜留下的后遗症。
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凭借着父亲与王室的密切关系，老丘吉尔的姐姐阿拉贝拉在约克公爵夫人身边找了个差事，借机勾搭上约克公爵成为其情妇，生了私生子菲茨·詹姆斯（这个私生子在历史上很有名，后来成为法国元帅，指挥法军在1734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赢得胜利，而自己战死沙场）。依靠姐姐与约克公爵的裙带关系，老丘吉尔身为小舅子获得姐夫约克公爵的提携，在1667年当上查理二世身边的王家卫士。
王家卫士在普通人心中已经是难得的美差，但是在老丘吉尔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作为二十岁不到的“小鲜肉”，老丘吉尔四处进行钻营活动，不惜施展“美男计”，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表和年轻的身体，取悦有权有势的宫廷贵妇，甚至搭上了查理二世当时的头号情妇芭芭拉。
芭芭拉在1672年生下的女儿芭芭拉·菲兹萝，公认是约翰·丘吉尔的私生女，老丘吉尔这个小白脸也从芭芭拉身上，取得一共五千英镑的巨额“包养费”。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
1675年查理二世下令兴建英国皇家天文台（即现在的格林尼治天文台），预算是500英镑。也就是说，老丘吉尔从一个贵妇的床上，就挣到了修十座天文台的钱！
在天文台里苦哈哈看星星搞科研的理工老处男牛顿，如果得知这一情况，不知会做何感想（牛顿由于性格羞涩，不懂如何撩妹，终身未婚）。
要说老丘吉尔也是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给国王戴绿帽，这要换成别的国王（比如亨利八世），早就被咔嚓了。但查理二世偏偏是个与众不同的国王，他不仅热衷于偷情，还有NTR情结（NTR来自日语“寝取られ”（Ne To Ra Re），指的是“自己喜欢的异性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自己却感到兴奋”的嗜好）。在得知老丘吉尔上了自己情妇的床，查理二世反而更加赏识这个“同道中人”。
在英国，有个流传很广的老丘吉尔的风流韵事：查理二世有次跑去芭芭拉的住处幽会时，正与芭芭拉偷情的老丘吉尔听见外面的动静，立刻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躲进衣柜中，但很快被偷情经验老道的查理发现了蛛丝马迹（估计他自己也没少躲别人家的衣柜）。
当丘吉尔跪在国王的脚边祈求原谅时，查理宽大地对他说：“你是个无赖，但我原谅你，因为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讨生活。”
在王政复辟时代道德败坏、好色亵教的风气下，老丘吉尔与国王共用情妇，姐姐成为王位继承者詹姆斯的情妇，凭借双重裙带关系以及自己英俊的外表，他获得王室和上流社会的青睐，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不少嫉妒之人的闲言碎语。
如果仅止于此，老丘吉尔不过就是那个荒诞时代众多浪荡子中的一个而已，他的牛逼之处在于，不仅在交际场合以及贵妇的床上倍受欢迎，在战场上也能一展雄风。
老丘吉尔在1672年随同约克公爵参与第三次英荷战争，以作战英勇而获得称赞，进一步获得后者的赏识与提拔；在法荷战争时加入法国军队作战，接受法国军事天才蒂雷纳元帅指挥，并从中学习蒂雷纳优秀的作战技巧。此时他逐渐展现出促使他未来成功的种种特质，诸如出众的个人魅力、恭维技巧、游说能力，远超常人的见风使舵、虚伪狡诈和卑鄙无耻；当然最重要的，是冷静敏锐的战略能力。这些特质最终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事天才和第一流的政客。
法王路易十四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但是却被老丘吉尔的那些风流韵事看轻了他，打消了招揽的念头，从而错过了将一生大敌录为己用的机会。
1677年，27岁的老丘吉尔与年仅17岁的萨拉·詹宁斯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这则婚姻忤逆了父亲温斯顿·丘吉尔的心愿，他本来指望儿子迎娶一个贵妇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没想到居然娶了一个身份卑微的侍女。
事后证明，萨拉对老丘吉尔未来事业的辅助，远超英国任何一个贵妇。实际上，这次婚姻是老丘吉尔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投机，并对老丘吉尔未来的前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不是女王胜似女王，萨拉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夺取霸主地位之战“七年战争”的领导者老皮特，正是由她一手提拔）
萨拉身份虽然是侍女，但同时是约克公爵次女安妮公主的亲密好友，被约克公爵视作自己的养女，这一婚事进一步强化了丘吉尔与老上司约克公爵一家的亲密联系（婚礼很可能就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家宅中）。
至此，詹姆斯已经将老丘吉尔视作己出，是最为信赖最可靠的心腹。
萨拉除了是安妮公主的闺中密友（据传闻她们也是同性恋伴侣），也是公主最有影响力的顾问。安妮公主和萨拉的关系，就相当于相当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与其闺蜜崔顺实的关系。威廉三世在1702年意外身亡，安妮登基为女王，英国也就进入闺蜜干政的时代，丘吉尔夫妇几乎把持了英国朝政。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安妮女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拉的摆布。
1678年，老丘吉尔受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的派遣，赴荷兰与威廉三世共商英荷结盟事宜。丘吉尔于此次出访中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才干，他的谈判技巧与翩翩风范，给威廉三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结下了良好的男人间的“友谊”。
威廉三世与老丘吉尔同岁，威廉三世是个历史上有名的同性恋国王，老丘吉尔又是个臭不要脸的“妖艳贱货”，所以嘛，俩人的关系大家懂的。
1678年老丘吉尔刚满28岁，他已经与英国和荷兰的主要头面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荷兰共济会金融寡头们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实现将金融资本转移到英国，显然要将老丘吉尔这个八面玲珑的青年才俊视作关键人物而大加拉拢。在老丘吉尔看来，这些荷兰金融寡头都是富可敌国的大人物，对他们的拉拢自然是求之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