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马云的“湖畔大学”之后，王健林的“万达滑铁卢”逐渐成为大众眼里的热门词汇。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再次成为让大家耳红眼热的词汇。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商人特别是平民商人，堪称这个世界最有趣的群体。
一方面，历史上很多时候，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最能干、最有眼见的群体。
实际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并不是身为朝廷大员和著名士大夫的林则徐，而是中国的平民外贸商人们。
早在1830年，中国平民商人伍秉鉴（死于1843年）就已经成为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相当多的英国强人对他唯命是从，仰息而活；随后，他又投资了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的铁路，这使得他成为美国铁路业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他庞大的船队往来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在西方家喻户晓；而且，他还是美国钢铁大亨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的义父和资助者，这个财富之国多个银行的大股东。
伍秉鉴被美国称为商界教父，这一名号不仅仅源于他的财富，而且是因为他对西方的产业认知和商业运作是顶尖的——远远超出了其他东方人的想象。
伍秉鉴并不是一个特例，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常年与英国做生意的平民商人潘世荣为了运输方便，就开始仿造西方的商船甚至战船。面对潘世荣的捐赠，道光帝曾经在圣旨中叹道，“广东曾捐造大船一只，颇能驾驶出洋”。
如果将历史的脚步继续延伸，就会发现，即便在明末时期，中国的平民商人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交流过程中，也远比朝廷甚至士大夫来得深入，明末的平民海商为了与西方人更好地进行贸易，大多精通洋务，见识广博。
草根出身的海商头子刘香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的竞争对手郑芝龙则精通日本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这些商人不仅仅大量制作使用最精良的火枪和舰船与西方对抗争地盘，更懂得海外贸易的真正好处，而且还不断迁移大陆汉人进军台湾，事实上，这些武装商人就是中国17世纪的的皮萨罗和科尔特斯。
同样，在今天的中国，最厉害的精英群体恰恰是中国的平民商人，他们创建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生产体。在北美，中国企业家将美国中部的诸多工业城市变成了铁锈带甚至鬼城；在欧洲，他们的企业则将相当多的西方老牌同行压迫到濒死的边缘；而腾讯和阿里巴巴，则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中国的平民商人在外界眼里，无疑是能干且值得敬畏的群体。在今天的西方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伍秉鉴、刘香和郑芝龙的研究，要远比中国自己来得详细。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平民商人具有相当的才干和见识，但他们却很难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
在明清时期，平民商人是中国社会主要阶层中最令人不齿的存在，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居于最末。在朝廷眼里，平民富商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缺乏忠诚，是极不可靠的人群；在民众眼里，平民商人为富不仁，不重人情，所谓“商人重利轻离别”，即是如此。
因此，在中国，平民超级富豪从来就是一个既受猜忌又被嫉妒的群体，他们既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也无法获得民众的理解，这是一个几乎完全中空的阶层，如同一个条肥香柔嫩却没有外壳保护的大虾，其处境可谓相当尴尬甚至艰难——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平民超级富商的财产能够实现多代传承。
“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
——朱元璋的皇后马氏认为，在中国，一个普通人的财产超过国家，就会有灾祸发生
元末明初的大豪商沈万三，为了能够取得朝廷的欢心，可谓下了血本，据《云焦馆纪谈》记载，沈万三曾经主动出资帮朱元璋修长城和南京城，为了给皇帝分忧，他甚至决心出资百万犒赏军队，结果却引来朱元璋的猜忌，被发配充军，财产
半数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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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的海商汪直很早就意识到海外贸易的好处，他深知西洋技术的厉害，以及贸易交流的必要性。不过这些海商则往往被大明朝廷视为亟需剿灭的海寇
伍秉鉴曾表示愿意把80%的财产捐给清廷，只求清廷允许他安享剩余20%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
至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伍秉鉴和他的儿子伍崇曜，则紧步先辈的后尘，在中英贸易战争中被林则徐等清廷官员和士大夫们视为国贼的同时，也被被普通老百姓当做汉奸和贪商而敌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伍家多次被清廷勒令交钱，以应对朝廷所需，家道的衰败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具相当才干和见识的群体之一，但却很难有良好的结局，因为朝廷不信任他们，士大夫轻视他们，百姓嫉妒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