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走向经济学的经济史──基于美国经济史学界的考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济史属于历史学，还是经济学？在当今美国经济史学界，从专业实践、培养方式上看，经济史更像经济学而非历史学。波士顿大学教授Robert A. Margo于2017年6月发表的“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into Economics”一文，使用了两类证据来说明这一现象。一是经济史、经济学杂志中文章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语言，二是学者拿到博士学位后第一个十年发表的论著。

作者发现，二战后经济史逐步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学者更倾向在经济学而非经济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但经济史的变化节奏比劳动经济学稍慢。

作者首先利用Google Scholar，检索关键词regression、logit、probit、maximum likelihood、cofficient、standard error等，来统计杂志中的计量经济语言，包括《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简称JEH）、《经济史探索》（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简称EEH），劳动经济学杂志《工业与劳动关系评论》（th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简称ILRR）、《人力资源杂志》（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简称JHR），以及“前五”的综合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简称AER）。

作者发现，在过去的年份中，五种杂志中的计量经济学语言显著增加，且经济史文章的数量（如AER）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尤其是劳动经济学杂志（如ILRR、JHR）上的文章。1950年代早期，在ILRR和JEH上只有极少数或没有计量经济学语言，与AER杂志有很大差距。1950年代早期到1960年代中期，AER杂志上的计量经济学语言大幅增加，随后趋平。1970年代中叶，ILRR赶上了AER， JHR（开始发行于1960年代中叶）在计量经济学的使用方面很快超过了AER。

第二种数据是学者（经济史家、劳动经济学家）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第一个十年发表的著述，包括专著和论文。作者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学者的网上简历或由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保存的档案。学者们的著述分布在三类杂志上，分别是经济学杂志，如AER和JHR；经济史杂志，如EEH或JEH；以及“其他”杂志，如《历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s）、《农业史》（Agricultural History）。

具体而言，作者选取了两个样本。第一个由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著名”经济史家组成。他们在1952-2009年间被授予博士学位，包括美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EHA）的主席，JEH或EEH的编辑，计量历史学会的成员，在“前十”的经济学系任职的学者，等等。 

第二个是由EHA的年度学位论文会议的“召集人”组成。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EHA每年邀请新的博士在会议上简单介绍他们的研究。他们会在两个小组（美国经济史领域、非美国经济史领域）内，由两位召集人分别评选出两篇最优学位论文。几乎每位召集人都会在《经济史杂志》发表对最优论文的评论，据此便可以搜集到召集人的著述信息。

 作者发现，在长时期内，上述经济学家发表在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增加，包括在“前五”的经济学杂志AER上。这类群体中，论文总产量大体上是恒定的，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数增加与经济史和其他社会科学论著的减少抵销了。这一趋势存在于1980、1990年代的博士群体中，但对于2000年之后获得博士学位的群体而言，则出现了结构性断裂。

为了解释经济史融入经济学的趋势，作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考虑的要素包括初始条件、劳动市场结构，以及筛选机制等。

第一，初始条件大约在1950年代中叶发挥作用。首先，美国没有单独的经济史系，经济史家或在历史系，或在经济学系。而随着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其内部出现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历史发展证据的需求，可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为增长理论提供事实基础。

第二，劳动市场结构是指学术劳动市场“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s）的模式。学者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分别是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助理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拿到教职的学者训练年轻学者（junior scholars），同时在任期和晋升方面对后进学者进行评价。而年轻学者必须使年长的学者相信他们具有优势，以便获得任职。作者认为，评价年轻学者是一种动态平衡，由学科领域内和领域外资深学者的互动组成，综合考虑年轻学者的专著或论文状况。

第三，筛选机制。二战前，经济学已经开始转向分析和定量，而在计量史学革命的早些年，博士训练的学科差异不如后来那么大。同样地，历史学短暂热衷于社会科学方法，但1970年代中叶后便很快放弃计量方法。而如今，能够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都需要掌握数学和统计学知识。

最后，还有来自终身教员的需求。比如，为了测试一种长时段的GNP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使用计量历史方法，这就引导处于第二阶段的学者学会“包装”自己的研究，同时吸引年长的经济史家和经济学家。随着这一模式的持续，在经济史系任职的经济史家的论文内容和格式，会变得和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论文内容和格式更相近。

随着计量史学的发展，计量史家若要取得认同、获得成功，须努力满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规范，必须出版专著、发表文章，学一两门外国语，定期翻阅档案，等等。而计量史学要求的不仅是历史学加回归分析，或利用质量数据进行经济学研究，他们还需研究和记录经济学理论未涉及的增长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这两种动机的影响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都很强，但随着早期计量史家走下舞台，这种影响在2000年后就变弱了。

经济史融入经济学为经济史家带来了诸多好处——岗位、较高薪资和良好工作环境。在可见的未来，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结合Romer（1994）的研究，作者认为，此种趋势发展到最后，经济史或许不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经济学家持久关注的历史话题，将成为各领域的重要部分，但是其他不那么受关注的话题则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课程中消失，经济史方面的通识课程也会消失，而这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可能是更坏的结果。

作者进一步反思，经济史未来会走向何处。Romer（1994），在Fogel和North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挑衅性的质问经济史是否可能走向“结束”。作者认为，经济学需要经济史。由于经济学只有试验性和观察性两种实证证据，但这些实证证据几乎无法适用于经济学所有领域，因此必须使用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观察性数据；而经济史的本质就在于将语境放在中心，这也是其对经济学的基本贡献。

简言之，作者认为，经济史融入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由于量化研究需求的冲击以及制度环境让经济史学者不得不融入经济学，同时也有强烈的经济动机促使其融入经济学。作者相信这种融合对于经济史和经济学来说都是让人满意的，但融合也是有代价的。随着经济史融入经济学，经济史家会进一步关注和探究经济学各领域的历史纬度话题。当经济学变得更加技术性时，这种趋势增强了。个人从融入经济学的大趋势中获益，但经济史家在更广阔的讨论中却丧失了影响力。

经济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史，而不是研究经济体的产业组织的历史演化。因此，许多演化过程是鲜为人知或难以为人们所理解的。作者指出，经济史家可能在做经济体的经济史方面更具有优势。

借鉴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历史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如果挖掘原始资料，对已有的统计数据进行细致鉴别，关注历史语境，以做出科学的分析，自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成果。大数据时代和人工智能给经济史研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智者见泉，愚者见石。唯有学人保持开放的学术视野，不懈探索努力，那么未来的经济史学必然大放异彩！

文章来源：Robert A. Margo,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into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538,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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