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线与地理的纬线交织，筑起我们共同的记忆城池。站在景山公园万春亭远眺，北观庄严肃穆的钟鼓楼，南俯气势恢宏的紫禁城，一砖一瓦在斗转星移间褪去了妍丽，在风吹雨打中见证了世事，在朝露夕颜中晕染了悲欢。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处处彰显层次丰富、宽广深邃的中国文化意涵。
一、“择中而居”的安全与王朝心理
人，是喜欢群居的物种。从天然岩洞走出来后，人类发现可以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在中间位置向地下挖出一部分空间，地上以木头做顶，搭建嵌入土里、相对封闭的木屋，防风防雨且透光，舒适度远胜于潮湿黑暗的洞穴，多个木屋彼此呼应，还可有效抵抗野兽的侵袭，这就是半穴式时代的理想栖居。
荀子在《大略》提到：“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先秦时期，物质、思想、技术有了质的跃升，更加注重礼仪教化，地下木屋或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安全和权力象征的需求，于是以木为架，草、泥为辅，开始筑殿修宫。考古发现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宫城即处于居中位置。汉、唐、宋，严格遵循这一礼仪规制，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建构了更加规整、肃穆的宫殿群落，将中央、中枢之意体现得淋漓尽致。
直至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汴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并将都城选址燕京。这与金朝“燕京乃天地之中”观点相一致，从北方少数民族更加辽阔和宏大的疆域视角看，统治中心就在燕京。元朝定都后，一代名臣刘秉忠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引，对都城进行了营建规划设计。首先是使用测量技术确定中心位置，修建宫城，并延北建钟楼、筑鼓楼，呈现出初期的北京中轴线。明朝统一全国后，北方边患严重。明永乐年间，考虑到军事要塞至关重要，“天子守国门”，明朝首都自南京迁都燕京，中轴线随之东移，宫城略有调整，城墙北缩南移，更加偏向城市地理轴线居中位置，据此形成了7.8 km的中轴线。清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在中轴线上增修建筑，以建筑之形在对外交往中更加强调王权。
总体来讲，元、明、清时期，虽然中轴线上的各个建筑功能、用途不同，但基本都能看到体现王权至上的符号，在封建时代通过建筑布局的语言彰显着皇家威仪。
二、“壮美秩序”的规划与建筑审美
《周礼·考工记》对都城营建有清晰、严谨的量化指标，“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非常强调工整、对称，按此建造的元大都在视觉上具有平和的美感。尤其将湖泊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中，整个取景有了灵动之境，注入生机。
明、清的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依次经过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连通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屏障，全长7.8 km，梁思成先生称其为“北京的脊梁”。古代中国没有“中轴线”的提法，“北京中轴线”概念最早即由梁思成提出。作为中国古建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将北京中轴线称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梁思成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由外至内描绘了一路的景象，横向有对称的天坛和先农坛，竖向有直行无碍的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一起一伏，灵动地跳跃着；由太和殿、神武门直至景山，重心起起落落，最后才是稳重的钟楼，安定、德胜二门划下这趟旅程的终点。梁思成情不自禁赞美道：“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无论从横、纵、俯哪个视角来看，北京中轴线展示的规划理念和建筑营造，都极大彰显了庄严、对称，从井然秩序中投射出礼仪的一丝不苟。
三、“允执厥中”的为人与处世哲学
故宫前朝三大殿分别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和”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路径、方法，“太和”及“保和”是目标、境界。中和殿高悬一块由乾隆手书匾额—“允执厥中”，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舜传给禹的十六字心法，是儒家中庸之道。前两句层层相叠“人心危险叵测、道心幽深难明”，急促直转“只有精心一意”，振聋发聩“诚恳地秉执正道，才能治理好国家”，允、执、厥，反复升腾后方可至“中”，末四字乃儒家的核心，是真正的君子之道、王道。
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进行阐释，他认为“夫圣人之学，心学也”。人心是杂念邪念交织，“伪之端矣”，是危险的；道心是率性本真但难达到的，“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他更多强调要“惟精惟一”，就是“一于道心而不息”，简要概括就是“专一”，最后的结果自然导向“允执厥中”。
执中之道，也是古代中国人处世为人的重要原则。现在人们脱口而出的“中庸之道”，其实就是“执中安和”之道—“执中之道、和合之理”。《中庸》强调，“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既是统治者的修养心法，也是中国人的处事方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执中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强调个体堂正做人，做对国家、社会有用之人。
故宫三大殿全景图（摄影：唐海滨）
四、“天人合一”的生命与宇宙观念
古代中国人对星宿有着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天上星垣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等星座，三垣即太微、天市、紫微星。紫微星就是北斗星，处于居中位置，群星拱卫，地位超凡。所以遥想天帝居住的地方，当仁不让就是天的中央—北极星的位置。中国古代把君主称之为天子，即天帝的人间化身，自然该在北极星下营造宫城，方便与上天沟通。明朝永乐帝迁都燕京下令修宫建殿时，命名为“紫禁城”，取紫微星之意。在空间布局上，中轴对称的设计既合乎《周礼》的礼仪要求，更体现了阴阳五行之术的布局思想，蕴含着中国古人独特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庄子齐物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是天道、自然之道；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道合而为一，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老子开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就是这几者循环往生的关系。《道德经》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宇宙的认识。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密码，是一种敬畏自然、尊重规律，秉持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理念。若缺少敬畏之心，破坏平衡，终会反噬自身。正如喷薄的火山，凶猛的海啸，升温的地表，灭失的物种，最终是共同消亡，又回到生命的起初。现代社会，“天人合一”思想指引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协调，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以中为崇”的民族与大国气象
甲骨文上的“中”字，极像一面直立的旗帜，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将旗帜立在中央之地。考古发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中或”的表述，“或”即甲骨文的“国”。这时的“中国”指的是地理形态上位居中央的城池或土地，是天子居住之地。后期，范围逐步扩大为天子统治管辖的领域、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原地区。《诗经》里提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对强大力量的尊称。近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释义，“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
随着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宋代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对外交往增多，已经有了国家的概念。而“中国”作为一个朝代的自称，始于元朝，显于明朝。中国这个名称，内涵博大、气势雄浑，延续几千载，更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明证。北京中轴线，甚至整个北京城的规划理念，处处彰显着“中”。学者刘庆柱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和”价值基因的当代延续，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化符号，体现文化认同，也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