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线与地理的纬线交织，筑起我们共同的记忆城池。站在景山公园万春亭远眺，北观庄严肃穆的钟鼓楼，南俯气势恢宏的紫禁城，一砖一瓦在斗转星移间褪去了妍丽，在风吹雨打中见证了世事，在朝露夕颜中晕染了悲欢。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处处彰显层次丰富、宽广深邃的中国文化意涵。
一、“择中而居”的安全与王朝心理
人，是喜欢群居的物种。从天然岩洞走出来后，人类发现可以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在中间位置向地下挖出一部分空间，地上以木头做顶，搭建嵌入土里、相对封闭的木屋，防风防雨且透光，舒适度远胜于潮湿黑暗的洞穴，多个木屋彼此呼应，还可有效抵抗野兽的侵袭，这就是半穴式时代的理想栖居。
荀子在《大略》提到：“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先秦时期，物质、思想、技术有了质的跃升，更加注重礼仪教化，地下木屋或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阶级对安全和权力象征的需求，于是以木为架，草、泥为辅，开始筑殿修宫。考古发现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宫城即处于居中位置。汉、唐、宋，严格遵循这一礼仪规制，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建构了更加规整、肃穆的宫殿群落，将中央、中枢之意体现得淋漓尽致。
直至蒙古人的铁蹄踏进汴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并将都城选址燕京。这与金朝“燕京乃天地之中”观点相一致，从北方少数民族更加辽阔和宏大的疆域视角看，统治中心就在燕京。元朝定都后，一代名臣刘秉忠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引，对都城进行了营建规划设计。首先是使用测量技术确定中心位置，修建宫城，并延北建钟楼、筑鼓楼，呈现出初期的北京中轴线。明朝统一全国后，北方边患严重。明永乐年间，考虑到军事要塞至关重要，“天子守国门”，明朝首都自南京迁都燕京，中轴线随之东移，宫城略有调整，城墙北缩南移，更加偏向城市地理轴线居中位置，据此形成了7.8 km的中轴线。清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在中轴线上增修建筑，以建筑之形在对外交往中更加强调王权。
总体来讲，元、明、清时期，虽然中轴线上的各个建筑功能、用途不同，但基本都能看到体现王权至上的符号，在封建时代通过建筑布局的语言彰显着皇家威仪。
二、“壮美秩序”的规划与建筑审美
《周礼·考工记》对都城营建有清晰、严谨的量化指标，“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非常强调工整、对称，按此建造的元大都在视觉上具有平和的美感。尤其将湖泊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中，整个取景有了灵动之境，注入生机。
明、清的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依次经过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连通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屏障，全长7.8 km，梁思成先生称其为“北京的脊梁”。古代中国没有“中轴线”的提法，“北京中轴线”概念最早即由梁思成提出。作为中国古建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将北京中轴线称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梁思成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由外至内描绘了一路的景象，横向有对称的天坛和先农坛，竖向有直行无碍的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一起一伏，灵动地跳跃着；由太和殿、神武门直至景山，重心起起落落，最后才是稳重的钟楼，安定、德胜二门划下这趟旅程的终点。梁思成情不自禁赞美道：“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