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瑞·罗斯巴德：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里查德·坎蒂隆

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与外行,认为经济学是 18世纪后期突然从亚当·斯密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因而,众所周知的现代经济思想的第一个或“古典”时期,是从斯密经由李嘉图发展起来的,包括总量分析方法、生产成本理论,甚至劳动价值论。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分类明显是错误的。因为现代经济思想,即对市场经济的集中分析,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半个世纪就发展出来了,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更有意义的是,法国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不应被称为前李嘉图学派,而应被称为原初的“奥地利学派”,也就是说,他们是 19世纪 70年代从维也纳开始的个人主义的、微观的、演绎的与主观价值分析方法的先驱。

1.坎替隆其人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荣誉,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亚当·斯密,而是属于一个法国化的爱尔兰商人、银行家、冒险家,他写作了第一部关于经济学的论著,比《国富论》的出版早40年。理查德·坎替隆(约17世纪 80年代早期-1734年),是社会或经济思想史中最令人着迷的人物之一。对于坎替隆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尽管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位千万富翁。最新的研究表明,他出生在爱尔兰克里郡的一个爱尔兰土地贵族的家庭,后来被英格兰清教徒侵略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所驱逐。坎替隆的一个远房堂兄(也叫理查德),移民到巴黎,成为一个成功的银行家。那时，有一个长久的始于16世纪的传统：由于宗教或政治的驱逐,人们从英国向法国移民。坎替隆家族的移民是17世纪末期以前天主教移民潮的一部分,集中于斯图亚特觊觎大不列颠王位时期。

1714年,理查德·坎替隆移民到巴黎,很快在其堂兄的银行中出任首席助理。后来,理查德母亲的叔叔丹尼尔·阿瑟爵土,一位伦敦和巴黎的著名银行家,任命理查德的堂兄为伦敦银行的巴黎联络人。不到两年,理查德就买下了其堂兄对银行的所有权。

当时,对被驱逐的斯图亚特王室,以及在巴黎的英国和爱尔兰移民来说,理查德·坎替隆是有重要地位的银行家。但他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苏格兰冒险家、主要通货膨胀论者约翰·劳(11-1729年)结盟,后者抓住了法国主政者的空想与贪欲。1715年,年迈的路易十四去世后,产生了一个更加宽松和乐观的体制,控制者是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约翰·劳使摄政王相信,法国可以获得永久的繁荣,而不必再为公债担心。法国政府只是需要为巨额赤字融资,发行巨量的相对较新的政府纸币。约翰·劳后来成为法国政府的主要融资者,甚至成为法国财政部总监,他带来了猛烈的通货膨胀,导致了疯狂的投机性密西西比泡沫(17-1720年)。在泡沫破灭之前,制造了许多短暂的百万富翁,实际上,“百万富翁”一词,就是在密西西比泡沫最狂热的时候出现的。

但是,当泡沫散尽,精明的理查德·坎替隆出现了。之前他是约翰·劳密西西比投机活动的高级合伙人,拥有数百万家财。传说在约翰·劳开始其短暂却辉煌的管理法国财政的职业生涯前他去见了坎替隆,对其进行警告:“如果在英格兰,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解决这些间题。但在法国,如果你不保证24小时之内离开法国的话我今晚就可以把你送到巴士底狱。”人们猜测坎替隆的回答是:“别说了,我不会离开,但我会让你的制度获得成功。不管怎样，我们知道,1718年11月,劳、坎替隆和英格兰投机家约瑟夫·爱德华(“花花公子”)·盖奇(Joseph Edward(“Beau”)Gage)组建了一家私人公司。盖奇从劳的政府支持的纸币发行银行密西西比公司的投机活动中赚了非常多的钱,以至于在那个时候,他认真地尝试从奥古斯都国王手中购买波兰王国。

在密西西比泡沫还在发展的时候,聪明的货币事务分析家坎替隆敏锐地认识到泡沫很快就会破灭，并设法利用其合伙人和客户的愚蠢赚到了数百万元。坎替隆借钱给盖奇等人,他们要购买已膨胀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同时他又悄悄地出售了自己的股份,其借款人所拥有的膨胀的股份等于把他的纸币放到一间接的、上锁的保险箱,他积累了数百万元,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在那里安全地等待“他预见到的金融风暴”。1720年泡沫破灭后,盖奇以及坎替隆的其他客户破产,坎替隆要求他们偿还贷款,他们也乐于接受高于 55%的利息率,其中包含有巨额的通货膨胀升水。

理查德·坎替隆以千万富翁的身份回到巴黎,虽然他的前同事和债务人并不欢迎他。不久之后,他与爱尔兰将军丹尼尔·奥马霍尼(Daniel O'Mahony)伯爵的女儿玛丽·安妮结婚。他的岳母夏洛特·巴尔克利(Charlote  Barkeley),是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James Fitzjames)的妻妹,而菲茨詹姆斯公爵曾任法国元帅,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因而是斯图亚特僭君詹姆斯三世。这样,坎替隆就同与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王室有密切联系的爱尔兰军人家庭结成姻亲。

18世纪3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也许是在1730年左右,这位成功的银行家和投机家用法语撰写了他的伟大著作:《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由于当时的审查制度,该书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以当时流行的方式,以手稿的形式在文学和知识分子圈子中广泛流传,直到20年之后的 1755年,才正式出版。

同他的整个生平一样,理查德·坎替隆的离世也是不可思议和充满危险的。坎替隆在欧洲主要城市有许多豪宅,1734年5月,在伦敦居住期间,一场大火把他的房子夷为平地,他也丧生。后来的调查发现,他是在房内被谋杀的,纵火也许是为了掩盖这场谋杀。他的三位仆人因此受审,但被判无罪,而他的法国厨师三周前就消失了,带着大量的贵重物品逃往海外。逃跑的厨师再也没有找到。埃格蒙特(Egmont)伯爵(他的兄弟是坎替隆的邻居)在其日记中写道,坎替隆“是一个放荡的人,其仆人也名声不佳”。就这样,在极为神秘的气氛中,这位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因被谋杀而丧命。

2.方法论

理查德·坎替隆的《概论》被W.斯坦利·杰文斯公正地称为“第一部经济学论著”,经济思想史学家查尔斯·吉德（Charles Gide）认为该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奥地利经济学家 F.A.哈耶克,对经济思想史做出了重要的研究，他给予了该书很高的评价:”这位天才的独立研究者,天生具育理论研究视野,在研究过程中,尽情地达到无人超越的优势地位,是成功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人,为我们提供了现在称之为经济学的完整研究领域。”

经院学派几乎就所有人类知识撰写了概括性的论文,其中对经济学或市场的讨论处于从属的地位。在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很好地表达了对于特殊经济问题(通常是经济政策)富有才智的看法。但是理查德·坎替隆是第一位划分独立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理论家,撰写了关于其所有方面的一般论著。坎替隆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的一个理由是,他使经济分析摆脱了先前伦理与政治问题的纠缠。在此前一个或两个世纪经济思想中最有影响的重商主义者。作为特殊利益的辩护者，其经济分析的少许火花,是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无论是为特殊的利益进行补贴，还是增进国家的权力,都是如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院学者,虽然在思想性和系统性方面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的经济分析却被嵌入道德和神学框架之中。为了摆脱重商主义的束缚,必须集中分析人类行动的经济特征,而要做一点,就需要撇开其他方面的因素,不论它们有多么的重要。把经济分析与伦理学、政治学甚至具体经济数据相分离,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或者以后不会再研究它们。因为如果不揭示市场如何运行,或者政府干预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判定经济生活的伦理问题,以及政府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坎替隆大概(至少是隐约地)看到了这种将经济分析释放出来的必要性。

此外,坎替隆也是最早使用那种独一无二的经济学抽象工具的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后来把这种工具称为经济推理必不可少的方法:想象实验(或思想实验)。人类生活并不是处在其中所有变量都被实验者控制的实验室,以至于实验者可以改变某个变量以决定其效果。在人类生活中,所有因素(包括人的行动)都是可变的,没有什么保持不变。但是理论家可以用智力的抽象取代实验室实验,来分析因果关系。他可以在头脑中保持某些变量固定不变(即“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假设方法),然后推论一个变量变化所产生的后果。从“简单的模型”开始,在较简单的模型分析之后逐渐使之复杂化，经济学家最后可以发现真实世界中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本质。因此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正确地断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将导致价格上升”。

正如我们在第 9章中看到的,在17世纪 90年代,作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路易十四的国家统制主义与重商主义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省法官布阿吉尔贝尔爵士,把抽象法和逐次近似法引入到经济学,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逐渐增加其复杂性。在说明专业化与贸易的本质与优势时,布阿吉尔贝尔从假设的最简单的交易开始:两个工人,一个生产羊毛,另一个生产小麦,然后把分析扩展到一个小镇,最后扩展到整个世界。

理查德·坎替隆极大地发展了这种系统的抽象法和逐次近似法。他经常使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方法。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揭示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自然的”因果关系。坎替隆时代的法国是大封建庄园的国度,这是前几个世纪不断征伐的产物。因此,在《概论》中,坎替隆假设整个世界是由一个大庄园组成,然后开始其才华横溢的经济分析。其中的确“非现实但具有说明意义”的构造是,所有生产都依赖于垄断的土地所有者的愿望与欲望,他直接告诉每个人去做什么。换句话说,生产依赖于需求,唯一的例外是,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需求者,即垄断的土地所有者。

然后,坎替隆在其模型中给出一个简单的现实变动。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所有产品的各类生产者。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经济就不能继续由一个人来发号施令了。为了让其持续运转,单个的生产者必须交换各自的产品,自由市场经济就出现了,与之伴生的是贸易与价格体系。此外,当一种商品充当被广泛需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时,货币就从这种交换中产生了。

3.价值与价格

对于市场价格的形成,坎替隆第一次进行了精巧的现代分析,详细说明了需求与现有存量如何相互作用以形成价格。与后来的斯密一李嘉图古典主义不同,坎替隆的兴趣主要在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形成问题,即实际市场价格,而不是长期“正常”价格的狂想,这预示着后来的奥地利学派思想。在近来关于坎替隆所做的一次研讨中,文森特·塔拉西奥(Vincent Taracio)教授认为他是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至少就其认为市场价格在长期内会趋向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即用土地和劳动投入表示的产品的生产成本而言,是如此。这是斯密一李嘉图的“均衡”价格理论,后来基本上被扩展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然而,虽然坎替隆有为这种分析方法正面辩护的论述,“内在价值”一词肯定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用法。戴维·奥马霍尼(David O'Mahony)教授在一个对塔拉西奥教授的文章富有见地的评论中,指出坎替隆的方法实际上是前奥地利的。首先,奥马霍尼表明,坎替隆的市场价格分析是一种奥地利式的分析,即对由消费者估价和需求的一种物品的给定存量进行研究。

坎替隆指出:“显然,待售产品或商品的数量同买者的数量或需求量之间的比例是市场实际价格依以固定或总是假设被依以固定的基础”。而需求是主观的,依赖于“心情、爱好和生活方式”等等。正是这些主观评价赋予待售商品以价值。坎替隆说,正是“人类的约定赋予花边、亚麻、绸布、铜和其他金属以价值”。对坎替隆而言,实际市场价格由需求决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许多物品虽然确实具有内在价值,但却不能按这个价值在市场上出售。这时,这些物品的售价将取决于人们的兴致和想象,取决于他们的消费量。”因此产品的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价赋予的,这是从中世纪和后来的西班牙经院学者那里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原初奥地利的见解。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经院学派与后经院学派的观点是,商品的价值由“效用”或“稀缺性”所决定,由对既定供给的主观估价决定。对于市场中任何商品,效用越高,价值越高;供给越充分,价值和价格就越低。坎替隆精妙地发展了经院学派的方法。

虽然坎替隆也考虑“物品的内在价值”,即“衡量生产该物品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的尺度”,但他立即承认,是消费者的主观估价而不是“内在价值”决定了价格。

坎替隆在详细阐述内在价值时,提到一个假想的事例,一个美国人前往欧洲销售用来做帽子的海狸皮,“当然会惊异地发现:用羊毛做的帽子与用海狸皮做的帽子同样经久耐用,而造成如此长途海运的一切相异之处仅仅在于一些人的爱好,即他们认为海狸皮帽子更为轻便,观之更为悦目,摸之更为舒服。”简言之，生产的全部成本,生产和运输海狸皮所投入的劳动与努力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产品能够让消费者感到足够满意以愿意支付成本,并使该产品能够与本地生产的其他廉价商品相竞争。消费者的需求决定销售,也决定价格。

奥马霍尼进一步指出,坎替隆的垄断庄园模型清楚地表明,需求(这里指垄断世界的土地所有者)而不是生产的成本决定价格。然而,坎替隆并没有预见到古典均衡理论,即生产成本构成了长期的、因而被假定为最重要的市场价格决定因素。与此相反,对坎替隆来说,生产成本具有非常不同的功能:决定一个生意是赚钱还是赔钱歇业。如果消费者的价值从而产品的销售价格足够高,能够补偿成本而有余,厂商就会获得利润;如果不够高,就要遭受损失,最终不得不闭门歇业。这是奥地利学派关于成本作用的理论的重要部分。进而,坎替隆讨论了布鲁塞尔花边制品的成本与价格:

因此趋向于长期均衡的运动并不是市场价格向长期内在生产成本调整的过程,而是劳动者与企业家不断进入与退出各种生产过程,直到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相等的过程。正如奥马霍尼恰当地指出的:

当然，坎替隆的方法与后来的斯密一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与现代李嘉图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差距:“生产成本”从何而来?与坎替隆和古典方法不同,它们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某些神秘力量赋予的。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最终指出的,生产成本本身是由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预期需求决定的。

4.不确定性与企业家

坎蒂隆对经济恩想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贡献是第一次强调和分析了企业家。这位真实世界的商人、银行家和投机家难以想象地跨越了李嘉图、瓦尔拉斯和新古典的陷阱,即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知识和确定的静态世界的特征。真实世界的市场,弥漫着不确定性,通过投资、支出费用来面对和承受不确定性,以期获得有利的收益,这正是实业家、“承担者”、企业家的职能。因此,利润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于成功地预测、成功地承受不确定性的奖励。斯密—李嘉图和瓦尔拉斯(古典和新古典)至关重要的假设,即经济持久地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假设,致命地排除了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相反,它聚焦于想象中的不变之地因而也是现在和未来具有完全确定、完全知识的地方。

坎替隆因而把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分为两类:“被雇佣者”,他们获得固定工资或固定地租;企业家,他们获得非固定的不确定收益。农场主一企业家承受固定的生产成本和不确定的销售价格的风险,而商人和制造业者支付类似的固定的成本获得不确定的收益。除了那些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的人之外,企业家必须将货币投出去,而这些钱在投出去之后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也就“固定”或给定了。由于销售与销售价格是不确定的和不固定的,所以他们的营业收入也就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剩余。

坎替隆也看到企业家所承受的普遍的不确定性,部分是分散的市场的结果。在只有一个垄断所有者的世界中,所有者自已决定价格和生产,几乎没有企业家的不确定性。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分散的企业家必须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必须承受其风险。对坎替隆来说,竟争和企业家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像弗兰克·奈特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一样,坎替隆的企业家理论,关注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功能与作用,而不是像约瑟夫·熊彼特那样,关注其个人特征。

坎替隆的概念在其他方面,也预见到了冯·米塞斯和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他的企业家并不是执行破坏性功能(如熊彼特的企业家),而是实现均衡的功能,即通过成功地预测未来和投资于未来,企业家将帮助调整和平衡在不同市场上的供求。

塔拉西奥教授指出,坎替隆对于市场中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的开创性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不久以后就从经济思想中消失了,直到 20世纪,被奈特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分别再次复兴。但是,正如奥马霍尼教授的批评性评论那样:“当我们像塔拉西奥教授一样用现代观点看待坎替隆时,承认他(坎替隆)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的功绩,更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他们无视不确定性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的行为进行一种反思,而不是称颂坎替隆的预知能力”。

这可能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有一种方法导致了这种狂乱。奥马霍尼教授自己也非常清楚,现代经济学是一组正规的模型和方程式,声称能够完全决定人类行为(至少在经济领域)。在确定的数学模型中,没办法加入不确定性。正如奥马霍尼指出的,人们可能会问,“企业家行为是否可以在实质上完全成为正式地表达或模型的主题?如果可以,就不确定性的本来意义而言这里还会有不确定性的位置吗?进而还会有企业家自己的位置吗?”简言之,经济理论必须在形式优雅但错误、扭曲的数学模型,与对真实人类生活本身的“文字”分析之间做出选择。

5.人口理论

理查德·坎替隆的工资理论以其人口理论为基础,而它从某种方式上几乎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逐字逐句地复制,这后来又激发了马尔萨斯著名的反对人口增长的歇斯底里。坎替隆的长期工资理论以劳动供给理论为基础,后者又依赖于人口水平与人口增长。然而,与后来的马尔萨斯相反,在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方面,坎替隆采用了更为精致的分析方法。他认为自然资源、文化因素以及技术水平是特别重要的。他预见到,北美的殖民并不仅仅是一些人把另一些人取代,新的农业技术将使每英亩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现有资源、土地和劳动被利用的程度,取决于现有的技术水平。所以,殖民以前的北美,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印第安人是“人口过剩的”,而是印第安的人口水平适应给定的资源和可以利用的技术。简言之,坎替隆预见到现代“最优”人口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给定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技术所决定的最大生产水平,人口规模将趋向于适应这水平。

虽然坎替隆描述了前马尔萨斯的所谓人类发展趋势,即人口的增加就像“仓廪中的老鼠”一样没有极限,但他也认识到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可以改变这种趋势。对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将会降低对农业劳动的需求,最终引起这种劳动供给减少,也会引起人口总量下降。(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坎替隆写作的年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从事农业。)另一方面,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将增加劳动需求,因而会增加人口。坎替隆再一次发现,在大封建庄园主的国家以及那个时代,有产阶级的爱好决定消费者的爱好,也决定产品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坎替隆以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指出,有大量贫穷人口好,还是有少量享有较高生活水准的人口好,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范围:它必须由公民的价值观来决定。

塔拉西奥教授指出,坎替隆的人口分析比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理论更精致、更现代。坎替隆并不担心未来会出现不可抑制的人口爆炸,其理论框架可以说明工业化国家当前出现的家庭小型化的文化变迁,也可以说明人口自我向下调整,以应对未来资源衰竭的可能性。例如,坎替隆指出,由于古代文明的衰落,其人口规模也随之下降。比如,在 17世纪的一段时间,意大利居民的数量,从 2,500万降低到 600万。

6.区位经济学

理查德·坎替隆也是区位经济学的奠基人,这种理论分析与地理空间有关的经济活动。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重商主义者倡导一种地理贸易的顺差,在他们可以到达的国家边界范围内,分析经济活动(虽然分析得比较差)。正如赫伯特(Hebert)教授指出的,区位经济学研究距离(运输成本及其与价格和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问题之间的关系)和区域(地理发展与市场边界)问题。坎替隆不仅发展了区位选择理论,而且把它融入一般微现经济分析之中。特别是,他看到即使货币与货币价格是均衡的,城市中的产品价格也总是高于其产地,高出的数量要能够弥补运输的成本和风险。因此,体积巨大和/或容易腐烂的产品要想运到城市,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根本不可能,故而在产地就非常便宜。所以,这些产品通常在城市周边较近的地方生产,运往城市的成本就不会高得惊人。此外,坎替隆看到,需要使用体积大但单位重量的价值较低的原材料的制造业通常在这些料的产地附近选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把体积小、价值高的制成品运往城市,要比运输原材料成本低。

关于城内市场的区位选择,坎替隆极富启发性地指出,买者和卖者聚集在一个地方,比在周围四处游荡寻找对方,发现买者愿意支付、卖者愿意接受的各种价格,成本要低得多。用现代术语来说,坎替隆说的是,中心市场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因为它可以极大地降低贸易的交易、运输、信息和其他成本。

虽然坎替隆看到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能够和谐地自我调节,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致的国内自由贸易者,就像他在对外贸易的场合一样。就国内来说,他矛盾地认为,制造业者需要更多的鼓励与资本, ”以发现最优区位并投资”。

7.货币与过程分析

坎替隆货币理论的最重要之处,是他把货币的价值当作通常市场商品价值的一种特例。像别的产品一样,黄金的所谓“内在价值”是其生产成本。与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由市场中的使用者的评价，即需求也就是“人类的约定”所决定。同样,与其他商品一样,坎替隆没有关于金银价值的生产成本理论,他只是认为只有当价值能够弥补成本时,这些产品才能被生产出来。

然而黄金的成本与价值的调整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其年产量在现有总存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果黄金的名义价值低于其生产成本,就会停止开采;如果成本大幅下降,黄金产量就会增加,这样就会调整其成本和名义价值。坎替隆认识到,政府的纸币和银行券实际上没有生产成本,所以(用他的术语来说)没有“内在价值”,但是他指出,市场力量会保持这种以信用发行的货币的价值,使面值与金银的价值相符,以此来保证纸币可以兑换。因此,“人造或想象的货币供给的增加,与流通中真实货币的增加,具有相同的效果”。但是,坎替隆注意到,如果对货币的信心被摧毁了,货币混乱就会出现,人造的货币就会崩溃。他也指出,政府特别容易被诱惑,发行人造货币,这肯定是他从约翰·劳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教训,或者至少看到后者的经验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市场如何决定金银的价值比率,坎替隆也给出了完美的分析。

坎替隆《概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前奥地利经济学式的分析中,他第一次知晓货币进入经济是一种逐步的过程,因而不会在总量上均匀地增加或提高价格。因此,他批评了约翰·洛克天真的货币数量论,该理论基本为重商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遵循,认为货币总供给量的变动会引起所有价格统一的、按比例的变动。简言之,假设货币供给增加,不会引起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

例如,坎替隆问道:“货币的增加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比例提高价格?”他以精彩的过程分析给予了回答：一般而言,一国中真实货币的增加将导致消费的相应增加,而后者又将逐渐地造成价格的上涨。如果增加的真实货币来自该国的金矿或银矿,这些矿的使用者、投资者、熔炼者和其他所有个人都将根据他们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增加开支。他们将消费更多的商品。结果,他们将使一些以前无事可做的技工找到工作。这些工匠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将增加开支。在肉类、酒、羊毛等商品上所增加的这些开支必然会降低最初并未参与分享上述矿藏财富的那部分居民在国家开支中的比重。同以前相比,市场上的争吵更激烈了,或者对肉类、葡萄酒、羊毛等等的需求更强烈了,这不能不导致上述商品价格的上涨。较高的价格又将促使租地农场主在来年使用更多的土地去生产这些商品。这些租地农场主将因这种价格上涨而受益,他们也将像其他人那样增加其家庭开支。这种物价上涨和消费增加的受害者,首先是其出租契约仍然有效的土地所有者,其次是家庭仆役和一切工人、或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的固定工资收入者。所有这些人必须与新消费量成比例地减少开支。……情况大致就是如此:由于金、银矿的开发而大量增加的货币导致了消费的增长……

简言之,较早获得新货币的人将会根据其偏好增加开支,以降低后来获得新货币或以固定收入为生而根本得不到新货币的人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提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此外,随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相对价格将会改变,因为“根据得到货币的那些人的想法”,增加的开支“将或多或少地被导向某些特定的产品和商品,某些东西的市场价格将比另一些东西上涨得更多”。再者,所有价格的上升并不必然与货币供给的增加成比例。特别是,那些获得新货币的人,并不按照先前的货币余额以相同的比例行事,因而需求以及价格,将不会等量提高。例如,“在英格兰,当谷物价格只上涨 1/4时,肉类价格可能上涨三倍。”坎替隆精彩地总结了他的见解,暗示了一条重要的真理,即经济规律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

不仅如此,正如赫伯特教授所指出的,坎替隆还就货币进入消费或投资所产生的不同后果,进行了精彩的原初奥地利式的分析。如果新货币被用在消费品上,那么商品将“根据得到货币的那些人的爱好”被购买,其价格将提高,相对价格必然改变。相反,如果新增加的货币被贷款人获得,将会增加信贷供给,暂时地降低利息率,因而会增加投资。坎替隆批判了常见的肤浅观点,即利息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把这种观点又带回到 20世纪),他认为利息率由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数量以及相互作用决定,就像特定商品的价格由买者与卖者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一样。例如,坎替隆指出:

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既可能会暂时降低也可能会暂时提高利息率,这取决于谁获得新货币:是贷款人,还是那些受到他们新发现的财富的鼓舞而借款办新企业的人。此外在对信用扩张降低利息率的分析中,坎替隆也第一次显示了后来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线索。

另外,坎替隆第一次详尽地分析了货币需求,或者毋宁说它的倒数,即流通速度是如何影响货币冲击进而影响价格变化的。他指出:“在交换中,货币流通的加速或更大的速度,等于把实际货币增加到了某一点。”价格不会完全按照货币数量变动的比例来变动,原因之一就在于流通速度的变化:“一条沿着河床辗转奔流的河流当水量增加一倍的时候,它的流速并不会随之增加一倍。”坎替隆也看到,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依赖于社会中支付发生的频率。门罗(Mome)总结了坎替隆的观点:“支付的间隔越长,在付款人手中积累的数额就越大,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多”。此外,如果人们的储蓄量大,他们可能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把货币锁起来”。另一方面,更有效的债务清偿系统的发展,包括纸币,将会节约现金:“商人之间使用抵消账户,以及银行家和金匠的银行券的使用,将提高流通速度,因为这些人手中不需要持有等量的货币”。坎替隆总结了他对数量与速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我们已经确立的原则,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根据其流通速度的快慢,确定或决定每一种东西的价格。”

对于金银之间的关系,坎替隆也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提倡金银交换比率自由波动,攻击任何想要固定这种比率的尝试,而这些尝试可谓历史悠久。因为这种比率必然是与市场比率相偏离的。因此,坎替隆看到了在两种贵金属之间,试图以固定平价保持复本位制所存在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理解哈耶克在总结坎替隆的货币理论时所表现出的兴奋之情:“无疑,坎替隆的货币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至少在这个领域是前古典时期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那些古典作家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超越甚至未能赶上他”。

8.国际货币关系

坎替隆博大精深的货币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肯定也是最受历史学家关注的部分),是他对国际货币均衡趋势的开创性分析,也就是硬币一流动一价格机制,该理论通常被归于大卫·休谟后来所发表的著作。

坎替隆把他对国内货币供给变动的“微观分析”,应用到国际间货币分配。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重商主义作家和政治家鼓吹增加一国的硬币供给是提高国家实力的手段,他们越来越明白,如果缺乏金矿银矿,一国只能通过贸易顺差来增加其货币存量。对重商主义者来说,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成功实行这一政策,因为某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必然会被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抵消。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一国只有通过限制主义与好战政策,使其他国家受损,才能使自己获得利益。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至少大致了解“数量论”,或货币价值的供求分析,一种内在矛盾便出现了。因为如果 A国设法获得贸易顺差以积累硬币,硬币的增加将提高 A国的价格,使该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最终会产生贸易逆差。

没有人比坎替隆更清楚货币与国际收支问题的了。他指出一国可以通过采矿也可以通过补贴、战争、“无形”支付,借款或与他国的贸易顺差来获得硬币。但是,在坎替隆的过程分析中,定会流向国外,而且货币存量的增加将提高本国的价格,使矿山使用者和出口商将花掉或贷出货币。新货币的部分支出必定会流向国外，而且货币存量的增加将提高本国的价格，使国内商品缺乏竞争力,出口将下降,对廉价外国产品的进口将增加黄金将流出本国,使贸易的顺差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