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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文
湖湘文化是近代中国几个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出现了“湖南人精神”的现象。
最早明确提出“湖南人精神”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论述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他曾写了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指出：“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
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
二百几十年前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精神”有两点应该说明。第一，所谓“湖南人”是一个泛称，但是其重点是指湖南的士人群体，即“学者”、“书生”或书生型的军人；第二，他所说的“湖南人精神”是一种人格化的个体精神，既体现为道德、审美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又体现为性格气质的心理文化，即所谓的“精神气质”。
又如杨毓麟称湖南人有一种“特别独立之根性”的精神气质，他例举的也都是湖湘士大夫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等人。其他如蔡元培、钱基博、冯友兰、周世钊等名流学者，均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有过论述。
湖湘士人群体一直在历史上表现出很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受到广泛关注赞誉的群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群体性精神气质的特征具有极大的魅力，引发各界人士的无尽兴趣和热烈讨论。这种湘人精神气质的特质是什么？构成这种特质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如何解读湖湘士人精神气质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文化现象？
“湖南人精神”现象与这个地区的“民性”与“士风”均有关联。
“精神气质”是某一族群、地域等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特质的概念，包括道德的、审美的、信仰的“精神”层面和生理、心理的、习俗的“气质”层面。而湖湘士人的“文化—心理”特质所体现出精神层面和气质层面，有着“民性”与“士风”方面的不同来源。
一方面，湖湘士人“气质”方面的心理文化，是以本土的“民性”为来源与基础。由于自然地理、血缘遗传、人文历史的综合原因，湖南地区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性、民风。这就是历朝的历史典籍、地理方志等书上所描述的湘人的性格、气质，即所谓的民性、民风，即史志上所反复说到的“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刚直”、“刚劲勇悍”等等。
虽然由于移民、交通及文化教育等原因，湖南的民性、民风在一些局部地区有所改变。但即使到了近代，这一民性、民风的格局仍得以保存和弘扬。
民国初年湖南调查局曾作过一个湖南民情风俗的调查，其结论的是：“湘人之特质，总之不离乎劲悍决烈，忍苦习劳者近是。”“西南之民刚而朴，其失也悍。”这种“劲悍决烈”、“忍苦习劳”的民性、民风是源于湖湘本土的文化传统，可由明清时期湖湘民俗文化、心理文化，上溯到汉晋以来的“诸蛮”、战国时代的“楚蛮”与上古时期“苗蛮”。
另一方面，湖湘士人“精神”方面儒家道德文化。在古代中国，士人一直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学术的承担者与传播者，儒学的价值信仰、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一代代士人的承担与传播而发挥其基本的社会功能。
儒家文化本是起源于齐鲁的区域文化，经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政策后成为统一中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直到晋唐之时，儒家文化在湖南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
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湖南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儒家文化才有了进一步的推广、普及，最著名的例子是湖南书院教育的发达。唐末五代时期，因有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凌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
北宋初年，经过一些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岳麓书院在儒家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著名学者王禹偁赞扬说：“使里人有必箿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人存政举，岂系古今？导德齐礼，自知耻格。”这段话说明，岳麓书院的文化教育既是“潇湘”与“洙泗”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荆蛮”的民性、民俗与“邹鲁”的士风的文化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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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两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无论是湖湘本土的学者，还是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他们的一个重要文化使命是“化民成俗”，将儒家的礼义文化传播到这个“风化陵夷、习俗暴恶”的“潇湘”、“荆蛮”之地。
但是，许多有见识的士大夫亦意识到，湖湘本土的“民性”与中原传入的儒家礼义并不完全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如明代士大夫倪岳说：
“予闻长沙为郡，……其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岁积。”
他和许多士大夫的理想一样，希望保持这一“士习”与“民性”的融合，即盼望将这种“士习”化入“民性”之中，即所谓“敦礼师儒使居其间，以教郡邑之俊秀，将见贤者汇兴，风俗必变，因以导化其乡之人，以复昔时所称，人多纯朴，俗耻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翕然湖湘文献节义之盛。”
经过这种“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湖湘之地确是成长了一大批成功将劲悍的民性与礼义的士气结合的湖湘士人群体。
从明清到近代，一批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总是将儒家的信仰、道德、审美等精神文化渗透到其“南蛮”的心理气质层面。儒学向来重视人格修炼，南下的理学强化了这一精神修炼的传统。
湖湘理学的精神修炼与湘人气质性格的结合，就产生了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譬如，湘军是由“儒生领山农”构成。曾国藩对领军的儒生有一些完全属于“精神气质”方面的要求即所谓“书生之血诚”“大抵有忠义血性”。血性是属于以生理心理为基础的气质性格，“诚”、“忠义”则是以儒家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两者的渗透与结合，就构成湘军将领普遍追求、表达的“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
曾国藩在总结民间武装的湘军最终能够取得国家军队八旗、绿营所不能完成的平定天下的成就，与湘军将领普遍具有的独特精神气质有关，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所谓“拙诚”，是一个与“忠义血性”类似的概念，表达的正是湘军将领的精神气质，“诚”源于中原儒家的道德理念，是精神方面的；而“拙”则源于南楚蛮族的血气民性，属于气质方面。曾国藩能够非常准确地使用这些概念来表达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二重组合。
如果我们深一层考察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均可以发现其内在组合上的一些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内在人格、精神气质中，往往具有一种两极现象，就是将两种十分不同、甚至是十分对立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现象融为一体。
譬如，人的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在内心世界总是十分对立的，根据儒家的修身理论，一切士君子的修身过程与目标就是要用道德理念去压抑、克制自然血气。但是许多杰出的湖湘士人却能够将其德性修养与血气拓展统一起来，成就为一种“拙诚”、“明强”、“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
“狂”与“狷”亦是十分对立的人格与气质，但湖湘士人中偏偏产生较多“狂狷型”精神气质，既有狂者精神，又有狷者特质，表现为一种既狂又狷的独特人格。
其实，湖湘士人的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既有“虎气”人格，又有“猴气”人格；既有浪漫理想，又重实际事务；既是正统的维护者，又是反对正统的叛逆者；既有悲情心理，又有豪迈激情；既是崇文的书生，又是尚武的将士；既有成就圣贤的精神追求，又有开拓豪杰事业的政治志向等等。
这就使得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多姿的风貌和多彩的景象，尤其是在动荡的政治变局和痛苦的历史转型，更是将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质来表现得淋漓尽致。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相反相成的两极现象，毫无疑问，这是不同文化基因组合的结果。
如果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作一解构，可以发现，其文化基因的组合是别有特点的。本来，“精神气质”的概念就是信仰的、道德的、审美的精神文化与生理的、气质的心理文化的结合。是一种不同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人格现象。而“湖湘士人”的主体是“士人”，其精神气质则是将“民性”的社会心理文化与“士风”的人文精神文化结合起来，体现出这一社会群体的文化特质。
又由于这种士人群体特指“湖湘”地域，湖湘士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其主要文化基因来自中原的儒家学说，而其心理层面的文化基因主要又来自南蛮的民性民俗。这样，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多重文化基因的组合，即心理文化与精神文化、民俗文化与士人文化、楚蛮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多重文化的组合。
这些不同文化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就是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德性与血气、狂傲与狷守、崇文与尚武、浪漫与实际、虎气与猴气等不同文化人格合于一身，体现出一种两极性文化特质既相反又相成的奇特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质。
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不同文化基因的组合，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使得晚清以后缺乏文化活力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继续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士大夫精神的文化活力，使得儒家士大夫的德性文化、理想人格仍成为清朝、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晚清以来，儒家士大夫面临严重的文化困境，这既包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即儒家的德性文化、君子文化与西方列强的尚力文化、蛮性文化的较量；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损失，居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学文化呈现道德虚伪、思想空疏而不切实际的严重弊端。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中出现的将儒家德性修养与蛮族血性结合、文化理想追求与切实社会行为结合，故而从这种文化困境中走出一条生路。
这种德性文化与蛮性文化的结合，从而可以与西方近代列强的尚力文化、蛮性文化相对抗，不仅是使原本走向空虚，虚伪的理学文化重新获得了精神活力，同时也培养也了一大批改变历史、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圣贤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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