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丨詩經通論丨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為刺紂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為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攷《關雎》之為刺詩，【小編按：清道光本《詩古微》作“刺時”，然據下文“《鹿鳴》之為刺詩”，於此對文，則道光本為誤刻也。】《魯詩》則見於《史記》《漢書》、劉向、揚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於《後漢書》明帝之詔、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為刺詩，則亦見於《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三家既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為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祗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即為諷時之誼。但在文王國中，為正風正雅者，在商紂國中視之，則為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為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為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誼也。”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魏源自注：周當為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時。《大雅》首《文王》，而往復於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於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於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為作也’，摯而有別，即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即哀而不傷。”錫瑞案：以摯而有別為樂而不淫，寤寐反側為哀而不傷，前人解《關雎》詩，皆如此說。而樂與哀屬何人說，則無以質言之。三家詩並無以《關雎》屬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關雎》淑女，賢聖配偶”，未嘗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詩》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嘗言后妃為何人。則以屬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論之辭，若質言之，動多窒礙。范處義云“作於文王之後，追詠文王之事”，斯為得之。魏源作《詩古微》，意在發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關雎》雖屬刺詩，孔子不妨以為《正風》，取冠篇首。《六經》皆孔子手定，並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義，故雖明引三家之說，而與三家全相反對。三家明云周衰時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詩；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嘗言刺康王，且改其說，以為是刺紂王而美文王。試問魏所引《魯、韓詩》，有言及紂王一字者乎？魏謂前人誣三家以《正風、雅》為康王詩，前人實未嘗誣，而魏臆造三家以《關雎》為刺紂王之說，則誣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為商，牽引師摯、紂、箕子而並言之。案三家皆以《關雎》為識微，為豫見，康王晏起，大臣見幾，正與師摯審音、箕子歎象箸相似，非以三事併合為一。至孔子云師摯之始，此師摯又非紂時之師摯，必是孔子同時之人，故聞其歌《關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歎。若是商周時人，孔子安得聞之而歎之乎？必不可併合為一也。《史記·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正與“周道缺，《關雎》作”一轍，如魏氏說，將並改周室之周字為商以就其說乎？劉向、揚雄、王充、楊賜、應劭、張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說亦將一概抹摋之乎？魏以畢公為賦詩非作詩，即宋薛士龍、呂元鈞之意，又強牽合師摯與紂，造為刺紂美文之說，則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經是樸學，不得用巧思；解經須確憑，不得任臆說。魏誣三家而創新解，解《關雎》一詩即大誤，恐其惑世，不得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