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中，导演郭柯想讲的不是“曾经人们如何死去”，而是，“后来人们怎么活下来了”
2017年春节前，我跟着纪录片《二十二》剧组，用一周时间探望了广西、海南9名“慰安妇”老人。在路上，“爱兰”不时被大家提起。这是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片中，“爱兰”是主角之一。
开往临高养老院的车上，我一路听导演郭柯说“爱兰”的故事。
“爱兰”全名林爱兰，“有个性”，14岁打鬼子，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战后去广东做生意，60岁在一个台风天捡回养女。房间里挂9把刀。最珍视的东西：政府奖给的抗日战争纪念章，藏得自己都找不到，一口咬定被偷了，拎着刀要找人算账。“你肯定会喜欢她。”制片吴丹珍对我说。
那天，我见到了“爱兰”——一块铅灰色的墓碑上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二十二》拍完一年后，林爱兰去世。迄今为止，片中出现的22名“慰安妇”老人，还剩9人。
我和韦绍兰坐在她的院子里，没有翻译，我们面面相觑。
老人似乎习惯了无法交谈的陌生人突然来访，用一串笑声打破尴尬的沉默，抓了一把糖塞给我。“这是我的田！”她指着房前的田埂告诉我，里面跑着几只鸡，“我的鸡！”又是一串大笑，“你吃！”她指着我面前拆开的食品袋。
在她家中，“日本”并非敏感词汇，窗台上放着日本友人送来的饮料，老人身上还有志愿者给她贴的日本膏药。
我认识韦绍兰是在郭柯导演的纪录短片《三十二》中。在那部作品中，她细致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1944年，日本军队进广西，24岁的韦绍兰下山喂猪，撞见日本兵，被抓进了慰安所。三个月后，她逃回家，丈夫“说我到外面学坏”，不久，她生下和日本人的孩子罗善学。
2012年，郭柯刷到关于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新闻，这个故事“没溜走，留在心里了”。他做了十年副导演，“不停地拍，拍任何题材：古装、现代、年代。除了经验和生活费，没什么收获。”
于是，他打算拍一拍韦绍兰的故事，他找到国内最早从事“慰安妇”研究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苏智良关注“慰安妇”超过二十年，在1999年成立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三十二》开拍前，这是郭柯对“慰安妇”的认知，看过苏智良提供的史料和老人口述，他感觉“很血腥，看了恨不得把那些日本人给捅死”。他想探究老人的内心深处：“受过那么大伤害，现在心里是怎么样的？”
时长45分钟的《三十二》一共拍了八天。开始的几天，郭柯用的比较多的是“技术”，提问，让老人回忆过去痛苦的经历，为了丰富情节，他们还会请韦绍兰挑水，去市场，给丈夫上坟，“各种走来走去摆拍”。
拍到第三天时，郭柯发现不对，“每次提问，韦绍兰的答案都跟你想的不一样。”提到日本，“总以为会咬牙切齿或是痛苦，没有”，韦绍兰甚至还在笑。她即兴唱起山歌，唱完“日头出来点点红”又唱“自己忧愁自己解”，还说现在唱歌不如十八岁好听。在短片最后，韦绍兰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吃野东西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郭柯有点自责，觉得自己“用了一些不好的技巧”。但老人对于曾经慰安妇经历的细致讲述显然更符合大众对于这个群体的期待，再加上丰富的细节和更迭频繁的场景，《三十二》在豆瓣获得9.1分。
拍完韦绍兰，2013年底，郭柯计划为所有“慰安妇”老人拍一部纪录片。当他作出这个决定时，老人数量已经从32人变成了22人。开机时，《二十二》甚至没来得及申请拍摄许可证，投资方找不到，演员张歆艺借给郭柯一百万：“赶紧拍吧。”
通过《三十二》的拍摄，对于“慰安妇”，郭柯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她们并没陷在“悲惨回忆”里，早就“自己忧愁自己解”了。“走不出那段历史的，不是老人，而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真实的老人生活”是郭柯的底线。他决定记录下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慰安妇”的真实生活。
真实的第一步是告诉所有人，不要用苦难去揣度老人们的生活。她们的确曾经经受苦难，但这并不代表她们的生活就是苦难的，“陷在里面的是我们，总想挖掘她们的苦难。”郭柯说。
这种真实的塑造并非郭柯刻意为之。拍《二十二》前，制片吴丹珍曾设想过和老人的初次见面，“觉得之前受了很多苦，恨不得抱着她们哭”。但见到老人后，她发现，老人们的生活大都很平静，她们爱笑、爱热闹，会在年轻人去看望时唱起自己喜欢的歌，每天最关心的事就是喂野猫，周围村民对老人的探望者习以为常，连热闹都懒得看。“她们就是老人，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慰安妇’。”
“坦率地说，20多年过去了，民众在‘慰安妇’问题上没有太大进步。”作为中国最早进行“慰安妇”研究的学者，苏智良说得很肯定。
1991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受害者身份公开站出来，才使“慰安妇”为世人所知。那年，苏智良在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一位日本教授问他：“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苏智良对此一无所知。
“慰安妇”是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女性。二战期间全世界被强征做“慰安妇”的40万女性中，中国女性占一半。她们被劫掠进慰安所，像军需品一样按比例配给部队，根据一份档案，镇江的109名“慰安妇”曾被“配给”15000名士兵。“这甚至成为日军制度的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中是第一次。”苏智良说。
1993年回国，苏智良本来打算“把上海几家慰安所搞清楚就行了”，他估计4到6家。结果，受害情况令他瞠目结舌，苏智良开始寻找这些老人。截至2015年，“可以确认的上海慰安所有170家”。
老人们的线索大多来自民间志愿者。1992年起，乡村教师张双兵曾走访山西123名“慰安妇”老人，组织她们状告日本政府，要求索赔。一些省份对受害老人进行系统调查，也有老人主动写信给苏智良。
随着越来越多“慰安妇”老人被发现，她们的信息和故事也随着媒体的报道而传播开来，但大众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却始终停留在“过去时”。
据苏智良介绍，上海的第一家慰安所“大一沙龙”，被当时居民称为“东洋堂子”。《慰安妇调查纪实》中记载，文革期间，有“慰安妇”被居委会指为“日本婊子”，没收房产，勒令去北大荒。
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的拆迁成为新闻，央视特别制作了专题片《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结果，“大快人心”是附近居民的共识。一名大叔认为“慰安妇就是妓女”，而一名六旬阿姨则认为“慰安妇”历史是“国家的耻辱，不是正能量的”。
除了“污名化”的歧视，还有猎奇式的窥探，几乎所有对于“慰安妇”老人的访问都是让她们回忆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甚至还有人问出“日本人是怎么脱你裤子”的问题。
在见到这些老人之前，我曾在搜索引擎输入“中国慰安妇”。黑白照片触目惊心，老人干瘪消瘦，目光仇恨，双手直抓向屏幕，甚至有些狰狞。还有不少带有色情意味的剧照和话题猥琐的讨论。因此，初见时，我怀着类似的沉重疑问，觉得在她们面前说笑都显得不敬。结果第一天，我就撞上了韦绍兰的笑脸。
拍《二十二》时，“剧组主要任务是陪老人玩”。以往拍戏，摄影机几千块一天，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而这次，郭柯坚持没有刻意的摆拍，拍摄完全按老人的生活节奏来，一天只拍两小时。
对于老人们的过去，郭柯也会问问题，但提问的标准是“拿她们当自己的家人，问一个晚辈应该问的问题”。至于回答，老人们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林爱兰只讲“自己觉得光荣的事”。她拿出珍藏的两块奖章，是抗日战争纪念章，由中央政府颁发给抗战老兵。她告诉郭柯，自己14岁入党，加入红色娘子军，是老共产党员。她拨开白发，指给他们看头上的疤，那是打日本时子弹擦过留下的。
有报道写，林爱兰至今痛恨日本，家里挂满刀，“做梦都在砍鬼子”。但事实是，这些刀只是用来防贼的，林爱兰说：“这里小偷很多，他们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有时候也用来见义勇为，她爱管闲事，听到有人吵架，就要拎着镰刀去劝架。她也曾说起：“那时我才17呀。”然后眼神“柔软下来”，在想一些事情，再开口时，“不提了不提了”。
“我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讲到年轻时的事，毛银梅总是变得健忘起来。她是韩国人，十来岁逃难到中国，被骗“做工”，进了武汉的慰安所。90岁的老人现在住在孝感农村，操湖北方言，韩国使馆送来贺卡，她拿倒了。在吴丹珍逗她说韩语后，老人突然说起了日语：“请坐”、“欢迎光临”。大家愣住了，“都是关键词。”最后，老人突然停住，“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
一个下雨天，山西老人李爱连突然抱怨起来，“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她说之前跟记者不说真话。“慰安妇”老人最忌讳和子女说当年经历，一位老人的儿子曾经承认，母亲的过去让他觉得“好像被人戳了脊梁骨”。
“刚开始一个不说两个不说，到最后，都不说。”郭柯也不追问，拍摄进行到最后的某一天，对记者“从来不说真话”的李爱连突然开口了。“门都关好了吧？”在讲述前，老人问。1946年，李爱连曾两次被抓到日军据点，被关押了27天，“那个男人要和我结婚，我已经结婚了，不同意。他饿我，关了三天，逼我空腹吃十几根葱。”老人开始哭，这时，郭柯喊了“停”。
“那些事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不要再从她们身上去压榨什么了。”郭柯说，拍摄这部纪录片是为了不忘记，但不忘记的方式有很多种，“就像数数，不告诉你大家知道的一二三四，我就讲五六七八，讲她们的现在时。”
但全片拍摄完成后剪辑时，郭柯开始了自我斗争。这终究是一部要走进商业院线的电影，通篇呈现老人平静的、琐碎的生活也许会对普通观众造成巨大的观影挑战。因此，在他剪辑的版本中，他调快了节奏，增加了场景，看上去“很热闹”。
花了八九个月，郭柯剪完第一版，请台湾剪辑师廖庆松帮忙。廖庆松被称为“台湾新电影保姆”，为杨德昌、侯孝贤剪过片子，电影《聂隐娘》的剪辑就出自他手。
看完郭柯剪辑的版本，廖庆松说：“剪辑是不需要技术的，重点在于你对片子的心是什么。”他问郭柯：“你看到老人的真实生活怎么样？”“很平静，很无聊。”郭柯答。“这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因此，《二十二》最终呈现的是个“浪漫的版本”，充满生活的鸡毛蒜皮，没有性暴力细节，没有悲愤的控诉，没有升华主题提炼中心思想的旁白和字幕，甚至没有配乐。
“我不想讲曾经人们如何死去，”郭柯说，他想聊聊“后来人们是怎么活下来了”。
2015年，《二十二》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
电影在釜山放映，当毛银梅老人用韩语唱《阿里郎》时，郭柯看到“一个40多岁的老爷们儿在那儿哭”。放映结束，没有人表示“无聊”，韩国观众最关心的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对待这些老人”，以及“这些老人现在怎么样了”。
面对这些问题，郭柯觉得“国旗在自己的头上打转”，他给出了一些很正面的回答，但心里却觉得唏嘘。
1998年，韩国民间集资建造了“分享之家”，供“慰安妇”老人在此养老。韩国有针对“慰安妇”的专门法律：民间机构确认老人身份，上报政府认可，每月给予援助。2006年，这些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约合7000人民币的政府补贴。但在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出台法律保障，也没有官方机构专门认证老人身份。
2012年，韩国民间团体编写了一份小学教材，给三到六年级学生讲述“慰安妇”历史。从1992年至今，韩国每周有“周三集会”，在日本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和儿童表演，举行了一千多次，从未中断。在“分享之家”做义工的韩国学生说：“游戏和爱好以后都有时间，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们。”
而在2016年上海，对于可能将划归进学校的“海乃家”慰安所遗址，上海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何瑛表示愤怒：“是日本人的妓院，把这样的房子放在学校里，到底是要起到什么教育作用？”该中学学生也对“慰安妇”吞吞吐吐：“不是很光彩，毕竟跟性有关，学生不应该知道太多。”
在首尔一次晚宴上，苏智良看到七名“慰安妇”老人分坐在韩国国会议长身边，“很令人感慨”。而在1992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慰安妇”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时靠的却都是日本民间律师的支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用日本律师、花日本人的钱，心里别扭。”在一次采访中，帮助老人打官司15年的张双兵说。2007年，这场官司尘埃落定，日本借口“由于《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索赔权，加上20年追诉时限已过”，不予赔偿。
2000年前后，苏智良曾想办一个类似“分享之家”的养老中心，“后来放弃了”。除了法律责任不明确，无法擅自将老人接到一起抚养，部分子女也反对将老人带离他们的视线。
“慰安妇”问题进入民众视线后，苏智良每年都会收到海内外对“慰安妇”的捐助。一对上海退休工人夫妇、一名美国华侨每年都捐钱，韩国企业家发起“朋友会”，帮助解决老人的医疗和生活问题。每名老人每年会收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发给的5000元援助金。
2015年起，郭柯承担起了将这5000元慰问金亲手交给老人的工作。他每年春节前都会去各地给老人们送钱，“揽下这件事，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去看他们的理由。”
我最近一次见到郭柯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一个一个地在影片结束的字幕上添加参与众筹的人名。
《二十二》最初拍摄时没想公映的事，后来拿到了龙标，定在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上映。这时，郭柯才意识到还需要宣发费用。他想起了韩国“慰安妇”电影《鬼乡》，这部影片靠韩国民众众筹拍摄而成，看到片尾7万个名字，郭柯很感动。这部电影在韩国上映时，长达17天居于票房首位，打败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疯狂动物城》。
郭柯借用了这个点子，由官方机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协助发起，众筹100万电影宣发费。众筹时间才过半，就筹满了资金，于是，在《二十二》的片尾，郭柯加上了32099位中国观众的名字。
今年7月初，《二十二》开始在全国点映，全国53家影院主动发起点映，除了北上广，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开始自发点映，“上海影院特别积极”，郭柯说“没想到”。
但好消息不断出现的同时，各种争议和批评也纷至沓来。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曲折的剧情——在对《二十二》的批评中，这是最主流的声音。
有人批评片子撕开老人伤口，“在消费她们的痛苦，把老人拍出来很不道德。”还有人批评片子没撕开老人伤口，“素材平铺直叙，白瞎了这么沉重的题材”，“不够冲击，不如看《金陵十三钗》”。还有电影人评论，老人不是最重要的，讲好一个故事才是。郭柯气坏了，发了一条朋友圈：“她们是道具吗？她们是活生生的人。”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影片的海报制作阶段就已经出现。当时，郭柯请了一位知名设计师为《二十二》设计海报，他给设计师看了电影，但在观影的过程中，对方睡着了，后来设计出的海报——片名“二十二”的墨汁淌成眼泪，一颗子弹从老人的太阳穴穿过，老人说的话被堆成一座墓碑。“把我气死了。”郭柯说，“尊重不是将老人当作受害者，而是当成身边可以亲近的老人。”
不少业内人士来劝郭柯改一改影片的呈现方式，加一些可以煽动起观众情绪的字幕、音乐、旁白，但他坚决不改，“这就是我看到的她们，这是真实，我相信我的判断。”2016年，《二十二》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评委特别奖，俄罗斯导演米哈尔耶夫评价“这部电影有很深的感情”。
电影上映前一个月，李爱连突然病危，只说要见剧组。郭柯他们赶到山西，老人对吴丹珍说：“我那天差点就死了，就想再见见你们。”老人的反应让郭柯觉得，这种记录方式是对的。
尽管坚持自己的判断，但郭柯也承认“现在有点杂念了，每天都去看购票情况”。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影片上映后，票房收益全部捐给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用来支持剩下15位（新考证出6位）“慰安妇”老人的生活，“当然票房越高越好了。”
2017年7月8日，我坐进影院看了《二十二》的首场点映。
在电影里，我终于见到了“爱兰”，和吴丹珍之前描述的一样，她是个五官深刻、目光炯炯的老太太。她的房间果然横七竖八地放着各种刀具，在劝架时她会拿着刀，做出凶狠的表情，跟我想象的一样。像是看到了一位相熟很久的故人，在影院一片啜泣声中，我突然笑了出来。
点映结束，我搜了一下豆瓣，发现有一条评论极有可能在点名批评我：题材“如此沉重”的电影，竟然还有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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