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四拿》恰是我第十本书,想题献给母亲,但我们没有在书前写题献的传统,也怕读者误解——你献给你妈,关我甚事?本就稀少的销量,若因此再减数,着实对不起出版社。既有后记,正好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一直想为母亲写点什么,给她本人也看看。最近又有了紧迫感,因母亲的白内障,还不能手术,视力下降迅猛。很长时间内,母亲都是我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母亲生我时难产,我怎么都哭不出来,医生认定救不活。幸好一个倪姓护士是母亲熟人,怜惜她这么小的个头,生出八斤半的死胎太辛苦,下定决心要把死胎救活,人工呼吸做到腮帮塌陷。所以我庆幸出生在一个人情社会,没这层关系就没我这条命。但毕竟,作为难产儿我有很多缺陷,吐词不清,四肢笨拙,手先天颤抖,快到十岁才能用筷子将菜挟稳。遭人嘲笑在所难免。
为避免羞辱,我从小喜欢宅家里,但避不开父亲失望的眼神。父亲年轻时练武,打架生猛,拍下很多裸了上身展示肌肉的黑白照片。他对我感到失望,我也理解,如果我是我父亲,也会感叹一代英雄一代衰。而母亲对我的溺爱,是觉得把我生成这样,她难辞其咎。母亲对我一味溺爱。我从小厌学,早上不想起来,跟母亲说我不舒服,母亲就要父亲帮我请假。父亲说,他装的。母亲说,他不会讲假话。亲戚都说我母亲对我过于溺爱,但我觉得正因母亲的溺爱,世界被关在房门之外,我的童年还是充满了幸福。
母亲一直爱看电影,去电影院总是带上我。后来有了电视,母亲喜欢看央视“电视译制片”。我的口味和母亲严重趋同,喜欢译制片,只消忍耐最初因冗长人名带来的艰涩,总能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融入一段异样而瑰丽的人生。我忘不了影片结束时,心底袭来的孤独和忧伤,像和最好的朋友作长久的告别。
我清晰记得,对“作家”最初的体认,是来自一部译制片《鸟鸣山下》。讲一对夫妇有了小孩,聘保姆时,阴差阳错聘来一个五十多岁,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老男人。随剧情发展,男保姆绝对物超所值,几乎干每件事情都臻于完美,也导致女主人对他心生爱慕,男主人醋海生波,寻死觅活。剧情发展到最后,观众以为男保姆必将抱得美人归,他却自曝真相,一个大反转。原来他是作家,当保姆只为体验生活,并已将这段体验写成长篇小说《鸟鸣山下》。男保姆/作家同志将这本书送给两位雇主,并在女主人幽怨的眼神中转身离去。
很奇怪的,我记忆极其深刻,但这么多年,我倚赖酷狗百度,再也搜不出这个片子。但我从中知道作家是一种神奇的职业,有点像特务,侵入别人的生活,又能全身而退。
我小学读的是一个教改实验班,增大了作文训练,班上同学大都发表过作文,都想当作家。十岁起,我就确定要当作家,不惮于表露出来,母亲总是应和。我一直认为母亲真就看出来,我必是作家。
母亲也是我遇到的神经最大条的人。她在县烟草公司原烟股当经理,很长一段时间,本职工作就是去各地烟厂收账。单位男同事去收账,横眉竖目和对方吵闹,没能要到钱。母亲总和一个姓滕的女同事搭伴,去到某家烟厂财务室里,一守几个月,不吵不闹,有事还主动打打下手,一来二去,对方有钱优先还给她。母亲喜欢讲这些事,但她从不讲自己吃了多少白眼。没人能让我母亲生气,她一米五的个头,却是要账好手,靠的是她眼里没有坏人。面对每个人,母亲从未流露出轻慢或讥诮的眼神,开几句玩笑,都是拐着弯夸人家。她善于和人沟通,我曾见到,有人咆哮着找上门,半小时后,母亲和对方促膝而谈,谈着谈着,只有母亲嘴皮飞动,对方频频点头。在小县城,我外公脾气暴躁得众所周知。到了晚年,外公一天都离不开他的女儿,我的母亲。只有母亲在,才能一次次让外公停止咆哮,恢复平静。有时候,我觉得外公也是母亲的一个孩子。
1996年,我读补习班,厌学情绪日增,发展为神衰,经常好几天睡不着。我跟母亲说,我不读书了,就待在家里写作。我会成为一名作家。母亲说,你想清楚了,也行。见我成天陷入焦虑,母亲就请了假,陪我在小城中随意地走走。那是四月,乍暖还寒,随时下雨,我和母亲一人撑一把伞,走在小城密密麻麻的巷道,听她讲以前的事情。她主要是忆苦思甜,认为这可以缓解我的焦虑。很奇怪,当我回忆过去的事,和母亲漫步小巷的那几天,正因为有焦虑的心情时刻相伴,反而酝酿成特别牢固的记忆。我至今认为,生活从未像那几天一样的真实过。一周以后,神衰的症状消褪不少,我又去补习。后来照样是落榜,但我心底没有任何失落。后来混了个大专文凭,没有分到工作,帮亲戚干了几年活,就窝在家里写小说,一年能有个把短篇上正式刊物。母亲很高兴,经常把我发表的杂志(大都是内刊)拿给朋友看,换取她们有些勉强的赞许。
现在,有人给我做访谈,经常会问自由撰稿那几年的经历,问我是如何坚持。其实那是我异常安静和满足的几年,没别的想法,完全地投入写小说。完全地投入,是异常美妙的状态,现在难以找寻。而且,决定写作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别饿死。有母亲在,我饿不死,这问题便好解决。在母亲的溺爱下,我既有任性,也学会了热爱,比如阅读,比如写作。除了自己热爱的事物,别的都无足轻重。
2002年春节,在大姨家,喝了些酒,我就放狂话,说我写的小说在整个地区都是顶好。父亲就泼凉水,说他一个教语文的同事,看了我小说,还是学生作文。我说那个同事看不出好坏。父亲斥我狂妄。我说五年后我会成为全国出名的作家。我自小怕父亲,可谓看见他的背影都哆嗦,那天酒壮怂人胆,一直敢顶。酒喝完没胆子回家,跑到平日最要好的满同学家,求借宿。那时他家正在修房,他和父母挤一间,隔着一块帘布,两张床。满母最爱聊天,问我什么事不肯回家,我也就讲。他一家人都笑得开心。满母还说,以后哪个讲你写得不好,来告诉我,我打他!后来满母和我母亲碰到,两人免不了扯上这事。回家后,母亲眼神有些忧伤,跟我说,有话不要到外面讲,跟我讲就行。我说是喝了酒。母亲说,我对你没有别的担心,就怕你喝酒。你见酒三分醉,必须戒。我点点头,但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做到。
随着年龄增大,我在母亲面前有种很古怪的状况:当我想和她交流、表达,稍不注意,就变成冲她发火。一旦面对母亲,我作为成年人的稳重完全没有,像是回到童年,需要她的安抚,需要她来降服。我甚至误以为母亲不愿意接受那种母子之间应有的亲密,儿子就应该有各种不成熟甚至歇斯底里,而母亲正是用来包容一切。许多次跟母亲交谈,最终都变成对母亲的冲撞和伤害,而母亲表情总是平静,安之若素,便让我怀有更多愧疚,等着下次弥补。但下一次,很可能是让愧疚进一步加深。当我离开母亲,想起她,觉得亲切;当我面对她时,又有种疏离。我觉得母亲一成不变,而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自己。我需要她作出变化,调整心态来适应我,我需要她需要我来关心,但她似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除了衰老,母亲顽固地拒绝任何变化。
有时,母亲跟串门的朋友讲我是如何孝顺,似乎故意漏给楼上的我听。我听在耳里,仿佛都成了讽刺。
到合适的年龄,身边朋友按部就班谈起恋爱,只有我迟迟没找到女朋友。那时我还没有工作,窝在家里想靠一枝笔当成作家,这样的状态,别人介绍都难以启齿。好在男人总要找个女人,女人总要找个男人,适婚的青年,咱们国家真是管够。接触过一些妹子,大多坚持不了几次见面,但也偶有例外,可以往下发展,我也没有好好把握。我发现,我其实是在找一个和母亲一样的女人。母亲对此也跟我很默契,我想寻找像母亲一样的女人,母亲何尝不在寻找另一个自己?我接触的女孩,她通过朋友关系打听一番,总是跟我反馈,算了,不合适。不要急,你要找一个像我一样能照顾你的。你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又不会哄人,要是找个女人不理解你,你以后日子不好过。听亲戚说,那段时间,母亲在街头看见顺眼的妹子,就主动搭讪,凭她强悍的沟通能力,很快将对方情况弄清楚,然后便是一次次失望。
儿女年龄一大,父母便催婚,我到三十多,母亲仍劝我不急着找。她从来都喜欢夸别人,唯有在我找女朋友的时候变得挑剔。后来,终于,我跟母亲说,你还想看着我结个婚,你就不要管这事。后来,我结了婚。婚后,妻常说一句话是,你和你妈太像。她试图改造我,因为她说不是要嫁给我母亲。母亲一直都明确表态,希望我不要离开凤凰。她总是说,凤凰是最好居住的地方。后来,我还是离开母亲,来到一个陌生城市,开始不一样的生活。夫妻难免争吵,但妻知道,在我面前妄议母亲,后果很严重。她试了几次,现在不试了。
我打电话给母亲,她总要问,你还过得好吗?听着她的语气,我总以为她是在说,离开我,你怎么可能过得好呢?我就毋庸置疑地回答,我过得很好!我没法跟她说,有她没她的时候,我是两个人。见着母亲,我一身懒病泛起,什么不想干;但离开她,我能够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她的儿子已四十岁,而不是四十斤。她儿子已经有了女儿,他很溺爱女儿,就像当年她溺爱他。
有次一帮男同学聚会,聊起哪个女同学温柔。满同学忽然指着我说,只有他妈最温柔。我说,你癫了,讲同学。满同学说,小学时候我们都想当作家,你的作文又不是写得最好,凭什么你现在是?主要是因为你妈,你妈想让你当作家。他说得也没错,如果他赖在家里想当作家,他母亲搞不好见天打他。
十岁起我就确定要当作家,现在真的成了作家,我却越来越不敢确定,如果没碰到这一个母亲,我还是不是作家。我们邂逅各种各样的母亲,所以,我们成为各种各样的人。
忽然话多,因为聊到了母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此文献给我母亲,她叫汤秀莲。母亲身份证上注明1949年11月14日生,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母亲以共和国同龄人为自豪。但她记得这是阴历,我一查万年历,明确母亲生日为1950年元月2日,比共和国小一岁。母亲有点遗憾,说,小月份。
(本文为《金刚四拿》后记,田耳
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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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