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丨《读书》为什么能影响一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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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退稿”一事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是有门槛的。

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就是这样一份“有门槛”而且门槛“很高”的刊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回忆：“据我所知，《读书》的退稿率，在国内杂志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只退年轻人的‘习作’，而且退大专家的‘宏文’。”

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从学者专家到普通读者，都处于一种对知识的极度渴求状态之中，渴望开卷有益，渴望睁眼看世界；同时，创办一份思想启蒙刊物，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从《读书》开始筹备就参与工作的董秀玉曾谈到：“强烈感觉到那时的氛围：忧虑、激奋、压力和斗志，是一种特悲壮的感觉。”

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为了这份刊物究竟付出了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激情和魅力？《读书》为什么能影响一代知识分子？

听听董秀玉老师讲述《读书》创刊时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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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字形容《读书》当年创刊的盛况，那就是“燃”。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一经面世，激起了无数回响与激烈讨论，几天之内，《读书》第一版印刷的五万册很快发完，马上加印五万册也销售一空。

《读书无禁区》的选题，最早是陈原先生在讨论选题时提出。文章作者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约稿编辑是时任《读书》编辑的董秀玉。在那个刚刚经历过知识匮乏的时代，这篇文章阐述了一个观点：人民有读书的自由。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思潮时有反复，这篇文章也引来众多反对的声音，《读书》编辑部也遇到了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们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在重重压力的情况下，《读书》如何吸引众多名人学者笔耕不辍？又是如何为知识分子构建了公共文化空间？

《读书》有什么样的“家规”，使得围绕它的编辑们多数成为了出版界和学界的翘楚？

听董秀玉老师聊 “读书无禁区”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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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为契机，三联中读邀请了40位《读书》的作者，这些作者跨越老中青三代人的界限， 包括：甘阳、汪晖、陈平原、许纪霖、杨念群、刘东、盛洪、陈星灿、崔之元、曹卫东、吴晓东、周濂、王振忠、罗岗、丁耘、田松、高林、王一方、王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