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最新解读：中国如何走出贸易失衡？

7月22日，CF40学术委员、 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CF40 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就“走出外部失衡”作了主题交流。



高善文指出， 中国面临的贸易失衡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产能过剩方面的讨论。 高善文在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执行院长 郭凯 讨论贸易失衡的基础上，并结合三中全会内容，作了评论。

高善文认为，这种贸易平衡的周期性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强有力的去产能政策， 并指出宏观经济研究多年来的标准建议—— 修正失衡的重要办法是中国人扩大消费，美国人增加储蓄 。 并以农民工市民化、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力度更大等政策举例说明，有助于在长期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高善文最后强调， 中国贸易失衡会对他国形成强大外溢效应 ， 引发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的反弹， 其会影响目前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存亡问题，至少它会被冲击、 被瓦解，或者受到大幅度的削弱。

而这对于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是不利的 ，高善文建议， 我们需要尽量熨平总需求的波动，必须考虑引导资本的流动， 去国外投资，在美国、土耳其、匈牙利生产汽车等， 并实行主动的贸易管理措施，并 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去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维护自由贸易制度。

以下是投资作业本课代表（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今年以来，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注意。 特别是中国被认为在一些领域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产能过剩，从而使一些国家产生了的不安，也使它成为一个在经济、政治领域很受关注的话题。

我们不能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体看来自由和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它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

尤其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维护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自我利益。

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或者1949年甚至更早的联合国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时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在此前 张斌和 郭凯对贸易失衡 的讨论之外，我想做几个技术性的补充。

张斌把贸易失衡分解为周期性和趋势性两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做法。 而如果我们剔除掉周期性的影响，郭凯给我们展示的全球贸易平衡 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贸易平衡的对称 局面。 实际上更多 是一些对趋势性的因素的 描述。

首先，从趋势性的角度，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美国的储蓄率太低。 因为简单地归纳总结，贸易失衡总是表现为过剩的储蓄。之所以有持续趋势性的贸易失衡，是因为储蓄太多。 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边是美国人储蓄得太少。

如果我们去检查与储蓄相关的统计数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疫情结束后，美国住户部门的储蓄率，相较于疫情前较长时间，再次出现了较大下降。 而疫情后 中国 储蓄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欧洲等很多国家储蓄率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从储蓄的角度来解释趋势性的变化是一个十分便利的角度。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储蓄率的变化和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在很多时候总是反向而动。

中国人非常喜欢储蓄，至少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是这样，美国人的储蓄率在很多时候总是很低，甚至是在下降。 也因此形成了很独特的关联，但其中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 就像很多人很多年以来一直讲的一样，去修正失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人要扩大消费，美国人要增加储蓄 ， 这几乎是几十年以来做宏观经济研究的人标准的建议。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建议， 是为了呼应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非常重要的决议。 我们在这个决议之中看到 ， 在一些涉及到的利益错综复杂的领域，我觉得中央做出了非常困难，但是非常勇敢的决定 。 从长期来看，对 提升中国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会起到很积极的影响。

我举三个相关的政策：

1）农民工市民化

第一， 在保留农民工在农村所有的权益的基础 上，包括他的宅基地，他的承包地以及在集体企业之中的分红权， 鼓励农民工进入城市 ， 同时给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而且， 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来刺激这个过程的实现。

以前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政策，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要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在这次三中全会的全文之中，我们看到了强有力的表述。

如果这个政策能得到强有力实施，毫无疑问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消费率，降低系统性的国际收支失衡。

2）逐步废除户籍制度

第二，以居住地为基础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步脱钩，以常住人口登记为基础，与居住证相挂钩。

如果这个政策完全落实，就意味着即使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满足一定的居住期限、有居住证，子女上学、参加高考、本地基本的医疗社会保障、享受廉租房等等，与本地居民完全一样。 当然，对北京来讲，在短期之内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理解三中全会很重要的想法是， 除了少数特大城市之外，大多数城市要推进以居住证、以常住登记人口为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这意味逐步废除户籍制度。

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进城，还有大量城市居民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 尽管大家都是城市户口，但仍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歧视，而这也会抑制消费倾向。

疫情结束以后， 美国储蓄率下降，中国储蓄率上升，我个人认为这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有很紧密的联系。

社会保障制度不是退休以后能拿到一定的收入，而是当你遭遇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你会发现，政府站在你背后，愿意给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含义。

3） 社会保障覆盖领域更广

第三， 我们看到这一次（三中全会）在社会保障领域有了更清晰、更明确、覆盖面更广，且保障力度更大的众多措施。 如 果这些措施落实下去，有助于在长期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这个是我想做的第一个方面的评论。一部分原因是他可以与三中全会的相关的一些东西联系起来，而且它可以对趋势性因素的解释更简单。

第二方面的评论，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周期性差异？我自认为在国际社会周期性研究方面花的精力比较多，特别是早些年花精力多，多少有些心得。

在这个层面上，张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技术层面上有几个瑕疵需要提出来。

瑕疵一，2015年或更早之前，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并且几乎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 2015年后直到去年8月份，中国基本上进入相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

而这种汇率制度的差异，对于周期性的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如此重要的制度性的变化，我们不加控制地去估计趋势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是有问题的。

瑕疵二，是在此基础上，特别是在汇率相对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我们去观察国际收支失衡时，必须把它与汇率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看得更清楚，不能只看国际收支失衡。

因为贸易顺差的扩大，可能伴随着汇率的升值或贬值。 这两种不同的组合，背后所需要的解释体系是十分不同的。

在一个汇率被控制并且系统性低估的条件下，我们没法很好地观察汇率压力； 而当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时候，把汇率变化跟贸易顺差变化结合起来观察，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想说的是，最近这一轮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段来看：一段是2018-2021年，一段是2021年到现在。

之所以作此分解，是从2018年到2021年，我们面临的是汇率升值，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背后的基本性因素是中国竞争力的提升 。

而2021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伴随着汇率贬值，背后基本性的因素是两个： 一个是毫无疑问是房地产的调整、国内经济周期的滑落；二是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出，其与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等是密切关联的。

FDI（外商直接投资 ）的流出，也可以理解为ODI（对外直接投资 ）流出的另一个版本。 而2021年以来，FDI的流出规模巨大，尽管也有美元加息等因素，但是地缘政治绝对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再比如说， 对2015 年这一轮顺差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存在瑕疵的 。我个人认为我在这些方面的数据追踪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来看2015年到2018年或者到2017年，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全球经济是在明显改善。

2015年是一个底，2016、2017年全球经济明显改善，全球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经历了很大的上涨，在2016、2017年，全球190多个国家经济增速都在加速，但当时中国的贸易盈余是在下降的。

把其重要原因无论是解释为“ 中国经济的扩张 ”，当时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还是解释为“ 全球贸易需求在下降 ”，全球需求实际上是在扩张的，都是说不通的。

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人民币汇率的那一轮贬值在那前后基本结束 ，15年有个很大贬值，在这背景下，基本稳定下来，并且开始转入一段时间的升值。

实际上， 对这种贸易平衡的周期性的变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强有力的去产能政策 。是在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政府推强有力的所谓“ 三去一降一补 ”的去产能政策。

再叠加经济自发所进行的去产能，使得中国总体的供应能力在那几年有很大的收缩。供应能力的收缩就相当于需求的扩张，整个价格水平和盈利水平得到了提升，但是整个经济增速是在下降。

这也说明我们观察周期性的贸易失衡，要从需求和汇率的角度看问题，同时要从价格和增长的结合看问题， 要同时观察增长率、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汇率，结合在一起，才能弄清楚，它到底是资本流动驱动的，还是需求波动驱动的？ 需求的波动来自于供应端还是需求端？ 这样才能让 我们对于它的趋势分析，包括它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变得更平衡。

实际上对2007年之前的分析，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大多数流行的分析不能说是错的，但都只解释了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因素在流行的叙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我们在看待周期性的贸易平衡时，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在我看来就是把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最后一个评论是，我是想承接郭凯的讨论，他的讨论非常有高度、非常有视角，有宏阔的历史眼光。

简单概括，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跟西方七大工业国的总和差不多。 而且中国制造业产出的增速仍然维持在5%、6%，比全球经济的增速高得多。 全球第一且占比还在快速上升， 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 ，无论中国的水平有多高，总需求或总供应的周期性波动是没法避免的。 而供求之间的波动，就会形成缺口，这个缺口会通过贸易盈余的变化或者压力来反映出来。 这是第二无法避免的事实。

第三个事实 ，我们作为体量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贸易盈余的波动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重大的外溢效应。 中国的贸易平衡一定会对其他国家形成非常大的外溢效应。

这种外溢效应会引发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的反弹， 其会影响目前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存亡问题，至少它会被冲击、 被瓦解，或者受到大幅度的削弱。 而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不符合利益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尽量去熨平总需求的波动，但是不可能完全去消除它， 我们可以尽量让汇率的波动更加自由来实现平衡 。但是，即便汇率自由波动，考虑资本流动等因素，这个因素仍然没法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 去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 至少做好解释工作，不见得有效，但总比不解释强 。我们可以利用WTO发起诉讼，去维护自由贸易制度。这也将WTO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很多国家会面临着政治上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