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个世界艾滋病日 | 《在海洛因祭坛上》长篇连载回顾

5月26日晚7时许,一位头戴棒球帽的中年男子走进位于中心城区的一家商店。“我得了艾滋病，我要你们给我3万块钱······” 这位男子晃了晃手中的注射器，向营业员平静地说道。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拿起注射器对着自己的手扎下去，抽出了一针管血。”接待这位顾客的营业员小王告诉记者，她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后怕。

“你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发现一点善良或者说还有点人性的东西？”

“唉，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这么多年下来，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什么同情心，为了一包海洛因的钱，什么话都说得，什么事都做得。”

毛向阳37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只有皮，一笑起来眼角和两腮便压出层层皱纹。他穿一件深蓝色细条纹的四颗扣西装，里面是同色系的薄毛衣，搭配得不坏，只是它们都像架在衣架上，空荡荡地晃。他挽起裤腿给我看那些暂时停止流脓的疮洞，露出里面的一条衬裤。

那天白天的气温是29摄氏度，街上已经有女孩穿起夏天的裙子，他却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捂得严严实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艾滋病人最怕感冒。不过，白天他通常在睡觉，不会上街展示他不同寻常的着装。

2000年秋，《纽约时报》首次发表文章介绍河南退休妇产科医生高耀洁；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艾滋病问题。

事实上，海洛因从流入A市到被公众认识也经历了挺长一段时间，遑论艾滋病。1995年之前，A市茶馆里常有老头问那些将针管毒品摊在桌上的年轻人：“你们这是在做啥？”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身体不舒服，自己打针。”老头们将信将疑地走了。

那时候，大部分基层警察和医生也不知道海洛因是什么，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90年代末知道艾滋病的。

冯涛在5月1号死去，死于海洛因注射过量，距离他在夕阳红茶馆向我发牢骚不到一个星期。我翻出那晚拍的照片，他穿着黑色衬衣，只留下一个背影。在这座小城，他是第13个死于海洛因注射过量的人。

尸体是家人发现的，他们告诉邻居，冯涛心脏病发作了。但刑警在现场发现死者口吐白沫，全身蜷曲，有明显的中毒迹象。冯涛参加美沙酮替代已有14天，吸毒圈里的人告诉我，许多弟兄在服用美沙酮的同时都在偷偷注射海洛因，他们说，“美沙酮好比吃素，海洛因才是吃肉，一直吃素谁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