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面
在这样一个电影能够提供无穷幻术的年代，一本小说或许注定只能够在越来越珍稀的文学爱好者内心掀起高潮。但《百年孤独》不同。或许因为它不是一本小说，它是魔术。
文｜洪鹄
在这样一个电影能够提供无穷幻术、通过电视机就能观看战争实况的年代，一本小说或许注定只能够在(和无边无际的电视观众比起来）极小一群的知识分子和越来越珍稀的文学爱好者内心掀起高潮。但《百年孤独》不同。或许因为它不是一本小说，它是魔术。
马孔多：回到种子
如果把《百年孤独》的读者聚拢成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口可以排进全球前20名。设想一下如下场景仍然让人觉得震惊：一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决定去读一本书，而它只是另一个人枯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和两根手指头敲打出来的结果。
2007年3月，8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明媚的哥伦比亚港口卡塔赫纳对着西班牙国王描述了这个想象中的场景，并作了他漫长人生里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为的就是纪念《百年孤独》出版的这四十个年头。「人们告诉我，第一版它就卖了一百万册，之后是第二、第三个百万，像雪球一样。」后来，1982年，他得了诺贝尔奖，雪球继续滚，终于大得像一面奇观。
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候，文学已难以令大众痴狂。《百年孤独》之前，绝佳的、包括颠覆性的小说当然也次第诞生，但随即滑进窄门。在这样一个电影能够提供无穷幻术、通过电视机就能观看战争实况的年代，一本小说或许注定只能够在(和无边无际的电视观众比起来)极小一群的知识分子和越来越珍稀的文学爱好者内心掀起高潮。但《百年孤独》不同。或许因为它不是一本小说，它是魔术。
在随着《百年孤独》流向读者的那段典型风格的自我介绍里，马尔克斯告诉世界：「先生，我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抱歉，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因为名字里那些普普通通的地点，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出生在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几乎是40年前。对此我也感到很抱歉。我的星座是双鱼，我的妻子是梅赛德斯。这是我一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因为有了妻子，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能以写作为生。我是个胆怯的作家。而我真实的职业是魔术师。」
记下这个名字：阿拉卡塔卡，魔术师的故乡。1928年3月6日，潮热的春季，此地以一场暴风雨迎接了未来文豪的诞生。这是马格达莱纳州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大部分时候尘土飞扬，镇上十万人口几乎都是文盲，没有铺路也没有下水道，拗口的名字总让第一次听的人发笑。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私生子加夫列尔·加西亚和上校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长女路易莎的头生儿子，但这对父母在七岁之前并不出现在这孩子的生活里—事实上要论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他们终其一生也不如外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重要。
这时候当然没有人知道，顶着可笑名字的残破小镇阿拉卡塔卡日后会成为文学的世界地图中最狂野和诱人的城镇：它就是《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将要承载疯狂的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终落虚无的命运。
马尔克斯的童年在外公外婆家的大宅子度过，在嘈杂、燠热的阿拉卡塔卡，这里是珍贵的幽凉之地。家里永远住满了人—上校和他的妻子，许许多多的姑姑、叔伯、舅舅和表姐，还有成群的仆从和印第安人。《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范晔译，新经典版，下同)有17个私生子女，马尔克斯的外公尼古拉斯上校则有10个：他们就是小加西亚的叔叔和姑姑们，一大家人混乱而亲密地住在一起。马尔克斯的父亲也是私生子—因此受到了上校的嫌恶，然而上校本人同样也是。无论不伦之恋在他后来的小说里受到了如何幽默调侃的嘲讽，非婚生关系被如此多地着墨和隆重地交代，对马尔克斯而言显然有太多来自「大宅」深处的记忆。
上校到哪里都带着小外孙，并乐于向他解释一切。如对事物存疑时就带他回家，翻开家里的字典，用书里的解答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他是坚定的自由党人(也因此而与马尔克斯信奉保守党的父亲势不两立)，经历了「千日战争」的溃败，如今在这座倚赖与美国的香蕉贸易为生的小镇发了点财。在《百年孤独》里，最常见的场景正是一个老人牵着一个男孩的手，两人共同奔赴了无数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探险。五岁那年外公带着小马尔克斯去商场看冻在冰块里的鱼，「我伸手去摸，感觉好像被冰块烫到。」所以后来他才在《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里就需要冰，因为在全世界最热的城镇里，冰就是最神奇的东西。另一件他们经常干的事情是散步，路线是从大宅到邮局，以查看上校25年前参加「千日战争」的那笔抚恤金是否有了消息。但是没有消息，上校终身也没有等到消息。这个荒诞的故事这将直接导致马尔克斯另一本杰出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诞生。
但不止有上校，外婆才是大宅真正的主掌，这个娇小、紧张的女人被认为能与亡灵直接交流。马尔克斯将在他晚年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里告诉我们：上校和外婆的世界同时地诱惑着他，他愿意听从前者世故、威严、合理化的说教，却也为后者神秘、天启般的口若悬河而痴迷。两者的共同点则是都绝对的自信。许多年后，他们的外孙将成功地重现这两种看待和诠释世界的方式，在他笔下诸多光彩四射的人物身上，以至于他们一开口，读者便能辨认出这些人毫无疑问地来自于马尔克斯那个化名为马孔多的故乡。
加勒比海与波哥大，海岸与高地
苏克雷、巴兰基亚、马甘格、锡帕基拉……即使对于马尔克斯的忠诚读者，这样一串名字也相当陌生难记，它们不过是一群散落在哥伦比亚西北部、毗邻加勒比海的岸边小城，串联起了马尔克斯断续零落的求学之旅。上校在外孙11岁那年去世，它意味着童年的谢幕。几如陌生人般、后来又生了太多子女的父母接管了这个儿子，但并无精力给他更多的关心。这段很难谈得上快乐的日子送给小马尔克斯的最大礼物是一个女孩，她叫梅赛德斯，第一次见面时他14岁，她只有9岁，一个小学生。但马尔克斯坚称：「从第一眼我就知道她会是我的妻子。」
能找到的马尔克斯早年极少数的诗作中有一首叫《给不可捉摸的女学生的黎明十四行诗》便是写给梅赛德斯，时间是1945年左右—或许是还太年轻，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在勾画女性时不带任何戏谑讽刺而只见柔情的作品。《马尔克斯传》作者杰拉德·马丁在这对少男少女当年居住的马甘格小镇巡访时听人们回忆起这位姑娘：她有一个妹妹，似乎更标致，但是梅赛德斯毫无疑问更吸引人，她高挑优雅，有一双杏眼，安静而自信，小小年纪便有种奇妙的权威感。而马尔克斯呢？人们记得，「那个男孩子每天都跑去梅赛德斯爸爸开的药局，和她爸聊天。」
1945年圣诞节，他们跳了一支舞，马尔克斯在派对最热闹时向梅赛德斯第一次提出嫁给他，当时梅赛德斯小学还没有念完。第二天他们在街上相遇，他看到她带着两个小孩，她笑着跟他开玩笑：「对，这是我的小孩。」他把这个笑话当成是来自这个神秘女孩的暗号，由此更坚信他们有同样的思考方式—这句话他回味了好几年。
遵从父亲的要求，马尔克斯考入了哥伦比亚最好的波哥大大学念法律。波哥大位于高地，和热带的哥伦比亚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他所来自的加勒比海沿岸如此不同，这座海拔八千尺的首都以多雨寒冷著称，拥有70万自称卡恰克人的居民，骄傲于他们的「除西班牙本土外最地道的西班牙口音」和中产阶级文化。在波哥大，马尔克斯明确了他「岸边人」的身份，他们多姿多彩、轻松落拓的魅力在这个保守的城市成了一种尴尬，以至于他在第一次这里第一次读到卡夫卡《变形记》时如此共鸣：都市里人的孤立感，即使他身处的是拉丁美洲最偏远的首都。
两件事并行着：极尽全力地荒废法学院的学业和狼吞虎咽现代主义作品。如果不是1948年发生的「波哥大大暴动」，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伍尔夫这一群欧洲人将会是马尔克斯这段失意期里最重要的名字。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的政治风暴正在快速地集结之中。在「文明世界」眼里，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陆，是没有过去也不见未来的土地，是没有真实的独立资格、如不紧密地依赖于美国便只剩浮夸梦想和畸形经验的落寞家园。1948年，第九届泛美会议在波哥大举行，旨在令拉美更好地「团结」于北美的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成立。4月9日中午，马尔克斯和他的「岸边人」朋友们正坐在街边吃午饭，自由党领袖、被认为是20世纪哥伦比亚最魅力洋溢的政治人物凯坦被枪杀在他们眼前，而这条街上同时站着另一个人—和马尔克斯同龄，也是21岁，他被怀疑和谋杀有关，以及共谋颠覆泛美会议、挑拨拉美和美国关系。此时他还是古巴的学生领袖，坚决的反美分子，正在组织他尚未开始的革命。他叫卡斯特罗，他和马尔克斯现在还不认识，以后会成为亲密的朋友。
卡塔赫纳：纪实生涯
在马尔克斯的20-35岁，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贫穷作伴。他当然没有拿到法学院的学位(这令他的父亲极度恼怒，而他本人似乎对此有某种骄傲），心甘情愿地受雇于几家底层报纸，或许可以说是以一种曲线的方式接近着文学。波哥大大暴动之后，他来到了卡塔赫纳，一座殖民地旧城，西班牙人离去后留下一股破落的优美。很久之后，这座城市将成为他那部《霍乱时期的爱情》背景，见证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持续50年、从少女到寡妇的狂热。卡塔赫纳将站在时间边缘，「毫无改变，黑夜的恐惧与青春期的孤独快感不变地留在这座干燥且燃烧着的城市。在这里，花儿生锈，盐巴遭蚀；在这里，四个世纪带来的改变仅仅是那些枯萎的月桂树的渐渐老去」。
一家叫《环球报》的新兴报纸雇佣了他。据他的传记作者统计，20个月里他创作了署名稿件43篇，不署名稿件大约有5倍，每篇稿件的报酬是32分钱—比能想像得到的任何最低工资都要低。
他很快就住不起廉价旅舍了，开始睡公园长凳，后来是睡在印刷车间里—睡在一捆捆新闻纸上。他在朋友家蹭点饭，大部分时候饥肠辘辘。骨瘦如柴(那个时期的照片上，他瘦得像扫把一样)，但神奇的是，他的朋友普遍认为他「从不自怜，也不求助，永远保持愉快」，并且在有人邀请时，也「十分乐意和大家一起下馆子以及上妓院」。他的这个特质或许很重要，令他在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的贫困中依然受到欢迎，甚至能结交到各种阶层的朋友，从而免于了消沉。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辗转了几家报社，中间还当过出版物的销售员—在哥伦比亚东北部的小村落里兜售医药词典和农学书。他或许有足够的弹性和自嘲来面对这个行当，但我们仍不知道，当他游荡在雪山和塞萨尔河之间，乌帕尔山谷满是尘土的道路上时，他想起的是失败的父亲的影子，还是借此回顾了家族的历史—沿循着尼古拉斯上校的足迹？
在马尔克斯的「纪实岁月」里，有一件事将对他日后的虚构生涯产生影响。1954年8月，哥伦比亚独裁政府突然决定将本国一个省份整体废除，凭借直觉，报社认定该省将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于是派马尔克斯前往报道。结果当地并无游行，而省长在听明来意后也认为「本省应该有游行」，随即下令组织「游行」。马尔克斯也据此写出了四篇深度报道。这场由「新闻业」催生的游行事件荒诞程度堪比任何现代派小说，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马尔克斯在听到「拉美魔幻现实」这类名词时习惯性抗议：因为拉美的现实就是如此，外人看来颠倒黑白，而这块大陆对此番荒诞视若寻常。
在巴黎：发现拉美
1955年，马尔克斯作为《观察家报》的特派记者抵达欧洲，前来报道冷战「四巨头」之间的谈判。这次派遣很快会被证明毫不明智，因为马尔克斯对纪实写作的兴趣基本已终结(他已经在私下写他严肃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枯枝败叶》)，而这趟旅程也将远比他想象得要漫长。他对欧洲的态度复杂，某种程度上他相信，欧洲可以教导他的，他已经在书上或其他地方学到。他来这里的目的，好像就是看看这里饱和的文明如何腐烂。
但他毕竟还是在巴黎住了下来。找到廉价旅馆—他一向擅长，并结交可靠的朋友。他很快认识了比利尼欧·门多萨，他的同胞，未来岁月里最好的朋友。第一印象并不好，「马尔克斯声称他对欧洲毫无赞赏之处，我们都感觉，除了他写的小说，他看起来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三天后，门多萨目睹了这个人因为第一次看到雪而乐得跳舞，他马上就接受了他，并开始介绍一大批拉美各国的共产主义活跃分子给马尔克斯认识，他们一起探讨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检讨这本书「不够遵从共产主义对于社会文学的概念」，反映了恶但「没有唾弃资本主义、也没有刻画更好的未来」。马尔克斯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有说曾加入但很快tui党），但他的政治偏好广为人知——比起其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始终是最接近他实践的广义世界观。
1956年1月，《观察家报》关门大吉，马尔克斯不再收到任何支票。到这个时候为止，欧洲对于马尔克斯的意义或许都仅限于此：他拒绝在这里发现欧洲，反而在这里发现了拉丁美洲。他总是这样，在加勒比海沿岸发现自己是「马孔多」人，在波哥大发现自己是岸边人，如今到了欧洲，他才发现自己是拉美人。所有这些改变只发生在他的意识层面，直到3月，他遇到了塔奇雅：这个西班牙女人。他们一贫如洗，恋情却毫不受影响地热情、兴奋、完全不在预期之内。他一边写小说，一边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卖钱，甚至会从肉店偷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就是在这段饥饿的恋情中，《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故事成形了。主角是一位上校，刚刚死了儿子。他曾经住在马孔多，如今在另一座凋零、腐朽的小镇上等待他那笔56年不来的抚恤金。
但这已不再只是马尔克斯的外公、尼古拉斯上校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属于马尔克斯本人，并非是因为马尔克斯本人同样在等待，等待他哥伦比亚朋友的资助。在塔奇雅打掉了他们的小孩之后，两人都明白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小说里，妻子对上校说的那句「我们是儿子的孤儿」，如同他和塔奇雅感情的墓志铭。在他自己的创作中，《没有人写信给他的上校》得到了马尔克斯毫无保留的偏爱。「因为我知道等待信件、饥饿、行乞的滋味，我就是这样在巴黎写完这本书的。他的体内有一部分是我，一模一样。」
再过30年，他将写完《霍乱时期的爱情》。每一个版本的扉页上都会写着：「自然，本书献给挚爱的梅赛德斯」，唯独法语版不同：「献给塔奇雅」。
墨西哥城，黑屋，百年孤独
对于马尔克斯而言，「拉丁美洲化」的决定性过程将在墨西哥城完成。这一年他34岁，对这片大陆上早已涌动且正在开始的文学浪潮尚一无所知。再过两年，日后被称为「文学爆炸」运动的几位主将的代表作将陆续涌现—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率先完成了《最明净的地区》，到1962年，阿根廷人科塔萨尔和秘鲁人略萨也相继贡献出了《跳房子》和《城市与狗》。拉丁美洲还需要花五年的时间，等待《百年孤独》的诞生。
最开始，墨西哥轻而易举改变了马尔克斯向来窘迫的生存境况。此时他已有妻小(马尔克斯1958年与梅赛德斯结婚），不可能再任性游荡。他先在电影界干了一阵子(墨西哥有西语国家最大的电影工作)，之后被实业家朋友叫去帮忙打理两本杂志：女性杂志《家庭》与主要卖向车站的暴力罪案读本《社会事件》。待遇优厚，马尔克斯唯一的要求是不要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杂志版权页上，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具名—他一定感到羞辱，不但退回了新闻业，而且退回了最低俗的部分。但在《家庭》的食谱、编织花样、家庭伦理报道和《社会事件》毛骨悚然的故事和血腥图片之间，他悄悄地穿插着浓缩形式的绝妙小说和文化特写。他做起这些来手到擒来。很快，他向老友门多萨汇报：人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几乎算得上一个家的带院子的房子，并且买了一辆欧宝牌轿车。
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百年孤独》在他墨西哥城公寓的一隅—被他称为「黑屋」的房间里缓慢地出生着。在这个四百页的故事里，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在名为马孔多的村庄，以他们的顽固、困惑、执迷和黑色幽默经历了哥伦比亚百年的历史。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布恩迪亚家族随风而去。他后来写信给门多萨回忆写这个故事的最初时刻：当那个「很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队……」的句子跳进他脑海的时刻，他想起「这么多年，我像畜生一样的工作，感觉被疲惫所侵袭，除了完成那件唯一喜欢、但无法养活我的事：小说」。他从这一切得到的结论是：有一个题目纠缠着你很多年，等它爆炸的那一天，就算是冒着谋杀妻子的风险也必须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这十八个月里他们再次经历一贫如洗，但强大的梅赛德斯带来了不容置疑的秩序感。1966年3月，梅赛德斯问马尔克斯，小说还有几个月完成。「六个月。」他说。于是她告诉房东：他们将欠租六个月，到9月她丈夫的小说出版，他们会一次性付清房租。房东将信将疑。8月底，《百年孤独》脱稿，全部手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美出版社要82比索，而他们一共只剩50比索。梅赛德斯数出了价值50比索的张数，扔进邮筒，回去典当了吹风机和电暖炉后，又将剩余的半本书寄了出去。
他们两手空空地走在大街上。直到电话响起，南美出版社迫不及待地向马尔克斯的账户打出了高额稿费—梅赛德斯在约定的日期前骄傲地付清了房租。
加泰隆尼亚，哈瓦那，世界
在拉美「文学爆炸」这场盛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晚到达的一个人。四大主将里的另外三个人都比他年轻，比他风度翩翩，也比他通晓更多欧洲语言。他们陆续和马尔克斯成为了朋友，开始了根深蒂固但也有起伏的深厚友谊。当然，马尔克斯同样知道如何散发自己的文学魅力。他很快学会了向媒体表演，比如一本正经地强调《百年孤独》是梅赛德斯写的，「因为写得太糟糕，强迫我签名」。
社交场转向了巴塞罗那。百万畅销书作者在此地毫无疑问地引发了热潮。想见他的人要排队：加泰隆尼亚的美丽名流、电影演员、全球各大文学经纪人、黑泽明、聂鲁达，还有——塔奇雅。15年，他们又重逢了。当年贫穷的恋人如今都很成功，很幸福。塔奇雅和梅赛德斯一见如故，马尔克斯甚至做了她婚礼的主伴郎。
他和卡斯特罗保持着联系。他们的私交应该追溯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初，马尔克斯作为「拉美通讯社」的记者派驻哈瓦那的那段时间。他公开表示欣赏后者作为年轻的领袖以「钢铁般的意志公然反抗美国力量」，也很喜欢谈论他「私下认识的菲德尔(即卡斯特罗)」，尽管他们同岁，但「菲德尔拥有兄长和父亲般的宽厚品性」，而这位独裁人物也以「如果有来生，我想像贾布(即马尔克斯）一样做个小说家」来回应。1968年，第四届古巴竞赛文学奖把奖颁给了被称为「反革命诗人」的艾贝托·帕拉迪，主办单位古巴作协坚持要取消此人资格，遭到评委抵抗。马尔克斯得知此事后，私下向卡斯特罗表达了支持之意。他和科塔萨尔讨论了古巴现状：他们都仍然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而其他朋友—包括略萨、富恩特斯、包括老友门多萨，则逐渐开始反对卡氏独裁，并在古巴支持苏联进军布拉格后进一步加深，遂与马尔克斯们此渐行渐远。1970年圣诞派对，所有的人都来了，科塔萨尔新留的胡子长出了不同层次的红色，略萨夫妇跳了秘鲁华尔兹，马尔克斯和梅赛德斯在众人的掌声中跳起了梅伦格舞。他们的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舔着手上的食物。窗外是大风雪，房间里是炖肉的香。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庆祝节日、以及以兄弟般的情谊聚在一起讨论最后一件事。1971年开始了，拉美「文学爆炸」的派对烟消云散。
《家长的没落》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后完成的首部小说。对读者而言，马尔克斯在描绘作为主角的这位执迷、孤独的独裁者时的笔调未免太过同情和温和，加之作家公开的政治立场，这本小说在出版初期遭遇了相当冷淡的评论。对此，马尔克斯曾经失望地抗议：「(这本书)几乎是个人的告解，一本完全自传体裁的书」，他认为如果读者忘掉「独裁者」这个符号，看到的是一位对于自己声名极其不安的男子的回忆录这个线索后，才能读懂此书的含义。
对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而言，1968年的帕拉迪事件已成为检测他们冷战观的分水岭。马尔克斯的选择饱受的批评从「投机分子」到「天真」都有，但他或许也是拉美作家中政治立场最贯彻如一的。在马尔克斯看来，苏联已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从拉丁美洲生存发展的角度，它仍是他们「对抗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堡垒」。而古巴，有它的不确定性，也应该尽力节制其不民主和独裁—但所有「反帝国主义和拉美人仍应该支持它」，这是马尔克斯心中「广义的国际社会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会有更多的总统朋友—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除了卡斯特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法国的密特朗、墨西哥的波提尤、以及后来的克林顿，都宣称是他的朋友。「他就像元首一样」，卡斯特罗说。而这个「元首」，马尔克斯，他自己说：人类对权力贪婪，往往是因为他没有爱的能力。
「应该发明一种疾病，让人在得完诺贝尔奖后就死去，以防获奖者们面对再也写不出东西的窘境……」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三年后他写出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不但没有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百年孤独》更可亲、更受欢迎。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说：「我最近重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真的，我很惊讶。看得出我胆子真大，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办到的……总之我走过来了，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你是说《百年孤独》之前吗？」
「不是。是得诺贝尔奖后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那些黑暗、表面之下的东西。还好，我又挺过来了。」
(实习生刘翩翩对本文亦有帮助。参考书目：马尔克斯《我不是来演讲的》，杰拉德·马丁《马尔克斯传》，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与文化》，依兰·斯塔文思《马尔克斯早年生活》)
▼本文选自第804期《南都周刊》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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