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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贺欣教授：街头的研究者

王雨磊 · 公众号 · · 2019-10-11 20:00

正文

【作者简介】 贺欣，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在纽约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贺欣教授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aw & Society Review,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专著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with Kwai Ng于201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与社会、实证法学、比较法、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家事法）。

本文转载自贺欣教授个人公众号“文心雕樑”（ID：gh_49a2ca8cf7bf），贺教授将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他的研究与写作心得，构建一片“美文欣赏，学术批评，论文写作经验谈”的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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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不依是挺普遍的现象。扪心自问，有几个人敢说从来没有违反过法律？驾车时有没有超速？换线时次次打转向灯？有没有在黄灯转红灯时的一刹那飞驰而过？有没有逃过公园或者公共汽车票？有没有从网上下载过未授权的音乐？前几个月上课时，我向学生们抛出这些问题，他们似乎不以为然。毕竟，我所居住的城市，长期以来以有规有矩而自豪。面对将以律师、法官为业的未来主人翁大谈不守法是常态，自然是去摸老虎的屁股。这几个月下来，局势大变，恍如隔世，这个问题已经不言自明。

为什么人们遵守法律，或者说为什么不遵守法律，就成了法律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这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因为各行各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守法情况各不相同。关键是如何去研究。在法律社会学方兴未艾时，菲斯特（Feest）开展了人们是否遵守交通标志“Stop”（停）的研究。在地广人稀的美国，“Stop”很普遍，因为使用红绿灯缺乏效率。交通规则十分明确，即所有车辆在“Stop”标志前必须完全停下，在看清楚路口的车辆后，按到达路口的先后次序通过。但事实上，大多数司机都不完全遵守这个规则，很多只进行所谓的“滑停”（rolling stop），即缓慢通过，其它的甚至疾驰而过。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什么因素决定了司机停还是不停？菲斯特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三个路口的灌木丛中，分别在白天和晚上进行观察。他对司机的人种、年龄、性别进行了区分。让他兴奋的发现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司机是否一个人在车内：单独驾车要比有其它乘客时更容易违反交通规则。他的解释是，车内的其它乘客会对司机是否遵守交通规则形成心理压力。这一点很好理解：私家车的乘客基本上不是陌生人，大多是司机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司机在这些人面前会试图表现得遵纪守法。

▲性别和社会压力对停车行为的（表格来自Johannes Feest的文章《Compliance with legal Regulation: Observation of Stop Sign Behavior》）

这是一项可爱而令人妒嫉的研究：题目小，成本低，好操作，意义深远。它不需要庞大的研究经费，不需要请研究生做助理解码堆积如山的原始数据，不需要长期进村蹲点，也不需要与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只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在办公室附近的路口进行观察和记录。它不仅找到法律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的差别，而且还找到了差别的规律——提出“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这个因素。发现在意料之外，解释在情理之中。菲斯特的文章本身没有将这个因素普遍化，但普遍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因素会对理解遵守交规与否甚至守法现象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研究于1968年发表在法律社会学的头号期刊《法律与社会评论》（ Law & Society Review ）后，随后激发了更多的类似研究。比如，丹尼克（Danick）在纽约街头的“不许行人通行”（no walk）的牌子下观察发现，当一个人（其实是研究者安排的实验员）站在牌子下遵守规矩不过马路时，其他人也不过，而当实验员违反规定过马路时，身边的人也纷纷效仿。

后来的研究更细致地界定了什么是“同行”和“压力”。压力并不一定要直接面对面地存在。今天的酒店都努力想让客人多次使用毛巾和床单，以节约水和能源。当然，这也是为了帮助酒店节约成本。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客人听从这样的建议？古德斯典和她的合作者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做了这样的比较。普遍的方法是在酒店房间里附上一张环保卡，提示客人请帮助保护环境。客人们被告知，如果多次使用毛巾，就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尊敬。在另外一些房间，研究者们在上述内容外新增了一条信息：请加入其它客人的行列一起拯救环境。它告诉新入住的客人，本酒店入住的客人中，约有四分之三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希望新客人也作出同样的努力。加上这个信息之后，更多的客人听从了建议，效果提升明显。研究者更进一步，将“其它客人”改成“普通市民”，淡化“本酒店入住的客人”这个概念。在另外一些房间，还加入了性别因素，将“其他客人”改成“男士和女士”。但结果表明，还是“其它客人”最管用。新入住的客人好像能感受到以前的客人幽灵般的存在，仿佛他们还没有退房一样。在这个研究中，所谓的同行根本就见不着，鬼知道已经离店的客人是谁？压力不是直接的，至少不是面对面的。人们似乎只是不希望成为异类，而是希望同别人一样。

▲图为酒店环保卡（图来自@山东政协大厦维景酒店）

我本人也经常利用这项研究。有一次在美国的大农村落了单，没有公共电话，需要找人借电话叫朋友来接我。我盯准了一对情侣，向他们借电话，他们很乐意提供帮助。理由很简单，热恋中的情侣都希望向对方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此时同行压力很大。同理，在还没有手机地图的年代里，要在深圳街头问路，最好找带小孩的父母，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

讲课时有同学提出，在我国一些地区，车内有其它乘客的时候，司机可能更容易违反交规。因为这时候社会关系更多，更容易逃避交警的规管。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在事实上是否成立。如果真的成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吗？它将揭示在中国语境下，同行压力如何被另外一个因素（关系）所抵消。也可以模仿丹尼克，改变一下情景，进行实验，来测量不同的因素对守法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同行压力有时也会支持违法的行为，即使只是间接的。侯猛研究过乱穿马路现象（Jaywalking）。事实上，这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会发生。路边的人可能不乱穿，也可能反对这种行为，但绝大多数人对此采默许态度。其传达的信息是，乱穿马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每个人时不时都会这样做。如果有人在那里大叫制止或表达不满，乱穿马路可能会减少，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看到别人乱穿马路没有受罚，就会让人觉得这项法律无人执行，因此这么做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同行压力的作用，亦或是执行的问题，可以商榷，主要取决于过马路的人的心态。

▲乱穿马路现象（图来自网络）

同行压力可以很微妙，效果也可能相反。它是个强有力的武器，但也会被操纵。要点是理解人有从众的倾向。当人们被告知其他人都这样做时，很可能就会盲从。在明尼苏达州，当局为了提高纳税率，宣称所有的税款将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结果不起作用；说违例者将被严惩，还是不起作用；为纳税人提供帮助填报复杂得像迷宫般的税表，也不起作用。只有这么一句话起作用：“超过90%的明州人已经完全按法律要求履行了纳税义务”（见赛勒和桑斯坦的《轻推》）。

▲赛勒和桑斯坦的《轻推》（图来自网络）

菲斯特提出的同行压力，其实是研究守法行为的两个方向之一：一个是警察所代表的外部强制力，一个是社会压力和心理感受等内在因素。这两者的分类开辟了后来研究的道路：许多研究者专门研究什么样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以及为什么某种内在因素在某个社会起作用，而在另一个社会不起作用。当内在因素不起作用的时候，人们是不是都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只有成本和效益的考虑？在守法的同行压力骤然下降，或者违法的同行支持度陡然上升，警力又单薄的时候，就会出现无序的情况。同行压力在更开放和平等的社会环境里，更多来自于同龄人，而不是父母和师长。同行也不一定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可能是某种信息，就像酒店已经退房的幽魂一样。这对于研究让人焦头烂额的社会运动，不知道有没有启发？

▲外部强制力与内在因素的“博弈”（图来自央视新闻截图）

做研究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容易。同行压力影响守法不是什么新观点。老祖宗早就告诫要“慎独”。万籁俱寂、独处一室时不干点有违道德（当然不一定违法）的事情，需要的不是普通的修炼。入乡随俗、从众、随大流、法不责众，这些都是常识。但如何将古老平实的观点转化成具有操作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经过训练，更需要主动思考。街头的研究者妙在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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