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包括瑞士科学家雅克·杜波谢在内的3个人，以表彰他们改进了冷冻电镜技术。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冷冻电镜技术”过于陌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公布在洛桑大学官网上的简历：“1941年10月，被乐观的父母怀上……1955年，瑞士沃州第一个官方认证的失读症患者，得到了可以凡事都做不好的许可证……”
如今，雅克·杜波谢用一份证书证明了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让很多人通过他，理解了身边那些看起来“笨笨的人”。有学者估算，国内这一群体占比约为总人口的5%。
四年前，兰紫在她的学校里进行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两位妈妈用左手将白纸抵在额头上，目视前方，摸索着写下“阅读”两个字。
结果，她们花费了12秒的时间。
拿下白纸，她们看到了自己歪歪扭扭的镜面字——一位的“阅”字门框格外高，“兑”则挤在门的左边；另一位的“读”字把“丿”划到了十字上，最后一笔“丶”却好像要钻入地下。
有阅读障碍者的书写笔记。（网络图）
那一刻，她们对于自己患有失读症的孩子，终于能够感同身受。
失读症，或者说阅读障碍，是发展性读写困难（developmental dyslexia）的别称。
其中的“发展性”意味着先天的功能异常，
主要表现是阅读时跳字跳行、阅读后不理解内容、逃避书写等。
关于中文读写困难的发生率，内地并未公布过官方的数据，人们只能在零星的学术研究中窥见一斑：1996年，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对济南九所普通小学967名五年级学生以两种方法进行读写困难筛查，结果分别为4.55%和7.96%；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对武汉某城区四所普通小学1200名三、四、五年级学生进行筛查，结果为6.3%；2010年，又有针对武汉1367名学生的筛查，结果为9.5%。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刘翔平教授研究读写困难已有二十年时间。
据他透露，保守估计，中文读写困难的发生率是5%。这意味着，以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16年在校小学生总数85万进行计算，至少有4.25万小学生存在读写困难。
开篇那个进行特别实验的学校，在创办之初是以失读症儿童为对象的。五年级的凯凯是那里的老学生了。时至今日，他的妈妈仍能回忆起儿子低年级时闹的笑话：题干要求选择不正确的选项，他却时常选了正确的——“不”字在他眼里好像被PS掉了一般，怎么也看不见。只有强迫他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过去，被“PS”掉的字方才现身。
在读写困难者的眼中，文字从来不是原本的样子：
有人对着“明白”两个字端详很久，口中才缓慢地挤出“日月白”三个字，或者因为把月和白当成一个字，怎么也读不出来；有人把t=5的初始条件读了几遍，仍然按照t=8计算到最后，只有“站起来走一圈，清空大脑才能检查出来”；还有人一旦阅读大段文字，就会几行堆叠在一起，
“大概就是word里行间距调整为负的效果”。
会跳舞的文字、卷成漩涡的文字、左右翻转的文字……它们变换着各种模样，令读写困难者迷惑不已，而这种迷惑会直接地反映在成绩上。
在一年级的期末考试中，凯凯的语文成绩全班垫底。除了阅读题扣分较多外，薄弱的阅读基础也给凯凯的写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做作业时，哪怕家长已经帮忙理好了写作的思路和结构，他还是无从下笔。
因为读写吃力，凯凯的学习时间被迫延长。原本半个小时的作业量，等他做完，就已经到了睡觉时间。凯凯的母亲对《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回忆，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即使晚上反复预习，他仍然不能顺利地朗读课文，只得第二天一早把课文拖到朗读软件里，趁着吃早饭的工夫听上两遍。
年近四十的刘夜曾经同凯凯一样备受速度问题的困扰：童年时，武侠小说风靡校园，刘夜却没办法和小伙伴们一起读，“别人已经看了一页了，我才看了几行，都催我”；租影碟时，因为跟不上字幕，他只能租配音版；上了初中，没等他抄完板书，黑板就被擦掉了，而且“十次考试有五次时间是不够的”。
如今，作为“作业盒子”的CEO，刘夜已创办出日活逾220万的产品。
但每每和中文系出身的助理一起审稿，阅读速度仍然落后三倍左右。
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翔平透露，保守估计，中文读写困难的发生率是5%。（网络图）
一次专为融资举办发布会上，聚光灯打在刘夜身上。台下坐满投资机构和媒体代表，等待他继续拆解作业盒子的“盒”字，可他身后的提词器突然蓝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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