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有中国特色的ESG道路——专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郑琴琴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编辑顾佳贇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能只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看作成本、负担，或是为企业提升形象的“装饰”。我们更应该运用中国智慧，基于中国情境，让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好地趋同，从而实现ESG的赋能创造。

2024年4月19日，上海，中国环博会现场的ESG标识

2025年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5周年，而2024年是中国ESG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一系列重大事件推动了ESG理念的深入发展与实践。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被称为企业的“第二张财报”。作为一种综合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新型企业评价体系，ESG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从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概念至今，ESG真正进入中国企业的时间并不长，但随着我国提出“双碳”目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搭建ESG顶层架构，完善ESG管理体系设计，推动负责任、可持续、绿色创新发展。

一年以来，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先后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和《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从多维度构建信息披露框架；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将ESG纳入信用评级；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开启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的序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超过2200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披露率创新高超过40%……

ESG是全球大势，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双碳”目标下，ESG实践已经在实体企业和投融资等领域全面展开，但ESG的发展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特色。为此，《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长期研究ESG标准发展趋势与实践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郑琴琴，探讨在遵循全球发展大规律和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中国的ESG发展如何反映和体现中国特色。

郑琴琴

《瞭望东方周刊》：相对于过去单一的财务报告，ESG是对一家公司更为全面的考量。目前的ESG评级是如何打造的？

郑琴琴：ESG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年正式提出，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鼓励企业从这三个方面寻求可持续发展。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将ESG纳入投资决策考量过程。此后，ESG逐渐成为海外资本市场评估企业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准。

2015年，联合国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ESG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导向。从2015-2023年，随着行业不断加强监管，ESG标准在讨论中逐渐趋同一致。近年来，一些国际机构积极开展合并与整合，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与可持续性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的合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对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和价值报告基金会（VRF）的整合等，都标志着ESG国际标准正走向趋同。

ESG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系列相关概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的结果。这些内容最终演变成如今的ESG概念，并形成了一个通用、兼容的企业纲领和实践指南。其中，最典型的相关概念包括：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低碳/绿色投资等。

进入2024年后，更多企业开始认识到，ESG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二曲线。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双碳”进程的稳步推进，ESG理念在国内推广落地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我国ESG发展道路是怎样的？目前有哪些亮点？

郑琴琴：回顾中国ESG的发展道路，我们开始得很早。在中国，早期我们不将其称之为“ESG”。1989年，我国通过了环境保护法。1996年，“九五”计划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处于“能耗单控”时期，对单位GDP能耗提出了降低20%的约束性目标，首次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

“十二五”时期，我国处于由“能耗单控”、节能向降碳过渡时期。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首次明确了“绿色发展”的主题。

“十三五”至“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能耗与碳排放“双控”时代。“十三五”时期，国家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约束性目标，要求能耗总量限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十四五”时期，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13.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约束性目标。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2024年9月13日，中国大唐新余二期2×1000MW清洁高效煤电项目1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后正式投产

由此可见，从监管部门到企业，中国一直都在履行和践行ESG，只是我们没有用“ESG”这样的“时髦”而国际化的词语来表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近几年我国的ESG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低碳和责任投资方面。例如，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推动“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等；由机构拉动的责任投资方面，出台了证交所、碳交易市场规则指引，金融投资机构推出ESG产品和服务，中央企业建立ESG联盟和披露ESG报告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已深入人心。

2024年4月9日，在太重集团智能高端液压挖掘机产业园区，工作人员对一款新能源动力液压挖掘机产品进行交付前的检测（杨晨光/摄）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企业ESG表现逐渐成为国际上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趋势，我们需要怎样的ESG披露和评级？

郑琴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企业的ESG表现，作为当前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逐渐成为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

ESG是所有企业的必选题，一流企业一定要有一流的ESG表现。因此，要营造全社会认识、理解、推动ESG体系建设的良好环境。

ESG作为一个综合性框架，所列出的三个维度——环境、社会、治理，简洁精练、顺口易记，但实际内容又包罗万象。优点是基本涵盖了企业应对诸多议题的核心关切，有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但这一综合性特点也带来一定问题和争议。

首先，不同的社会、不同行业都有不同的ESG发展优先议程，因此ESG框架在实际应用中，整合相关的准则和指标难度较大，也缺乏处理内在冲突的手段。不同评级机构对ESG评级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全球资本市场对ESG的态度，是这些不同立场博弈加总之后的结果。ESG概念也更加体现出整体性和综合性。

一个典型案例是2022年5月，特斯拉被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从标普500 ESG指数中移除。而特斯拉在MSCI（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的美国ESG通用指数（MSCI America ESG Universal Index）中排名第五，在富时罗素1000 ESG指数排名也是第五。

当时标普指数负责人Margaret Dorn曾对相关变更做出说明，指出“虽然特斯拉在替代燃油车方面卓有成效，但是从更宽幅的ESG标准来看，它正在落后于同行”。他指出，特斯拉的争议主要在于“污染物排放”“碳足迹”等。可见，随着体系的不断完善，ESG对企业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其次，相较于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伦理，ESG拥有具象化的指标导向，强调指标量化和信息披露，并且ESG绩效表现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企业的市场绩效。列出很多具体指标的好处在于，能够对企业将ESG具体落实到某些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但与此同时，ESG过度追求定量化指标评价可能会导致道德挤出效应，即企业过度追求完成定量化指标，不关注ESG行为是否道德，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成ESG指标。

最后，部分西方先行国家已具备较丰富的ESG经验，在ESG规则制定时也往往是基于其本国特定发展情境的认知和理解，这些国家还会通过倡导其他国家遵循自己制定的ESG规制，在国际上不断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由于ESG实践还需要结合国家情境差异和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完全参考先行国家制定的ESG规则，可能会对后续国家的ESG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国际标准对于中国ESG实践的重要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需要思考如何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ESG道路。

2024年6月6日，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现场

《瞭望东方周刊》：在加入ESG评价体系同时，中国企业应如何开展更有效ESG实践？

郑琴琴：要防止ESG评价带来的额外压力诱发企业的短视行为。比如，市场上出现的“漂绿”行为，或“脸上贴金”式的ESG行动。个别企业在实施ESG时，可能会出现“道德盲从”现象，采取一些简单且激进的碳减排方式。例如，直接关掉空调和灯光以减少能源消耗，甚至不允许员工乘坐飞机等。

如何才能有效开展ESG实践？我们可以从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中找到借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个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企业开展ESG实践，要着眼于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结合高质量生产的需求，尽量减少低效工作和内部消耗。这意味着，不应仅仅采取简单做“减法”来实现碳减排，而应着眼于做“加法”，不断提升和转变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ESG来赋能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

我们调研国内企业在ESG各方面的实践发现，很多企业都在不断践行。例如，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减碳目标以及垃圾回收再利用，还有金融机构提供的碳资产、保险、生态金融服务，为企业ESG实践保驾护航等。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探索一条基于中国情境的ESG道路？

郑琴琴：虽然ESG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和争议，但随着概念和内涵的不断成熟与完善，未来ESG标准的国际对接和统一将是大势所趋。2023年6月，ISSB准则的正式发布就是最好例证。这是全球可持续披露准则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也将成为指导企业经营的重要且具有普适性的全球纲领之一。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ESG起步较晚，重点聚焦在低碳领域，并由国企带动其他企业持续推进。总体而言，我国ESG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发展，即由政府在顶层设计方面不断发力主导推动，民间力量协助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