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人的时候。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决不能打退堂鼓。”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三胡区灾情严重，大多数农民食不果腹，许多人得了浮肿病。
1962年3月，三胡区委决定，所有领导成员进驻粮食生产困难的大队，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时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选择了最困难的一个大队——文坪公社大地垄大队。
这里离三胡区20多公里，山大人稀，很多家庭常年生活都是“瓜菜代”，有的甚至吃用稻草、糠皮、树皮做成的饼类食物。
“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是一项大的民心工程，只有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让群众把自己当成知心人，才能把群众凝聚起来，才能有效推进工作。”厘清工作思路，张富清一头扎到群众中。
当地群众干活各使各的农具，张富清自己买了一套农具，每天跟着群众下地，群众使用什么农具，他就使用什么农具，群众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社员。
后来时机成熟，张富清先后召开由大小队干部参加的“粮食生产研究会议”、由社员群众参加的“粮食生产动员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土地要粮、向科学要粮。在生产环节中实行以定工序、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为内容的“四定工作法”，核计工分，按劳分配。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开展挑应战和粮食生产竞赛，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一时间，大地垄大队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在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中，粮食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社员饿着肚子干活儿，经常有人晕倒在地。
张富清住在村民家更是吃不饱，整天感觉肚子咕咕在叫，全身无力，心跳加速，眼冒金星，看到食物就流口水。回到家里，妻子给他端上一碗家乡的菜疙瘩，他似乎感到进了天堂。孩子知道他在村里忍饥挨饿、极度劳累，经常翻山越岭去看望他。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人的时候。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决不能打退堂鼓。”张富清暗暗告诫自己。
他和农民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回家的时间更少了。村民说，张副区长每月至少在他家住20天，农忙季节，一两个月不回家。家里有急事，就利用回区里开会的机会，顺便回去一下。
他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不仅带头苦干实干，精心组织实施各项工作规划，而且坚持把方便让给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
一次，张富清和第10生产队社员在畜牧厂砍红苕藤子，砍完已是深夜。队里煮了一锅红苕饭犒劳大家。开饭时，排在前面的社员多盛了一些，排在后面的社员越来越少，轮到张富清就没有了。
见此情景，张富清招呼社员：“大家慢慢吃，我先回去了。”说着，放下空碗离开畜牧厂。
社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不好意思。事后议论说：“张副区长这人真好，以后咱说啥也得好好干。”
1962年，在全国大饥荒末期，大地垄大队生产的粮食比往年有了大幅度增产，各生产队除了交公粮，都给群众分了稻谷、玉米、土豆、红薯等余粮，基本告别了“瓜菜代”的日子，广大社员奔社会主义的信心倍增。
“好，我当开路先锋，你把握好局里工作的大局方向，咱们共同开创新局面。”
1979年6月18日，张富清到县外贸局报到。
“欢迎，欢迎！总算把你盼来了。你工作认真、扎实、点子多，以后咱们局的工作一定会大发展。”县外贸局局长张绪启热情地同他握手。
张富清与张绪启是老相识。1959年，张富清在三胡区分管财贸工作，张绪启在卯洞公社分管财贸工作，两人经常在一起开会。张富清比张绪启大两岁。
“绪启，别客气，以后我在你手下工作了，需要我怎么干，尽管吩咐，保证坚决服从。”张富清明确表明态度。
两人的谈话很快进入正题。
县外贸局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设立的部门，1979年3月成立，工作人员有8人。主要研究制定全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研究制定本县外经贸改革方案及配套措施，综合协调和指导全县外经贸工作，宏观管理全县进出口工作。经过努力，各项业务有了一定发展，但势头不够强劲，仍然处于亏本状态。
“我想让你主抓外贸业务。这是全县的工作中心，更是咱们局的重头戏，希望你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张绪启讲了自己的想法，看着张富清。
“好，我当开路先锋，你把握好局里工作的大局方向，咱们共同开创新局面。”张富清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新的领域闯出一条路子来。
与局长见面后，张富清定了一个短期目标：从开辟货源入手，在货源出口数量上做文章，力争年底实现扭亏为盈。
张富清有多年分管乡镇财贸工作的经历，对全县农副土特产品比较熟悉。经过一番分析比较，他把三种货源作为主打品种：一是桐油，二是蚕丝，三是藤制品。他的想法得到了局长和来凤县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此后的日子里，张富清带领业务骨干不停奔走于各乡镇、各厂区、各社队，往返于来凤县交界的省区，把货源开发、货物生产、协调收购、组织出口等打造成完整的链条，一环扣一环精心组织实施。
他和业务骨干深入走访生产队及群众家，鼓励在管理油桐树的同时，发展新林、多产桐籽。在卯洞公社，协调几家桐油厂改进榨油技术，改善生产管理，提高桐油产量和质量。
还从外地引进桑籽500多斤，大桑苗1.2万株，小桑苗5万株，蚕种7000多张，发展桑园2000亩。走了25个大队130多个生产队，帮助兴建改建蚕房223间。在两个区成立了蚕茧收购烘炕站，聘请各类技术人员 40多名。
同时，他们还深入调研县藤竹工艺厂和部分社、区藤竹厂，与有关部门协调，为他们解决低息贷款和周转资金问题，解决了三个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原材料问题。
此外，又在湖南大庸县修建了400平方米仓库、60平方米生活用房，建立起外贸转运站，加速商品流转，节省运杂费支出。
1979年底，外贸局第一次实现了扭亏为盈。
1980年底，全县农副土特产收购额达到67.4万元，比1978年多30多万元；蚕茧收购由1978年的183万担上升到502万担；收购藤制产品6910件，收购额达到24.22万元；所有外贸业务均实现了20%以上的正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一直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制度，它对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起了较大作用，但也存在敞口花钱、工期拉长、比例失调、投资效益低等弊端。
从1979年起，“拨改贷”由点到面在全国推开。
1981年9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来凤县支行，组织上看中担任了两年多外贸局副局长的张富清，想请他担任牵头副行长，专门派人征求他的意见。
“去还是不去？”年已57岁的张富清展开思想斗争。去，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挑战性的工作，自己能不能在仅剩3年多的工作时间里，出色完成这一任务？不去，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自己不能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期望。
这时，选择突击队员、入朝参战、转业去向、妻子退职、母亲祭奠、孩子护林等一连串事件又在心中回想，他感到，这一辈子一切服从组织和人民的需要，很少想过自己，很少怕过困难，临近退休了，更不能给组织丢脸。
“我听从组织安排。”张富清鲜明地向组织表明了态度。一周后，张富清的任职命令下达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
接到通知，又一个问题摆在张富清面前：到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干？敢不敢向组织表态？他一时间有些没有头绪。这时，他想起儿子激励自己的一句古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他想，组织安排他这位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兵”到全新的岗位去工作，这是对他莫大的信任和期许，也是给他一副装满责任的担子。自己只有打起精神、锐意进取，才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造福于人民，为自己数十年的工作经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于是他再一次鼓起了勇气。
“‘拨改贷’是党的重大决策，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我想带头把这项业务做起来。”张富清一上任，就向上级行请缨，并立下“军令状”：“一定将业务搞好。”
上级行对他的决心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希望他“蹚出一条路子来”。这样做，无疑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消息传开，一些熟人找上门：“‘拨改贷’是新事物，可不是好玩的，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大。”“你眼看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还是悠着点吧。”“全行连你才 5个人，这么繁重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得了，不如趁早打退堂鼓。”
听到这些劝说，张富清总是笑笑说：“我在部队时，战友们常说一句话，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我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离休前，想为党和人民再干一件事。因此，就是要逼一逼自己。水不激不活，人不逼不强。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张富清很快拿出一套“拨改贷”工作方案。在员工会上，他一边解读一边说：“咱们小行要有大志向，现在正是建行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要团结一致，当好改革的弄潮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