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海洋吧，你观察世界的方式该改变了

撰文  |  张珉璐

近年来，关于海洋史的研究热度一直在攀升，但多数是从海权的角度，阐述“海商”与海军相互交织的故事，带有强烈的欧洲扩张的特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及海洋史，历史学家关注的往往都是欧洲、地中海和现代北美的航海史，征服海洋几乎一直被视为欧洲所独有的成就。所有熟悉世界历史发展脉络的人都清楚，欧洲在15世纪后才开始在世界性的航海业中崭露头角，经由海洋进行的扩张也只是近500年的事，但是在此之前，文明早已有了各自的样貌。

《海洋与文明》一书，想要纠正的正是这种错误。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数千年来，各大势力对地中海地区虎视眈眈，商船来往的间隙，炮火不断；雅典在萨拉米斯击败了波斯的船队，文明从此东西两向；红海上的商人贩卖没药与胡椒；在肉蔻与丁香的连接下，香料群岛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串起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远洋航行与征战，带来了财富与荣耀，也暗藏着恐惧与杀机。维京海盗洗劫了伦敦；远航归来的热那亚水手带回了黑死病；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也带去了毁宗灭族的病毒。随着海浪往返的还有宗教：遭受迫害的少数派涉水以求自由；福音派远渡以普众生；佛教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相遇；新教的各个支派在美利坚共生。这些物质的、生物的、精神的交流，正是作者想要大家明白的：海洋才是文明的生存活力与发展动力。

《海洋与文明》
作者：（美）林肯·佩恩
版本：后浪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何为文明？

文明大抵是定义最为模糊的“麻烦词”之一，在《海洋与文明》中，作者林肯·佩恩也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佩恩花费大量笔墨探讨了“航海活动在扩大贸易区域时，航海技术、造船技艺、语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传播；统治者和政府通过税收、贸易保护等机制开拓航海实业并以此来巩固和强化其权力”。这就不难看出，在佩恩眼里，文明既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活动、技术形态、艺术成就和宗教信仰，又是具有相似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类共同体。

在这样广义的定义下，佩恩对于海洋与文明的研究就不单单局限于海域之上。在这本书中，航海活动既包括公海和远洋航行，也包括内陆水域的航行。在佩恩看来，岛屿居民理所当然地会走向大海，书写自己的海洋故事；内陆国家，对河流、湖泊和运河的开发与利用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虽然有限但同样重要的地域中参与了海域与海域间的交往。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一阶段、哪一地区，也不管人们与海洋的接触是出于商业、战争、探险还是移民的目的，人类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对水上生活的不断适应，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

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美国著名海洋史学者，供职于著名的缅因州海事博物馆，已出版专著5部（其中3部曾获奖），发表论文、书评等百余篇，现居波特兰。

这实际上是对不同维度的文明经由海洋相互发生作用的准确阐述，也是这本书能被称之为“文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在全书浩繁的史料背后，佩恩一直坚持阐明一个事实——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海洋。这才是海洋文明“回归”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人类应该赋予海洋文明应有的高度。不管初衷如何，正是由于人类经年累月地向海洋深处挺进，才“逐渐形成为一个共同体”。

以文明为研究框架的目标，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突破“欧洲中心论”。在学界，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学理基础就是文明互动理论。上世纪中叶，人类学首先提出了“文化传播理论”，解释了人类互相学习的机制，世界历史学科则通过总结人类生存经验，提出了文明互动学说，这一学说的重点在于：世界的发展从来不是始于某个特殊文明的推动，历史前进的脚步总是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相伴。这恰恰就是《海洋与文明》一书的宗旨。

突破“欧洲中心”的海洋史

佩恩以文明为题，在书中引言第一句话就放下豪言：“我想要改变你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也坦言：“西欧拥有海上优势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但将其作为其他时代的标准则会产生误导。”

《海洋与文明》全书一共二十章，要到第十四章我们才能看到大家所熟悉的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达伽马开辟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新航路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而在此之前的章节中，更多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分散在各个海域之上的，与航海相关的活动：船舶制造、海上贸易、海洋探险、人类迁徙、海军战争等。

也就是说，在阅读本书的绝大多数时候，读者的知识库会被不断更新：比如，美索不达米亚人是制定海洋法和商法的先驱；《汉谟拉比法典》中有7个条款直接涉及航运；编纂于7-9世纪的《罗得海商法》是拜占庭帝国的海商法，是地中海商人共享商法中基本的法律原则。如果域外的觉得陌生，那成书于1225年的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则分上、下两卷，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

821年，装备“希腊火”的拜占庭帝国德罗蒙战舰正在攻击托马起义军的战舰。

佩恩向读者表明，海洋是一个整体概念，以水域为媒介的文明互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正是从这一基本理念，佩恩构建了自己的文本系统：一是以纵向的文明代际为线，从古埃及到青铜时代，再到中世纪、维京时代，继而是蒸汽时代和钢铁时代直至今日；一是以横向的地缘联系为线，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到亚洲，及至大西洋和太平洋，直至全世界。随着一页页的阅读，佩恩向读者展开的是千百年来，水手们在世界各地的水域里一点一点打通航道，开辟交错复杂的水上贸易网路的动态图景。在这航道沿岸，各大文明起落跌宕，沿着航路，技术、宗教和文化随着市场和商品流转。

海洋史中的中国

佩恩并没有忽略近500年来西方在海洋上的优势地位。但是他很小心地没有让这近来的优势变成海洋史的书写模板，也没有让其成为评价其他地区在海洋史上占据何种地位的标准。也正因为佩恩的这番努力，读者才得以看到印度洋上日益蓬勃的贸易往来，以及在15世纪葡萄牙到达亚洲之前，中国在东南亚海域的主导地位。

佩恩毫不迟疑地指出：“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虽然依靠对整个内陆水路体系的开发，但国内的农耕和对外的海上贸易也有助于确保中国在海上邻国之间保持优势地位。”开展海上贸易为中国带来了财富，对东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影响，也催生了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国家的出现。

5世纪中期，林邑和扶南的衰落就与中国东南亚长途贸易的航线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替代扶南的马六甲海峡航线的开辟，与佛教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国与斯里兰卡和印度北部的佛教中心之间联系日益增多有关。而当水手开始经由马六甲海峡穿过南海前往越南时，他们所开创的是在下一个千年中让人惊叹的最长的海上航线。这条长途贸易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的繁荣和中国唐朝盛世的出现。

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海报。

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和忙碌，我们可以从勿里洞岛沉船上的货物中得以一窥。船上最主要的货物是中国的瓷器。瓷器上所采用的装饰图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外销瓷对国际市场的敏锐把握：带有几何图案，并以红绿两色印有《古兰经》的经文的瓷器，定是打算销往阿拔斯王朝的；绿纹瓷碗是销往波斯的；莲花图案则是为佛教僧人准备的。在这一船瓷器背后，佩恩看到的是一种早期的全球化：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低到足以抵消相对高昂的运输费用，这与生产者、海上贸易商与中国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关系紧密，而中国内部的政局安危，直接影响着这一条贸易线路的兴衰走向。

在贸易的规模上，佩恩断言在11-15世纪之间，印度洋贸易网络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网络，其中路线最长，港口最繁忙，流通商品也最多样化。也正是这份贸易活力，不断吸引着更多来自地中海和欧洲的商人和旅人，促成了直行亚洲航线的发展以及欧洲发现美洲大陆的历史进程。

当然，亚洲以及处于亚洲的中国也仅仅是海洋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与其他文明一样，都在互动的过程中塑造了自己的地位与性格。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本书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海军史的范畴”，论述也远远超过了船舶、航行、航海家这些传统海洋史的主角。因此，即便本书已然是69万字的鸿篇巨制，也难以在对各个海域内政、外贸的论述中细所有、持平衡。但这并不影响这部书以严谨有据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广阔视野成为经典，更不影响我们在阅读中感受作者对海洋史的激昂热情，大家不妨以本书为引，共探水域，看海洋如何联系了发展，构筑了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