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气节”问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气节”的认识和运用也是考察时人思想观念和时代风气的一个视角。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是汉代以来中国人讨论忠奸问题的一对典型案例，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和辨析绵延千载，持续至近代。抗战时期忠奸问题凸显，苏武、李陵的“气节”问题得到更多人关注。此间时人在延续之前认识的基础上，对苏武、李陵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和诠解，还将其作为一种历史资源予以运用，做“苏武”还是做“李陵”成为战时中国人表达国家认同和进行政治选择的一种方式。通过考察抗战时期时人对苏武、李陵“气节”问题的认识，可反观历史资源在现代中国的诠解和运用情况。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苏武 李陵 气节 忠奸之辨
“气节”是指一个人的志气和节操，主要表现为坚持正义、坚守信念和不屈服于权力，在逆境中能坚守基本价值，甚至宁死不屈。古代“气节”观念多表现为对君主和朝廷的忠贞不贰，近代“气节”观念除了对个人信念和价值的坚守外，更多表现为对主义的信仰、对政党和民族国家的忠诚等。汉奸与“气节”问题常有关联，在抗战时期大量出现。汉奸不仅遭到时人唾骂，惩奸也是政府构建国家认同、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
“气节”与忠奸问题在苏武、李陵的故事中有集中体现。苏武和李陵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中两位重要人物，也是汉代树立的“守节”和“失节”典型。在抗战时期，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故事通过教科书、报刊、戏曲、影视作品等形式广为传播，两位古人的“气节”问题经过时人诠解，成为中国人表达国家认同和政治选择的历史资源。目前，学界除了在文章中提及苏武、李陵的“气节”问题外，还没有专文探讨此问题。苏武和李陵的“气节”问题在战时被广泛关注，是时人发掘传统资源激发中国人爱国主义观念的典型。学界对近代中国以传统资源激发民族情感的研究多是单向呈现，有关苏武、李陵的“气节”问题则涉及忠和奸两个面向，问题更为复杂。这也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实态。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抗战时期中国人对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问题的讨论与诠解，考察时人如何认识两位古人的选择和行为，如何以此作为历史资源映射现实，表达国家认同并进行政治选择，从而反观历史资源在现代中国的多重运用情况。
一、汉代至抗战之前中国人对苏武、李陵“气节”问题的认识
苏武和李陵皆为汉代名将之后，彼此为友，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自汉代以来时人谈及“气节”问题时，常以两人进行对比，以作激励和警示。这一认识和行为也持续至近代，相关“气节”问题在抗战时期被不断凸显和阐发。
司马迁和苏武、李陵处于同一时代，在其著述中对苏武留胡守节未进行任何评价，但对李陵的骁勇善战和军功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是“诈降”匈奴。司马迁也因上书汉武帝为李陵说情身遭腐刑，遗恨终生。之后因朝廷塑造“守节”忠臣典型的政治需要，苏武的形象被不断建构，地位随之上升。有学者就评价说：“张骞、苏武之奉使也，执节没身，不屈王命，虽古之肤使，其犹劣诸”，已将苏武与出使西域的张骞并肩视之，苏武也成为汉代使节的代表。
对两人形象进行定型的是班固的《汉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欲借《春秋》之学强化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心，建构新型君臣关系。班固在《汉书》中对苏武“守节”形象的塑造，就是为了凸显苏武“忠君如事父”的意识，带有政治宣传目的。他在《苏武传》中写到汉武帝驾崩时，苏武“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当李陵告知其母死讯时，他却十分平静。班固在这里凸显了汉武帝在苏武心中的地位。班固还在《苏武传》里记述了苏武在异国19年的诸种遭遇，刻画了苏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饥寒压不倒、私情无所动等“守节”不屈形象。班固在传末以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来评价苏武，认为这些品格“苏武有之”。
班固在《汉书》中对苏武、李陵功过进行评价后，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的形象基本定型。古代“气节”有忠、勇、义、直等含义，苏武“守节”符合儒家礼教中忠君观念要求，是主流价值观念，因此也得到历代士大夫肯定。如文天祥在诗中对苏武“守节”予以肯定，其诗云：“独伴羝羊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忠贞已向生前定，老节须从死后休。不死未论生可喜，虽生何恨死堪忧。甘心卖国人何处？曾识苏公义胆不！”陆游在《书愤》中写道：“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阨穷苦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明末抗清义士黄毓祺抗清失败后，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清朝官员要其悔过，他自比苏武，至死不屈，写下：“道重君亲，教先孝弟”“谨抱印待终，身附子卿之义。”
在古代中国，相对于苏武“守节”获得的普遍赞誉之声，李陵身降匈奴一事则始终存在争议。一方面是历代士大夫对李陵降敌“失节”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污点。王夫之就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认为李陵“大节丧”，不可原谅。另一方面，由于李陵骁勇善战、军功显赫，是名将李广之后，而且其降匈奴存在诸多隐由和委屈。因此，对李陵“失节”问题也有人予以同情。南朝萧统选编的《文选》中收录了被视为后人所作的《李少卿答苏武书》一文，文中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定位李陵事件，对李陵深表同情。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古人对李陵的不同评价体现了李陵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因思想观念、处境不同对忠奸问题的认识。
忠奸问题在历史上始终存在，中国人对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的讨论持续到近代，对两种行为的认识和评论也延续古人。如19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苏武“坚操劲节”，为古今“忠臣”典范，“迄今思之犹想见其持节牧羊之遗风焉”。在一篇“苏武出使匈奴”的故事里，作者认为苏武持“汉节”在匈奴苦忍19年，受尽威诱和困苦，但他“至终守节不辱，保全汉朝的威信”。近人对李陵批评最多的是其“不忠不孝”。如1917年一篇文章指出，李陵“勇略有余，而忠孝不足”“不死于王事，生降于戎虏，非忠。祸及老母，罪贻妻奴，非孝”，李陵“忠孝既失”。另一篇文章批评，李陵“贪功冒进”，兵败变节身降匈奴，连累妻母，不忠不孝。由于李陵在身降匈奴一事上存在隐情，因此人们对李陵“气节”问题的认识存有歧义，也偶有为李陵辩护的声音。如有人认为，李陵是一位“忠心救国者”，是“诈降”匈奴，汉武帝却未明察真相，酿成悲剧。有人认为，苏武不降，重在立节；李陵之降，重在立功。李陵不死是想寻机继续报恩汉室，但当他听闻家人受刑则心死，因此“陵不负汉，汉实负陵”。
从汉代至抗战爆发之前，苏武“守节”、李陵“失节”所代表的忠、奸形象不断被人论说和阐发，苏武、李陵逐渐被符号化，发展成为抗战时期激发国人爱国主义情感和忠贞观念的重要历史资源。
二、抗战时期国人对苏武、李陵“气节”故事的认知和传播
抗战时期由于外敌的大批入侵、社会的持续动荡，个人的生存遇到重大挑战，导致变节弃节者增多。1937年有一篇评论就谈到“每天翻开报纸几莫不有捕获汉奸及枪毙汉奸的记载”，感叹“汉奸何其多！”作者进一步指出，汉奸如此之多，与此间更多的人“生活无出路”“对政治不满”，受“不抵抗外交的影响”，以及“教育的失败”有关。因战时汉奸数量剧增，“气节”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对此，国民政府在震慑和惩处汉奸的同时，也重视从思想观念上培育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积极发掘传统和历史资源、编撰历史读物宣传传统文化和民族英雄。如云南省为培养儿童的民族自信心，巩固精神国防，以民族英雄为主题举行儿童演讲竞赛，并以参赛儿童讲稿为基础编成《民族英雄故事集》，印刷出版，以供各学校国防教育参考。书中在讲到苏武牧羊“守节”故事时，表示“像苏武这爱国精神，可敬不可敬呢”。1938年，大公报西安分馆选取张骞、班超、苏武等12位古人的御侮故事，编成脍炙人口的《关中民族英雄抗敌歌》，激励国人御侮杀敌。其中苏武被视为“民族模范”，与“汉奸”李陵形成鲜明对比。1940年奔流主编的《历代民族英雄故事》和1944年曾金所编《中国民族英雄故事》中都将苏武作为民族英雄予以介绍，欲以其“气节”来影响战时中国人。其中《中国民族英雄故事》编写了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故事。对编写该书的目的，曾金在序言中说，以这些“忠勇气节”人物的精神，做现代青年的模范，“去说服一般人，去感化一般人”，影响他们的“个性和志趣”。
苏武牧羊的故事也被普遍编入中小学教材中，以激发中小学生的民族精神。早在1935年，沈百英、宗亮寰等编校的《复兴国语课本》高小第4册中，就用了5部分内容讲述苏武出使匈奴、持节不屈的故事，每部分结尾都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苏武持节不屈的故事在中小学课堂上也被广泛讲授和传播。作家艾煊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各门课的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苏武、文天祥等忠勇气节故事，激励大家的爱国精神。诗人黄子俊也表示，当时课堂上老师教唱岳飞的《满江红》和《苏武牧羊》歌曲。海丰县可塘中心小学教师王天佐回忆，从1936年到全面抗战期间，他在教书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包括利用音乐课向学生教唱《苏武牧羊》《满江红》等歌颂民族气节和增强抗战信心的歌曲。这些抗战歌曲在学生中广为流行，成为当时校园歌曲的主流。
抗战时期在主流价值观念下，与苏武“守节”相对，李陵“失节”也沿袭自古的基本意义不变，并被更广泛地传播。九一八事变后，把苏武、李陵“气节”进行比较的文章、戏剧、影视作品突然增多，彰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也进一步扩散和强化了苏武“守节”和李陵“失节”的形象。如马连良参演的《苏武牧羊》戏剧中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塑造了异域守节的苏武和卖国求荣的李陵两个形象，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苏武和李陵的故事还被用于沦陷区的民众教育工作中，作为忠奸两个典型。如1938年王晋伯就强调最低限度应教育民众“宁作留胡之苏武，不作弃节之李陵”。在清明节民族扫墓中，苏武被视为民族英雄作为致祭对象。如1937年清明节，陕西韩城县各界致祭太史公、苏武等，进行民族扫墓。1942年清明节民族扫墓，陕西武功县组织各界致祭苏武墓。
在苏武、李陵故事广泛传播的同时，时人也赋予了苏武、李陵符号更多意义。汉室为将苏武塑造成守节忠君的典型，将其画图麒麟阁，列入十一功臣。抗战时期，在全民抗战背景下，持节牧羊匈奴19载的苏武则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作为国人学习的榜样。1935年，《国讯》杂志将苏武作为民族魂的代表进行介绍。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郭泰祺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苏武誉为民族英雄，认为他“千古不能磨灭之大无畏精神，洵足以廉顽立懦，使百世之下，闻风兴起”。郭泰祺还指出，唯有发扬此种精神，方能使“民族精神复振，中国必不灭亡”。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召开史地、语文研究会，研究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楷模来增强民族自信心，苏武与秦始皇、汉武帝、张骞等古人都名列其中。1938年4月，上海各界组织“牧羊会”，学习苏武“临难不屈之精神”，鼓励民众努力实现民族革命。赋予苏武民族英雄的地位，是战时中国人对苏武不屈于“异族”的褒扬，也是在激励和警示中国人要坚守民族“气节”，不做汉奸。
忠孝观念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苏武的“守节”体现了他强烈的忠君观念，但他在匈奴牧羊19年，无法回家为父母尽孝，使忠孝不能两全。不过，抗战时期时人对苏武的忠孝观念进行了新的诠解，使其在忠孝方面得以兼顾。1945年，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中将参议的倪国经说，苏母在苏武出使匈奴前告诉他不要挂念自己，“只要你在外行动，确能忠心报国，那末你就是尽了孝了”。他强调苏母“移孝作忠”“尽忠即尽孝”一说，使苏武懂得“忠孝两全”的大义，更加坚定了他“忠心报国”的决心。这种新的忠孝观念，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倡导的“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相似，都是融“小孝”于“大孝”，或者化“小孝”为“大孝”，以动员民众为“抗战建国”凝聚力量。
“气节”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各有所指，传统的“气节”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和朝廷的忠诚，现代“气节”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抗战时期，在时人话语中，苏武“气节”的所指是变动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弹性。战时“气节”可以是忠诚的观念和行为，如忠于国家、坚守民族气节；也可以指有利于抗战的具体规章与精神，如一位署名为阿章的作者指出，苏武所守的“气节”就是政府颁发的让人民遵守的“抗敌公约”。作者认为，现在国家垂危，人人能学苏武临难“守节”，遵守“抗敌公约”，国家就会有救。战时对“气节”的这种弹性诠释，是对传统“气节”意义的扩展，也是时人对“气节”的多元理解。
相对于时人对苏武的持续肯定和褒扬，李陵投降匈奴则被视为失节“汉奸”的典型，遭到更多的贬斥和唾骂。如1935年一位署名为“张玄子”的作者表示，每读《汉书·苏建传》中李陵劝苏武归降的部分时，就感到“回肠荡气”，“一方面钦佩苏武的持节不变，一方面痛恨这李陵认贼作父，毫无心肝”。作者强调“叛逆祖国者，虽幸得一时的富贵荣华，总逃不了万世的后人唾骂”，请大家“以李陵为殷鉴”。1943年《前线日报》的一篇文章同样将李陵视为汉奸的代表。针对有人评价李陵同情牧羊的苏武并常对其嘘寒问暖，有“古道照人”的一面，作者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苏武、李陵两人“忠奸判然”，“李陵这一类家伙，汉奸相十足，已经无所遁形了”。战时“李陵”形象除了延续汉代以来的主流认知外，还由传统中国失节于汉室的奸臣形象，变为战时失节于民族国家的汉奸形象。
当然，历史从来都不是一种声调，而往往是多声部在同时鸣奏。对历史的认识因信息、立场、利益不同也往往具有多种角度。抗战时期中国人对苏武、李陵功过的评价和形象的认识也是如此。在对苏武的评价里，有人对苏武“守节”进行肯定的同时，对其“完节归汉”后汉室给他的微薄待遇表示不满，为其鸣不平，并对苏武所坚守的“气节”的意义表示怀疑。1937年，中国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选出历史上40名民族英雄，其中就包括苏武。有人指出，苏武娶胡妇，生子，与胡妇“同室”时，那“十九年不去手的汉节”是否还抓在手里？另一出戏剧讲了苏武完节归汉后，为官清贫，家徒四壁。其时汉和匈奴关系已经由战转和，远在匈奴的李陵知道苏武穷困后想接济他，并邀其前往匈奴，苏武妻子（胡人）动心要回塞外，而苏武不愿同往。苏武的妻子指责苏武所谓的“文明人”亦有诸多没义气、不道德的行为，讽刺苏武的迂腐“守节”，言其“守着忠节、仁义道德”，却使家人穷困潦倒。当然，即便有这些不同声音，但苏武“守节”不屈在主流话语中还是受到肯定的。
另一方面，李陵虽在抗战时期被视为“汉奸”典型，但对于何为“汉奸”？李陵是否是“汉奸”？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一位署名为“大郎”的作者就表示怀疑。他在戏场里见有人看到“李陵碑”骂“李陵这卖国的奸贼”，他对李陵是否是卖国奸贼表示怀疑，认为李陵兵败，身降匈奴，严格来讲“汉奸”两个字确实可以加在他头上。但李陵虽在异国，却没有替异国人“代谋去毒害汉室”“没有助纣为虐”，因此不是“昧尽天良”。将李陵与眼前的汉奸相比，李陵要逊色得多。然而李陵已博得后世的骂名，“直到现在，我却时常要为这位苦战的勇将不平”。还有人从当时西汉和近代的地理版图来定位李陵的功绩，将李陵和苏武都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认为苏武立德，李陵立功，而且今之塞外与关内“同文同轨”，同属于中国，不分彼此，也就没有忠奸之分，李陵同苏武没有区别。
抗战时期，由于时人价值观念、身份立场的不同，导致对苏武“守节”、李陵“失节”的认识以及他们形象的论述有一定差异。价值观念是个人立场、知识构成、具体处境的反映，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政治选择，有些人甚至以此作为粉饰自己投敌卖国行为的借口。
三、做“苏武”还是做“李陵”：战时中国人的政治选择
在对苏武、李陵历史符号的运用中，马占山、周作人是一对典型案例。两人身处困局之时都曾自比“苏武”，外界对此的前后反应和两人以“苏武”自比的结果也不一致，这体现了乱局之中人们对人性和历史认知的差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辽、吉两省迅速沦陷，马占山在江桥首揭抗日义旗，孤军抗战，赢得了全国军民的赞誉和支援。马占山当时被视为中国军人中有胆识、有气节之第一人，被国内外媒体报道为中国的民族英雄，成为中国抗战的代表。可惜的是，1932年2月，马占山孤军苦战弹尽援绝，多方权衡后选择“降日”，并在伪政权中任“军政部部长”。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昔日的民族英雄瞬间变节成为“汉奸”“万世之国贼”。面对国内外的指责唾骂之声，马占山选择忍辱。面对友人的询问，他私下自比“苏武”来解释自己“诈降”的苦衷。他在给北平友人的电函中除叙述自己“降日”后的详情外，还谈到与日人虚与委蛇之良苦用心。马占山指出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困蛮荒，雪地流泪并娶“蛮妻”，当时的人都怀疑苏武变节，讥讽谩骂侮辱者较今为烈，然而多年后苏武之冤屈终于得到昭雪。马占山表示今天怀疑自己的人，他日也会看到自己的清白和苦衷。
马占山自比苏武，忍辱受谤，寻机再起。1932年4月1日，他率领200余人离开齐齐哈尔，7日抵达黑河后发表反日通电，再举抗日旗帜。12日，马占山通电详陈自己“降敌”40多日的所作所为，如收集日人制造伪满洲国的种种阴谋、伪造民意欺骗世界的证据等。马占山表示，此后“不斩楼兰，誓不生还”，希望自己委曲求全的苦衷能为国人谅解。时人多对马占山的迷途知返表示肯定，但也有人表示怀疑。如有人就指出，李陵征战匈奴，弹尽援绝，最后降于匈奴，为千古以来最可叹息的事。这次马占山做了第二个李陵，“既降了日本，又作了伪国大臣”。该人认为，马占山即便是做苏武，也“要做出来才是”，要看马占山通电反正后进一步的抗日行动。一位署名为“血痕”的作者指出，以马占山最近在抗日方面的反复，对其突然反正时人不好论断。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固然是民族英雄，然而很快弃节屈服于日本，今天的反正“又安能保其他日不因环境之压迫而再变其主张”。他既然自比“苏武”，“吾人亦殊愿马之终有以自见也”。
面对质疑之声，马占山继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苏武，而非李陵。他的努力也得到国人的认可。1932年，在吴放主编、江苏武进苔岑吟社主办的《兰言晶报》上，一位署名为“安之”的作者以诗形容马占山“雁塞敢抛苏武节，龙江应返鲁阳戈”，肯定其行为。1933年，湖南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胡庶华在解释湖大校训中，强调了何为“节”？他指出，“人之志操曰节”，苏武不降匈奴，张睢阳、颜常山不降贼，皆“士之有节操者”，如文天祥、史可法不屈节，可谓“民族之光”。今天的苏炳文、马占山亦是“气节之士”，“足以愧死汉奸，为民族生色不少”。胡庶华对马占山与苏武的列举类比，是对马占山作为苏武的肯定。在马占山的案例里，不论是其深陷困局自比苏武，还是时人对其以苏武或李陵指称的肯定或质疑，都是对历史资源的理解和运用。
在抗战时期自比苏武的不止马占山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也自比苏武，以喻指自己留平的清白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受校长蒋梦麟委托看守校产，成为4名“留平教授”之一。许多南下的作家朋友担心周作人安危，多次去信，邀其尽快南下。是年9月26日，周作人在给沪上著名编辑陶亢德的信中表示，“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周作人在信中自比苏武，表明自己要像汉代的苏武一样留守北平，“守节”不屈，不与日人合作。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出任伪政权教育部总长，竭力拉拢同乡周作人“出山”，被周作人拒绝。为解决生计问题，周作人一边翻译希腊神话，一边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
淞沪会战后不久，上海成为孤岛，周作人自比苏武得到孤岛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倡导。在1937年12月5日上海《大公报》的一篇社评中，作者呼吁在沪的中国人要学习“持汉节吞冷雪”的苏武，莫像李陵变节后还诉委屈，“未免更无耻了”。1938年3月2日，在《申报》上刊发的一封“孤岛通讯”中，作者表示，周作人说得好，“孤岛上的教育家们，此刻我们大家都是要做苏武的时候了”。著名报人王芸生也希望留沪的知识分子们，人人能做苏武，不要做李陵。
作家、记者曹聚仁认为，“此次抗战（淞沪会战——引者注），无论战事上有什么缺点，可是没有一个向敌投降的将士，也没有一个失节的像样一点的知识分子，人人不做李陵，这是中华民族不亡的精神保证”。但他也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李陵，北方的李陵以安福系的人物为最多。政府虽然已经采取措施不使上层知识分子沦为“李陵”，但许多难民区“却替敌人供给了无数李陵”。文化人段念兹看了曹聚仁的文章后称，“挂心”周作人的安危，怕其被日本人或汉奸拖下水，或者与日本人纠缠不清，弄得“不明不白”，无法自辩。评价周作人“倒是一根骨气到底的，不愧于其乃兄在天之灵”。不过，段念兹还表示，身陷北平的文化人到底是“假苏武”“真李陵”，还是“真苏武”“假李陵”，“实在是一件不得深知和不便预言的事”。他们“学李陵也好，学苏武也好，自有‘他们’的‘最后关头’，妄说臆断之语，籍免捕风捉影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