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当中国的堵车变得家喻户晓、空气污染末日般地笼罩在城市上空，人们开始怀念起 “自行车王国” 时的画面 —— 于是共享自行车开始普及，于是才有了摩拜单车的存在，于是才有了我骑着一辆 “微型” 自行车，在延安东路的外道上晃晃悠悠的画面。
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种纯粹的精确 —— 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可能得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了。
“每次来到上海，似乎这个城市都完全改变了。” —— 每次听到这种陈词滥调的说法，我都想吐。在我眼里，上海是个 “以不变应万变” 的城市 —— 或者不如说她的一切都在改变，但一切也都保持不变。
然而，当我六月份回到伦敦过了个夏天，然后九月份再次回到上海时，我确实发现了一件新鲜事：我看到路上很多人在骑一种银色与橙色相间的自行车，我发现这些自行车是公用的，名字叫 “摩拜单车”。显然充满好奇心的我，一定要试一试。
使用摩拜单车并不复杂。那天晚上我先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用一张举着自己护照的自拍照 —— 一张站在拥挤的上海大街上的尴尬自拍照 —— 进行了注册，并通过微信付了两百块左右的押金。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看到注册成功，也就意味着我已经可以使用他们的单车了。
打开摩拜单车的 App 后，可以看到一张地图，上面注明了附近所有可使用的摩拜单车。我点了离我最近的一辆车，然后 App 告诉我，我有十五分种的时间找到那辆车。我找到约定的自行车后，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车锁就会自动打开，发出 “噔噔” 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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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共享自行车计划始于1960年。当时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名叫 Provo 的无政府主义者团队为了反对汽车的普及，把五十辆自行车漆成了白色，然后放在该城各地，不上锁。Provo 组织，认为汽车是资本主义破坏性的象征 —— 一种正在破坏他们城市环境的、肮脏的消费至上主义。他们希望这种叫 Witte Fietensplan（“白色单车计划”）的共享自行车的计划，能吸引阿姆斯特丹的公民们把屁股从驾驶座挪到车座上。
结果，这五十辆白色单车很快都被偷走了。
白色单车计划的创意者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名叫 Luud Schimmelpennink，他也是 provo 组织的长期成员。他几年前告诉《卫报》，他的灵感来自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当时，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在一段时期内成倍增长，马车越来越多，城市变得异常拥堵。因此，市议会建立了 ‘马车场’，市民可以在那里停靠他们的马车，之后再步行前往市中心。” 这也是 provo 白色单车计划的目的：让人们停下他们的汽车，以骑自行车来替代驾驶汽车。
虽然他的白色单车计划失败了，但是 Schimmelpennink 还是坚持下去了自己的社会改革理念。两年后，无政府主义者的他做出了让步，主动地参加选举，成为市议会议员。他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共享自行车项目（一共有一万辆自行车），但这个提议被市议会拒绝了。后来，他又坚定地提出类似的共享电动汽车项目，最终被市议会采纳，持续了十几年。
90年代后期，两位丹麦人接触 Schimmelpennink，并请他来哥本哈根建立类似的共享自行车计划。这是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在全市实施共享自行车，而且，这个项目特别成功。于是，2002年，法国广告公司 JC Decaux 请他来维也纳推广实施类似的项目。随着维也纳的成功，他们又在里昂合作开展了共享自行车计划。
然而，当2007年，共享自行车项目在巴黎获得前所未见的欢迎之后，这个项目才真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及性。到2016年，全球共享自行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万辆，而中国则是全世界有最多共享自行车的国家 —— 237座城市中共有75万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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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摩拜单车聪明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和过去的 “白色单车计划” 一样，每个共享单车计划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给市民提供一个方便又环保的避免开车的选择。这个计划不是一定要完全代替驾驶汽车，毕竟在大城市里，如上海、纽约、伦敦，市民上班的路程开车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或者几公里，因此，完全骑自行车是不可行的。但是，在这些城市，共享单车计划的目的是方便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 如果你是因为地铁站距离你家要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就选择开车去上班，那么共享单车可以方便你乘坐地铁。
不过，大部分共享单车项目的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虽然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但是事实上操作程序都太过复杂了。大部分的项目都需要让你提前申请使用一张特别的支付卡（在伦敦是一种消费钥匙扣），这样初到此地的用户并不容易就这样开始使用公共单车。在澳大利亚，骑公共单车的规定是让骑车者必须配戴安全帽，因此，在靠近停车桩的便利店兴起了一种很火爆的生意 —— 卖便宜硬纸板的安全帽。
但是，共享单车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在最初的“白色单车计划”时期出现了 —— 如何阻止单车被偷走？直到现在，解决办法就是有设置固定的车桩，通常位于在地铁站、广场、各种热闹的地点。但问题是，这样就给一个原本无限的体验添加了限制，影响了共享单车的自由性。
不过，通过微信和智能手机里的 GPS 功能，摩拜单车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摒弃了固定的车桩，你骑完后，可以随便停在什么地方，放在路边任何有政府画线的停放区域，用户只需将单车合上车锁，即可离去。然后，下个用户会看到在地图上显示单车的位置，进行预约即可使用 —— 就这样，摩拜单车就摆脱了传统车桩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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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决定使用一辆摩拜单车时，正好在徐汇的交大附近，我约了一位朋友在外滩一起吃午餐。我当时距离那边是八公里左右，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因此，我认为即使我慢慢骑，时间也足够充裕。
然而摩拜单车留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可能该公司的目标用户是小体型的 “蚂蚁”（我听说中国的蚁族人口不少？） —— 别误会，我确实个子很高，但也算不上是巨人（我一米八十七），可是我刚把脚踩到踏板上，膝盖就几乎撞到了车把。另外，因为我的胳膊比较长，而车座较为靠后，所以我的体重都集中在单车的后轮位置，因此前轮似乎总是会离开地面……这个问题可不小，因为在骑车时，你主要依靠前轮定位方向。
对细长身体的我来说，骑这么小的一辆单车，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因为我的腿太长了，膝盖弯曲的幅度太大了，所以踩踏板时非常不容易用力，这就导致我骑行的速度和别人步行差不多。那天晚上我眼看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手牵着一只小狗，另一手握着拐杖，就这么超过了我，这已经足以证明我骑得多么慢。她灰白色的长发的在风中飘扬，就像一种无声的嘲笑。
第二个问题是比较 “存在主义” 的 —— 我的意思不是哲学层面的，而是关于我真正的存在：因为在骑单车时，我的体重在后轮位置，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我骑行的方向，我就像是被上海坑坑洼洼的路面摆了一道，就像怒海上的一叶扁舟。
就这样，我慢慢地、 晃晃悠悠地骑向了外滩。
一切都还算顺利，直到我从淮海中路往右拐时，不知道怎么突然骑到了延安东路上（众所周知，延安东路是一条高速公路，一条绝对不能骑自行车的公路）。
我承认，我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方向感，而这和摩拜单车没有什么关系 —— 我曾经跟一个女人谈了三年的恋爱，而她的家里离我不远，开车十五分钟左右。但是一直到我们的关系 “奄奄一息” 时，为了去她的家里吵架，我还需要打开手机上的百度地图。
就这样，为了向外滩骑，我再次开了百度地图，戴上我的耳机，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让百度地图里悦耳女声告诉我怎么走。虽然我特意按下了 “骑行” 的按钮，可是她还是让我骑到延安东路上去。
延安东路是不能骑行的一条公路，对此我心知肚明。此外，我还注意到，当时我周围并没有别的自行车，而这条路一共有八个车道，周围的速度都超过了五十迈 —— 他们都在暗示我走错路了。我靠在路边一边跌跌撞撞地骑着，一边向老天默默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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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中国相关的陈词滥调说法，就是所谓 “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王国” ——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越来越少骑单车了，中国的 “自行车王国” 早就 “生锈” 了。这种说法太过老旧，而且这句话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自行车的历史：称中国为“自行车王国”，让人觉得中国人似乎很爱骑车，或者自行车的流行代表市民的某种选择；然而实际上，自行车在中国流行的真正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老百姓根本无法开车，以及城市中又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所以市民并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结构，逼得中国坐在了自行车车座上。
在这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人没有购买汽车和类似奢侈品的权利及能力 —— 甚至某种程度上说，自行车也算是一件高端的奢侈品。中国 “自行车王国” 说法的来源是七十年代，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 《
cina
》（中国）。当时这部电影是西方了解中国唯一的窗口，从那里他们看到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神秘而封闭的中国。在这部电影里，人们看到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一辆辆自行车安静地蜂拥而去。而这幅画面，很快地变成了代表中国的一个比喻 —— 而就像许多这样试图代表中国的比喻一样，都是国外强加给中国的。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人对于骑自行车出门这件事的兴趣下降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对于那些来看 “自行车王国” 的游客来说，他们一定会因为看不到自行车拥堵的中国公路而感到失望。
举个例子来说明自行车受欢迎度的下降吧：在北京，一九八六年，街上百分之六十三的车子都是自行车。而到了去年，只有百分之十五是自行车。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数量却已经超过了154000000辆。在北京，每一百个家庭拥有六十三辆汽车。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像西方的消费者一样，希望追求高档商品 —— 汽车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七十年代的 “三大件” 是手表、缝纫机与自行车；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三大件” 的范围里就已经排除了自行车，变成冰箱、彩电与收录机。而今天，中国消费者的欲望早已多不胜数，根本无法用具体的物件来列举了。
不但自行车无法适应八十年代消费者的口味，而且这种交通工具也逐渐被中国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所淘汰了。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一时间，中国本来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建立类似于香港的密集紧凑型环保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公共交通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这样中国的城市可以向往未来，而不是盲目地重复世界上大城市发展的错误 —— 然而中国却错失了良机，没有让 “哥本哈根” 式的城市生根发芽，反而选择让几百个 “休斯顿” 遍地开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消费者追求他们梦想中的现代生活 —— 其中自然包括车子和房子。这些欲望促使城市的郊区迅速发展，于是高速公路也进一步增加。自行车的受欢迎度下降不但是因为当时人民的消费能力上升了，而且随着汽车数量不断地膨胀，中国的交通规划也改变了，现在的基础设施已经让骑自行车难上加难：2004年，上海市府禁止在大部分的上海大街上骑自行车（不过现在这项规则已经开始松懈了），同时，公众舆论则认为自行车又危险又加剧公路拥堵，于是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取消了自行车道。
只是在最近几年，当中国的堵车变得家喻户晓、空气污染末日般地笼罩在城市上空，人们开始怀念起 “自行车王国” 时的画面 —— 于是共享自行车开始普及，于是有了摩拜单车的存在 —— 于是也就有了我骑着一辆 “微型” 自行车，在延安东路的外道上晃晃悠悠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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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另外一句和自行车相关的陈词滥调的说法，就是《非诚勿扰》中的马诺 —— 在一位单身汉问她要不要陪他一起骑单车时，她回答说：“我宁愿座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后来，这句话变成了最令人不齿的物质主义的比喻。
但是，这句话的争议也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行车受欢迎度的下降：到2011年，马诺说漏嘴时，自行车已经被看作是代表穷人的物品。《非诚勿扰》的第一季中，单身汉上台时，大屏幕上会显示他们有没有车子、有没有房子。因此如果你要问女孩们是否愿意坐在你的自行车上，可能确实是有点 “荒谬” 了。
不过，从2011年到今天，自行车已经再次变得受人欢迎起来：在上海，虽然之前政府禁止在大部分的大街上骑自行车，但是现在却也四处重建自行车道，北京也是。骑单车重新成为了一种流行，尤其在年轻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中间 —— 因为他们对堵车和空气污染讨厌透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讨厌听人说 “每次来到上海，似乎这个城市都完全改变了” 这句话的原因：市民更喜欢住在现代的建筑中，因为舒服、方便、干净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比较喜欢在现代商场里逛街购物，也是一样的理由。于是，城市的发展反映了消费者的选择，因为他们喜欢现代的东西，城市才越来越现代化。一座城市不是混泥土结构的，而是由诸多消费者的个人选择所组成的结果。
中国人摒弃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已经不再符合他们现代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无论自行车是不是又一次流行起来，“自行车王国” 都不再是用来形容中国的合适比喻了。自行车不足以代表红时代的中国，更不足以代表现代中国的物质至上主义。自行车只是回到了一种出行的方式而已，只能代表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现在，由于摩拜单车的便利性，上海的街道已经银色和橙色所淹没，似乎骑行的风潮又回来了。在路上烦人的汽车喇叭声中，你也偶尔可以听到车铃的清脆响声了。所以，其实一切都在改变，但其实一切也都保持不变，不是吗？
不过我还是得重申：摩拜单车非常不适合个子高的用户。我跟一位超过两米高的朋友一起骑过摩拜单车，那画面十分搞笑：我们选择在傍晚骑车，是因为我们担心白天街上的车太多了，可能太危险。虽然我们的膝盖都几乎碰到车把，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地穿越了城市。相比坐在一辆出租车里，忽略窗外的景色，这样显然更有趣。在摩拜单车上，我们与城市互动，也享受那些老头骑着破旧的飞鸽自行车超过我们的瞬间。我觉得摩拜单车的公司之后肯定会解决尺寸方面的问题 —— 但即使他们不改变，我也宁愿骑在摩拜单车上出汗，不想躺在宝马里假装自己是个暴发户。
今天，虽然中国再也无法回到 “自行车王国” 的时代，但是单车确实在中国再次流行了起来。只是如果你想去真正的自行车王国，还是去荷兰吧：虽然阿姆斯特丹最早发明了共享自行车的计划，但是今天这座城市已经没有自己的共享单车了 ——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每个市民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作者：霸克李·布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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