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咨询老师是一个香港老太太。她很早就去美国学心理咨询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工作。有时候她会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带着一个个案去找我的老师米纽庆督导。那时候我刚学家庭治疗不久。个案是一个希腊家庭，人很多，咨询过程很乱。我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场面，但也没做得特别出彩。
我报告这个个案时，米纽庆就静静地听着。听完以后，他让其他学生提意见。我的同学大多是欧美的白人。也许是出于礼貌，这些欧美的学生纷纷说好。一个师兄还特别说：‘我很欣赏你。你一个亚洲小女孩，又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听着这话很怪，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这时候，米纽庆开口了。他说：‘她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现在这样，你们就说她做得不错，其实你们是在说，她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听他这么一说，这些欧美的学生纷纷开始给我提意见了。尤其是那个师兄，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很不服气老师说我是最好的学生。以后我每报告一个个案，他都会提很多挑剔的意见。而我呢，为了应付他挑剔的目光，就总是要提前做更多的准备工作。结果我的咨询也有了很多长进。
后来米纽庆在某个讲如何教导学生场合里，提起了这个例子。他说，我这个学生是非常有创意的，可是，她经常躲到自己移民女孩这个身份的壳里，做什么事都总是差不多就好了。我说她是最好的学生，让她接受苛刻的批评，就是要把她从她的移民的壳里逼出来。这样，她才能成长。
也幸亏他这么做了，我才变成了后来那个很不一样的我。”
老师是一个犀利的老太太，说话向来直截了当，对咨询的要求特别精益求精。我实在想象不出，她当初带着这个”移民女孩的壳、觉得做什么事差不多就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我对这个故事本身很有兴趣。因为我从很多人的成长经历中，都发现过这种壳。它有各种表现形式。比如：
「我一个男生当然比较粗心」
「你让一个我女生怎么办？」
「我一个职场新人，这些本来就不太会」
「我都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我还学这些新东西干嘛。」
……
有时候它很明显，有时候它很隐蔽。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对自我根深蒂固的期待和看法。这种期待从保护我们自己的工具，变成了劝说我们停止前进的理由。
我有个朋友在伦敦读设计学的研究生。国外的设计课程任务繁重、作业繁多，经常通宵熬夜。去之前她也有过当杰出设计师的雄心，可是到了那边后，很受挫，经常觉得自己难以承受，有退学的想法。
有一次，她很高兴地跟我们讲起自己在某个学术会议中，看到国内某个知名大学设计系教授展出的作品。她和同学一致认为这个教授的作品只达到了她所在的学院的本科生水平。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感慨国内国外教育上的巨大差距，可是她说得津津有味兴高采烈，让我不禁琢磨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后来我想到了。她看到国内这个知名教授的作品很糟糕时这么高兴，是因为她终于给自己的挫折感找到了一个理由：既然这么有名的教授都做不好，我一个刚从国内过来学设计的女生，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理由缓解了她的焦虑，也变成了阻碍她进步的壳。
高中的时候，我从旧书摊里淘到过一本书，是一个叫钟鸣诗人写的。书名叫《旁观者》。书装帧得极好，就是没人读，所以到了旧书摊里还是新的。事实上我也没读，我买这本书只是因为这个名字。
「旁观者」，观察但不参与，带着点「一切看透」的冷峻，安全但又充满智慧，这是多么理想的位置。
后来这个「旁观者」成了我自己的身份隐喻。我从体制出来，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我很少自己的圈子。其实在某些地方，我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我有自己的读者和听众。我也很自信，在对人的心理上，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并慢慢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但我从来都很低调。我把自己的优点藏得好好的，但是暴露自己的缺点却很痛快。除非你去看我的作品，否则你根本不会留意我。
这并不是谦虚，而是因为我只能接受人们逐渐发现「哇，原来你还挺牛的！」而无法接受人们逐渐发现：「哇，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为此，我连为自己大声吆喝都不自在。它就是我的壳。这个壳阻碍我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去被更多的人知道。
但是前几天去湖畔观摩的时候，我有了另外的想法。湖畔是个特别的地方，聚集了一批正实践着改变世界的人。当我听到马云讲企业就是最大的公益，听到学而思的创始人讲他如何思考用人工智能去弥补教育的不公平，听到江小白的创始人讲他自己的企业怎么让当地的人能够天天和家人团聚而不用外出打工。当我看到巨大的”梦想家”三个大字忽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我忽然想：
「对啊。你也知道世界不好，但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过改变世界的梦想？」
好像，顺应世界，安于一方变成了大部分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甚至人们没有思考，就这么选了。是不是因为梦想太烧人了，我们不愿意承受其中的难，所以才躲在庸常琐碎的现实的壳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