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谈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因缘

文 | 叶嘉莹

我出生于荷月，故小字为荷，因此平生对于荷花情有独钟。自少年时代即写有咏荷之作。对于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之美质，尤为爱赏。考入中学后，未几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父亲随国民政府迁移后方，母亲又于不久后因病弃养。沦陷区之百姓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偶读李商隐《送臻师》之作，诗云：“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盖以在佛书中往往以莲花为超渡苦厄之象喻，我虽得名曰“荷”，然自愧有愿而无能，所以当时曾写有《咏莲》小诗一首，诗曰：

其后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从顾随先生受读“唐宋诗“课程。先生每以禅宗佛理说诗，而当时我家中长辈自幼只以儒学教子弟，与佛教禅学殊少接触。一日偶见报章中刊有北京广济寺将讲授《妙法莲华经》之消息，心焉好奇，遂往聆听。当时自惭愚昧，并未有深入之所得，只记得说法人所举出的”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一个话头。听讲归来后遂写了《鹧鸪天》一首小词，词曰：

我当时对佛学禅宗原为门外汉，但因我既小字为“荷”，因此乃对“花落莲成”之喻，颇怀警悟之心。不知此莲此荷经秋摇落后之终有何成也。当时青春年少偶读古诗，见有“涉江采芙蓉”及“采之欲遗谁”之句，又读大晏词，见有“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之句，于是乃于此莲终有何成之证悟的追寻后又有了一种终将向何处投赠的反省和寻思。于是遂模仿乐府体又写了一组《采莲曲》，诗如下：

2016年教师节，叶先生和宾友们在迦陵学舍

大学毕业后于1948年春赴南京结婚，时已为国民党败退之前夕，南京市乱象纷呈，遂于是年十一月底随外子工作调动迁往台湾。时外子在海军士兵学校任教职，我则经友人介绍在彰化女中任教职。一年后，我产下一女，三个月后乃遭白色恐怖之厄，外子既被海军监押，半年后我携哺乳中之幼女亦与彰化女中之校长及其他几位教师同时被彰化警察局所拘捕，其后我虽幸获释出，而生活上则备经艰苦，久不事吟咏。其后曾偶于梦中得句，杂用义山诗足成绝句三首，诗如下：

1969年因种种机缘，乃于无意中竟然落足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此一城市地近太平洋之暖流，气候宜人，百花繁茂,而独鲜植荷者。而我既以荷为小字，终身对荷情有独钟，遂对温哥华之不见荷花未免心有所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归国探亲，其后又应邀在国内各地讲学，每睹新荷辄思往事，遂写得《木兰花慢》一阕，词曰：

而在祖国所见的各地荷花中，则以南开大学马蹄湖中之荷花予我之印象最为深刻。盖因南开大学所建之专家楼与马蹄湖相距甚近，我当年在专家楼居住时，最喜在马蹄湖边散步，曾写有诗词多首。

写到此处，我就不得不将我回到南开来教学的前后因果略加叙述。原来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后，我就曾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遂于是年暑期经过旅行社的安排于去国二十六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回国探亲旅游的一次机会。当时我曾写有《祖国行》一首七言长古，诗长有两千字以上之多，就时间言既包括了二十余年的生离死别的经历，就空间言则包括了我离开祖国后二十余年来飘转于台南、台北、美国、加拿大各地的经历和生活。由我少年时所经历的抗战沦陷之苦到当时看到中国的崛起壮大，内心中自然是充满兴奋之情。只不过当时尚在文革之中，我心想以后我大概只能回国探亲旅游，而再也没有回到祖国来贡献我自己之所学的机会了，所以此诗开端所写的虽是“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的欣喜之情，但在结尾处所写的则是“雕虫文字真何用，聊赋长歌纪此行”的自我失落之感。谁知世变无常，1976年就发生了巨变。先是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前民众自发的对于周总理的悼念竟然汇成了一片诗歌与联语的海洋，这使我极感兴奋，以为祖国虽历尽诸多艰危苦难，而只要诗心不死，就大有可为，所以内心乃极为激动。继之又有四人帮的倒台，国内很快就恢复了大学的招生考试，而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我自己家中却发生了一件绝大的不幸之事。就是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途中竟然发生了车祸，夫妇两人同时去世了。我于悲悼之余，写了十首《哭女诗》，最后两首写的是：

正是这一次悲惨的巨变，使我当年辛苦持家的个人一己为家庭劳苦牺牲和工作的个人之梦觉醒了。当我于1977年再度回国探亲旅游时，就动了申请回国教书的念头。1978年当我写好了申请信步行到街口去投寄这封申请信时，曾经写了两首绝句，题曰《向晚》，诗如下：

申请信寄出后不久，我就从海外版的《人民日报》看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原先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霁野教授在文革中一度被批判，现在已经复出任教了。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应台湾教育部之邀与其好友台静农先生同赴台湾大学任教。当我随外子工作调动赴台时，顾先生曾写信嘱我去探望李先生。我于1949年春天曾在台北与他见过一面，其后不久台湾就发生了白色恐怖，1949年冬外子被拘捕，1950年夏我携哺乳中的女儿也与彰化女中的校长及同事们一同被拘捕，从此遂与李先生断绝了音信。谁知现在我竟然在报纸上见到了他复出的消息，于是兴奋之余，我立即就给李先生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现在正在申请回国教书，不久就接到了李先生的回信说祖国形势大好，我就又写了两首诗，如下：

1979年我收到了国家教委的回信批准了我回国教书的申请，并安排我到北大教书，于是我遂于这一年春天回到了国内。先在北大教了一段时间，不久就应李先生之邀转到了南开大学。南开的老师和同学都极为热情，我曾为此写了在南开教书的纪事绝句，有二十四首之多。初到南开时正值文革之后，又正值唐山地震之后，操场上还留有一片防震棚，可谓百废待兴。但老师与同学们则莫不满怀热情，对一切事都充满了理想和期待。去年有七七级的南开中文系校友曾出版了一本纪念册，要我题诗，我于是为他们写了两首七言绝句。诗如下：

1979年当日的满园桃李如今都已各有成就，这当然是件值得欣喜的事。不过三十年来国内社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我所盼望的是我们仍都能保有当年那一份充满了理想和期待的纯真的本心，所以说“未应磨染是初心”。“磨染”典出于《论语﹒阳货》：“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而这种不磷不缁的风骨则正与我们在本文开端所提到的“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的品性颇有相似之处。南开之吸引我的除了前面所叙及的李霁野先生之邀聘的一份殷切的情谊以外，南开马蹄湖的一片荷塘以及由此一片荷塘所涵育和影响出来的一种精神和风骨也都有其足以引人赏慕之处。更为难得的是，南开的校领导大多对于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我于1979年初到南开来的时候，南开的校长是位著名的老化学家杨石先教授，我初次见到杨校长，他就送给我一册线装的极精美的李清照的词集，据南开的友人告诉我说杨校长对旧诗词极为喜爱，枕边案头经常置有诗词文集，甚至外出开会也会携带一册诗词集做为旅途中休闲的读物。另外吴大任校长与其夫人陈教授也极为喜爱诗词，八十年代初，我在南开讲课时，他们夫妇常来班上旁听，还曾介绍我为他们的一位已逝世的好友石声汉先生的遗著《荔尾词存》撰写了序言。现在的龚克校长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每次见面经常与我谈论诗词，而且有一次开会，他走在我的身边还竟然顺口背了我的一些诗作。我对理科出身的领导能对旧体诗词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修养，实在感到钦佩不已。至于中文系出身的陈洪校长则更是博学多才，几乎可以说是诗文词赋无所不能。前两年有一位南开历史系的校友张候萍女士编写了一册访问我的文稿，曾将草稿呈交陈校长，请求指正。陈校长批阅后竟然写了三首诗送给我，诗的题目是《读叶嘉莹先生,夜半掩卷，久久不能释然，有感而作绝句三章》，诗如下：

读了陈先生这三首诗使我非常感动，回忆1979年我初来南开时，陈先生那时还在中文系读研究生，而其文才与干才则已早为系内师长所共同知赏。我的课程结束后临行之际，陈先生还曾亲自到我住的饭店中为我收拾行李。三十年来陈先生亲眼看到了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而且我与陈先生还有一件巧合之事，就是有一次校方为了要为我办些手续，把我的护照取去填写我的生年月日。陈先生无意中发现我护照上的生日与他的身份证上的生日竟然完全相同，而且陈先生也知道我生于荷月，小字为荷。陈先生所读的那一册访谈稿，原来还有一个别名，题为《红蕖留梦》，所以陈先生在赠我这三首诗的同时，还赠给了我几张他亲自在马蹄湖畔拍摄的荷花图像，还有他的一册论史说禅的题为《结缘》的新著，更有一篇他为天津写的题为《津沽》的长赋。于是我就也写了两首诗答谢陈先生，记述了这些情事。诗如下：

关于研究所的成立陈先生也曾给予了大力协助。原来校方提出来想要成立研究所，并拟聘我为所长的一切经过也尽为陈先生之所深知。在最初我原不肯应承校方此一请求，盖因我自己深知除了教书以外，我其实别无所长，更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工作，所以最初我原持坚拒之态度，而当时南开外事处的逄诵丰处长则有他的一个理想，就是要把汉教中心从语言教学提高到一个科研层次，当时母国光校长也支持逄处长的设想。于是多方劝说要我担任此一名义，说校方会为我安排得力的老师做为副所长来担任实际工作。于是在多方劝说下，我就表示了同意。岂知其后不久母校长就退休了，逄处长也过世了。这个研究所就只成了虚挂在汉教中心下的一个空名。不久后幸得鲁德才先生来协助做了许多开拓的工作，最后才得借用到东艺系一间办公室，并配备了家具，安装了电话。但1995年初鲁先生赴韩国讲学，原来拟定要来担任副所长的几位先生都因故未能到位。在此时期幸而请得崔宝衡先生来担任了副所长，又请得安易女士来担任了秘书。是他们在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的最为艰苦的时期开展了起步的工作。谁知就在极度困窘之中，居然结下了意想不到的善缘。原来温哥华有一位书法家谢琰先生，他原在UBC的亚洲图书馆工作，负责中文善本书的管理，我来UBC任教以后经常麻烦他为我检寻书籍。他的夫人施淑仪女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酷爱诗词，经常到我班上旁听一些课程，遂成为极亲密的友人。当他们夫妇知道了我当时困窘的情况后，适值温哥华有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因在UBC成立亚洲研究中心的种种因缘与谢琰先生相结识。谢先生向蔡老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并安排蔡先生来听了我的一次讲演，蔡先生当即决定要为我捐资在南开大学兴建一座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教学楼，于是事情遂有了急转直下的转变。而恰巧在此一时期陈洪先生做了中文系系主任，遂由陈先生提出愿意接受将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的名下，并且立即由中文系拨给了研究所两名极为优秀的研究生。其后研究所建成，一切遂得顺利进行。我在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际，也当即决定把我从国外所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90万左右)捐给研究所设立了奖学金。研究所大楼于1999年正式落成，次年我应澳门大学之邀去参加澳大举办的首届词学会议，并担任会议的首席主讲员。会后宴请席上又得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之事，不久就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人民币做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于是从此研究所的一切工作遂得顺利展开。而在展开工作中，温哥华的友人，如梁珮女士及朱宗宇先生皆曾惠予协助，更有蔡章阁老先生之长公子在香港的蔡宏豪先生也在研究所设立了儒学奖学金。我对南开校方的支持以及蔡先生和沈先生以及诸多热心学术的友人们，实有不尽的感激之情。

其实本来早在1979年我开始回国赴各地讲学时，原曾写有一首小诗，诗云：

我原是抱着书生报国的理想回来的，因此多年来我都是自费回国在国内各地义务讲学，未曾收受过任何报酬，及至研究所成立，有了正式的研究生，而且当时国内各大学的经费也逐渐宽裕了以后，南开大学遂在我每年回国授课期间发给我每月的生活费，而旅费仍由我自己承担。如此直到我所教的较早的两位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时，都是如此。其后招收的硕博士学生渐多，校方遂开始提出愿为我负担往来机票旅费。近年又因我年事渐高，校方遂又将原来负担的经济舱的旅费改成了商务舱。我对南开校方多年来给我的支持与照顾一直深怀感谢。

当研究所的大楼建成后，当时我仍住在专家楼，有一天我到马蹄湖边去散步，当时已是凉风萧瑟的秋天，面对着“菡萏香销翠叶残”的景象，我虽然也不免有自伤迟暮之感，可是想到研究所既已经建成，而且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中心自然也不免有一种欣幸感激之情。于是乃即兴吟成了一首七言绝句，诗曰：

又有一天我从住所的专家楼向新建成的研究所的办公楼走去的时候，蓦然听到了遥空的几声雁唳，举头望去正有一队排成“人”字型的雁阵由北向南自高空飞过，于是我就又顺口吟成了《浣溪沙》一首小词，词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