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20位可能得主，除了村上春树，你还认识谁？

这一篇文章绝对是干货中的干货！

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这么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生理学奖亦或是化学奖一类，大概，我们都以为文学是离我们最近的，而那些生冷的科学，公式，离我们最为遥远。

可真的是这样么？

有时候我看来，文学，反倒是离我们最远的那一个。

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根据Ladbrokes的赔率榜单，选出了我认为最有可能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这些作家有些我们耳熟能详，有些则十分陌生。

一共二十个，分别按照他们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每段分析后，列出关于该作家的一个书单。

对了，忽然想起自己在恋爱时常想做的事，给女友读《斯普特尼克恋人》，可惜我的女友们，都觉得这是件无聊的事。

非洲作家我喜欢很多，但像对提安哥那么喜欢的，还真没几个。

两年前第二次去纽约，忙里偷闲，躲在切尔西市场里喝咖啡吃生蚝，七逛八拐，撞见一家书店，门面不大，但塞得很满，可以消磨时光（推荐大家去）。我在里头掏书，说是淘，其实是带有目的的找，主要是看看有哪些名字不晓得，打开看看，如果合适，就买下来。

这次狩猎，我遇到了一部六卷本的长篇，提安哥的《Wizard of the Crow》。这部书据说今年要出中译本，而且一下子把一系列的提安哥都出了，令人期待。

这本《Wizard of the Crow》我断续花了小一年翻完，惊为天人，心里琢磨非洲要出诺奖，必须是他。

提安哥的书国内其实除了三本——《大河两岸》《一粒麦种》以及处女作《孩子，你别哭》。这三本的质量都出奇的高，凡被我推荐阅读的朋友，无不称奇，想不到黑非洲这片土地，也诞生了这样惊艳的文学。

提安哥创作的中后期开始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基库裕语进行创作， 遭受政治迫害进过监狱的他，从未放松对社会的尖锐批判，无论是肯尼亚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是黑暗的政治现实，民族矛盾，凡是激起涟漪的，必有提安哥愤怒却克制的回响，如果非要加一个定语去形容他，毫无疑问——民族的良心。

这几年我一直在压提安哥得奖，可惜未能如愿，这一届，希望空前。

以色列的作家我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当年的阿格农，当之无愧的希伯来现当代文学之王，一个就是阿摩司·奥兹。

奥兹相较于阿格农，没有那么多沉重的负担，后者被寄予的希望太大，民族在背上，人民在关注，作品不深刻不行，不沉重不行，不启示也不行。奥兹占了便宜，时代对了，可以玩点注意力的技巧，同样的题材，窗口开在家庭的视角，什么都往底层接，可读性强，目的也达到了。

奥兹追求的悲剧艺术，不是莎士比亚式的，不是身死国灭，不是堆尸成山，不是杀父娶母， 他所追求的，是哀莫大于心死，是契诃夫，是生活不得不继续，是饭还要吃，觉还要睡。

这样的作家，后天发力的程度高，观察的准，他不用过度铺陈，一个小故事就能征服你，不信可以去看《爱与黑暗的故事》，书不看可以，那就看看电影。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发布之前出了个乌龙，有人冒用阿多尼斯的推特，称已接到瑞典的电话，告知得奖，结果真相大白，另一个“诗人”携金而去。

在我看来，阿多尼斯的诗有两个极，就像一只哑铃，两头大，中间细，连接着的是一些若有若无的题材。这两个极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美。这里的政治是关于中东，是关于战争，是关于死亡和宗教，而美，则是阿拉伯文明的曼妙，是音乐，是美术，是女人，是爱情。这两极相互影响，彼此渗透，让我想到米沃什，想到布罗茨基，想到阿米亥，甚至想到上古的屈原。 阿多尼斯是一个中国读者很容易就接受的诗人，就像当年的纪伯伦，因为阿拉伯文明归根结底还是和东方文明靠近，喜欢玄，喜欢形而上，也喜欢一切有趣却不实用的事物。

叙利亚乱了几年了，可能还要继续乱下去，虽然ISIS已经收敛许多，但是难民潮带来的世界危机一刻也没有松懈。怎么说，出于政治的因素，给他一个诺奖，也是合乎情理的，虽然对变化这个世界，毫无意义。

这个作家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不写小说，不写诗歌，不写剧本。那他写什么？如果你要问的话，当然，你并不会这么好奇，因为，他是一个写游记的。

没错，一个专业的游记作家。

请不要经验，诺贝尔文学奖对评选的范围放得很开，纪实文学可以，回忆录可以，历史哲学著作可以，歌曲也可以，游记自然没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

不过马格里斯并不简单，他写出了欧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游记。国内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多瑙河之旅》，难得的精品。

马格里斯的书我只读过这一本，大家可以买来看看。

阎连科是我最喜欢的国内作家，喜欢的程度等同于老舍+莫言+李锐+金宇澄，约等于鲁迅，或者这么说，鲁迅之后，最好的作家是阎连科，只有阎连科，配得上与鲁迅站在一起。

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后，阎连科又第三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蜚声海外，这种荣誉，一方面和他作品一贯的高质量有关，一方面，也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的元素。诚然，我不能否认阎连科在《四书》、《日熄》里对于一些 社会体裁的深入，对于历史的回溯 ，我也不能否认其在创作《受活》与《坚硬如水》时，一些否定的态度。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真实，都是发生在这个国家活生生的存在。

阎连科的意义，在于把被许多无耻作家，风花雪月文字中转移的注意力重新吸引过来，如同阵地上吸引炮火的敢死队，在于让人不忘却，在于让人不放松。

阎连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苦的，就算有了幽默，也是苦涩的笑。我记得在卡夫卡奖的获奖演说中，阎连科这么谈到： “甚至说，我就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和被光明讨厌并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

自称是黑暗的写作者的人，中国还有第二个么？

我对阎连科作品的热爱，在于我对中文的热爱，也在于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正是爱着这个国家，我才愿意去观察它，去阅读它的光明，连同它的黑暗。

正是阎连科，让我这颗对中国文学渐已麻木的心，有了一丝颤动。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国有四位当代文学大师（应当说是四位当代男性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科马克·麦卡锡、托马斯·品钦。这四个里头，罗斯封笔了，麦卡锡太老，品钦很久不写，也不露面，唯一还活跃的，也就只有德里罗了。

我喜欢把一些作家拿来比古，其实也算不上古，这样的办法比较容易记忆，比如德里罗， 我就会认为他是美国的巴尔扎克 。我觉得这种说法应该算作准确，其实他也可以叫美国的乔伊斯，可惜品钦的存在，夺去了这个称号。

我喜欢德里罗的作品，还是在于他 精准的描写和刻画 ，这种近乎手术刀一样的笔法，其内在的爆发力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阅读完《大都会》这本薄薄的小说，你会惊讶于这就是《尤利西斯》，会惊讶于这就是一部当代的启示录，可是它又明明那么薄，到底是如何支撑起这样庞大的题材？

德里罗是一个天才的走钢丝表演艺术家，他可以把描写美国战后变迁的野心浓缩到小人物的汲汲营营上，可以在铺陈开一座城市的同时，笔锋一转，完成 对人内心细致的刻画与再现 。这真是一个天才。就如同，一个男人，如何在操作游戏的同时，巧妙避开身边女友在话语里设下的重重陷阱。

德里罗获得诺奖，大概就是对战后美国，尤其是近三十年美国文学的一次表彰与总结吧（托尼·莫里森的那一次不算）

最近高银很火，火到在国内只要说起韩国文学，就一定会有高银这两个字条件反射般的冒出。的确， 诗歌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小说王道的今天，阅读诗歌成了一种冷僻而又易引起偏见的行为，尤其是中国的诗，尤其是那些不是西方的诗。

所以在阅读高银作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在什么地方读过，又仿佛没有这样简单。不得不说，东 亚文化圈中成长的高银，受中国文化、儒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影响极深的高银 ，在用现代的语言创作诗歌时，是躲不开我们习惯了的传统文学风格的。

只不过，高银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那就是 现代性的思想和对当代社会的介入 。

高银出过家，也因为反对独裁坐过牢，因写诗无数到了晚年被韩国国民称之为国民的诗人，其声誉之大，我也曾切身体会过：

2015年初，我在威斯康辛朋友的家中暂住，正好碰到他的一个韩国朋友串门，席间随意寒暄，始终保持一种微妙的尴尬。不知道什么契机，我随口说了高银（Ko Un）这个名字，一下子击中了对方的神经，和我大聊特聊这个小学时候便开始读的诗人的作品。

文学是有用的。

不过对于高银的评价，我还是想用金斯堡的一句话：“诗歌的菩萨”。

如果说西班牙语文学接下来谁能折桂诺奖，我想大概是马里亚斯。

毕竟上一位获得诺奖西班牙语作家是2010年的略萨，时隔才七年，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轮到，考虑到各语种的大致平衡，葡萄牙语会更有希望一些。

不过说到马里亚斯，我还是要满怀深情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近十年来能读到的，爆炸一代之后，最好的西班牙语作家！

（对了，得给这个最好加一个设定——长篇小说）

马里亚斯的写作比较华丽，这里的华丽不是指辞藻的绚烂，而是绵延不绝的长句，这对阅读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度的附加，马里亚斯对这种方式的解读比较有趣：“我的确喜欢写很长的从句，英语评论常提到这点，好像他们也很惊讶。但这挺奇怪的，美国作家以前也爱写长而复杂的从句，比如福克纳、亨利·詹姆斯等等。现在好像这一传统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看到长句堆砌觉得挺新奇的…… 长句自身有一种节奏和韵律，就像音乐的旋律一样。 ”

所以马里亚斯的写作存在一种特殊的韵律，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当具备的品质，可惜基本被丢光了。

国内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马里亚斯的译本，我读英文较多，相比而言，还是英语保留的韵味更足一些，不过中译本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第一次知道约恩·福瑟的名字是从易卜生开始的，那时候对北欧的戏剧比较感兴趣，就开始读易卜生，接着在网上查到了“当代易卜生”这样的词条（和我的命名法很像），点进去一看，发现是一个面容粗犷的胖大叔。

原来写出这样冷怆简洁文字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美式中年硬汉的形象。

当年获得易卜生国际戏剧奖时，评委会给他的授奖词称： “福瑟迫使剧场和它的观众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他是未知的诗人。”

注意，这里是迫使，也就是说，这位剧作家与剧场和观众的关系不是对等的， 而是有力的施加，像一双大手，把你按在观众席上 ，让你瞪大双眼，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这种本事，上个世纪有一个叫贝克特的实现了，而上世纪到本世纪，则有一个叫彼得·汉德克的完成了。

这位用新挪威语创作的剧作家，题材永远围绕着爱，孤独与死亡，而人物往往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类的称呼。

隐去特点，暴露本质，我想在舞台上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一场巨大的革命。

而对于语言，我记得福瑟在一次采访中说—— 沉默和孤独有关 。这种孤独并非是一种坏事，而是一种平和。沉默也和虚无有关，而沉默和虚无都是我作品的血肉。我认为这些停顿或者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种沉默也会令观众感受到氛围的紧张、故事的戏剧化。

他使用语言的沉默，来完成情感上的变化，这如同绘画的留白，也如同编曲的休止与停顿。

总而言之，他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毕竟诺奖对剧作家，有时候显得太不关心了。

安图内斯只一个国内人很少知道的作家名字，当我们还停留在萨拉马戈统治葡萄牙语文坛的年代亦或是读书记忆里的时候，葡萄牙，这个欧洲西陲的小国，其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便自觉被忽视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忽视，导致安图内斯的作品至今也没有一本译著发行。

2015年底，我在广州第一次读安图内斯，那时候买了一本《An Explanation of the Birds》，开头便是一段去母亲病房探视的描写，亲戚的说辞，母亲的温柔，自身的懦弱， 以及对周遭环境精准耐心地描述，都随着缓慢的翻动迎面而来，质量十足 。

葡萄牙语文学总有一股莫名的忧愁，这种忧愁不知是不是较西班牙语较为滞浊的发音导致，亦或是常年湿润的气候，总之，这种忧愁像是久阴的日子，不是看不见光，只是一切都感觉不那么够，幽悬在那里。

传闻安图内斯接到萨拉马戈获奖的电话之后长久沉默，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诺贝尔文学奖应该不会在短期之内两次颁给葡语作家，不能获奖的事实也仿佛让他安了心，从此彻底放下诺奖，专心从事创作。

他与萨拉马戈，本是葡萄牙语文学的双子星，如今后者已经故去，只剩他一人继续坚持。而这种专心创作心无旁骛的态度，我想也是值得那些所谓的“作家”们学习的，当然，那些人也不知道学习是什么意思。

这个叫塞萨尔·艾拉的阿根廷作家是一个传奇。

既然称他是一个传奇，那一定要符合传奇的几个特点：

①神秘 ：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咖啡馆创作的作家，只写不超过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发表作品累计近百部，然而却行事低调，几乎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他认为作家不应当四处兜售自己，不然太过于廉价；

②深具实力 ：在他发表过的几十部小说中，题材体裁各异，从科幻到写实，从书信到传记，无所不包；

③古怪 ：古怪的他写作从不修改，落笔为准，可见其自信，在这个但凡是作家都要强调修改的世界，只有艾拉，有这一份底气，敢直接将自己未修改的文稿交付印刷，直到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样古怪的作家，在几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中被我发现，从此不可自拔，那时候读到的作品是《How I Became a Nun》，通篇没有说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名修女，而是代之以因为一只冰淇淋而引发的杀人案及其复仇的故事。没想到过了一年多，国内将他的两部作品合为一部引入，并以另一篇作品命名——《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

如果艾拉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想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是打破了阿根廷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咒语，同时又让这些脑洞巨大的小说，有了一个真正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机会。

（值得一说的是，去年有一部电影叫《杰出公民》，其故事便是假设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根廷作家回到故乡的故事，不知道原型是不是也有艾拉的影子）

卡达莱的身份其实挺有意思，东欧剧变之前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剧变之后流亡海外，据说资本主义的阿尔巴尼亚还想请他回来当总统，不知是真是假。

这位作家的 写作重心偏向于历史 ，因为在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在那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霍查统治的时期，写现实的题材，比较容易闯祸。所以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反法西斯的战争故事，亦或是那些荒诞不经的乡村小镇，充满悲剧的个人境遇，便是最容易在其作品中找寻到的元素。

不过卡达莱并没有因为其官方作家的身份削弱他文字内浓重的讽刺与晦涩的隐喻 ，虽说受霍查庇护，但是总还是有些作品要靠朋友将手稿带出国外才能得以发表，这样矛盾的存在，在灌注在其小说当中。

我在大一的时候读过他的《石头城纪事》，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卡达莱，里面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屡次战争后，拉锯的双方各自占领又退出，广场上堆满了尸体，石头城的一个老人站在尸堆旁，说这座城市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被血洗一遍，洗完之后就开始等待下一次的清洗。老人说这句话时，就像说洗一件衣服。

这几年卡达莱一直很火，我想也是由于他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富有了新的含义吧，人们总是会对这些历史的反思加以当代的不同意味，也不知是好是坏。

拉斯洛这几年一直被认为是夺奖大热门，这件事电影迷们应当会感到开心，毕竟贝拉·塔尔的电影他几乎都任编剧，尤其是那部七个钟头的《撒旦探戈》，实在是对耐心的巨大挑战。

拉斯洛的书以难懂著称， 一是其对长句的偏执爱好，二是其故事节奏缓慢， 像极了雨天泥泞的道路，让人深陷， 三是象征隐喻极多 ，且晦涩不堪，三个特点相加，形成了拉斯洛个人独特的风格。苏珊·桑塔格说，他想果戈里，也像麦尔维尔，是当代的启示录。

桑塔格害人。

为了这句话去读拉斯洛的读者，我想应该会感激桑塔格已经去世，不然不知道她还会推荐多少烧脑的书。

我对拉斯洛的喜好源于他的作品可以有效地消磨时间，在大学那些闲的不行的日子里，拉斯洛绵延的段落，复杂的故事结构，让时间过去飞快而不觉（现在想想看不知是好是坏）。

然而拉斯洛的作品国内直到这个月才出来译本（余泽民翻译的《撒旦探戈》），所以之前啃英文版，速度得是正常阅读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这种书，真的是磨性子的无尚良品。

不过拉斯洛获得诺奖，我想我会是第一个跳起来拍手高兴祝贺的中国读者，毕竟还是收了他一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