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样本包括21个经合组织国家(见图3)。调查专注于1976年至2018年环境和社会政策的政策领域，各包括三个子领域：环境政策——空气和气候、水和自然保护政策；社会政策——养老金、失业和儿童福利。
评估负担-能力差距
研究的因变量是政策积累水平所显示的执行负担规模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差距。为了评估这一差距的“大小”，本文计算了政策积累水平与可用行政能力之间的比率。该值越高，负担能力差距越大。
执行负担
本文通过追踪部门政策组合规模随时间的变化来研究政策引发的实施负担规模的发展。政策组合通常由两个维度组成：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工具之间的差异留下了一个二维投资组合空间（portfolio space）。可以基于此计算部门投资组合规模的标准化度量，其范围从0(任何目标都没有政策工具)到1(所有目标都有政策工具)。
假设政府只有两个环境问题：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政府减排手段也仅限于绿色税收和强制性排放限制。当这个假想的政府尽其所能应对气候变化时，它会同时解决两个目标且每次都会使用它的全部政策工具。这种情况下，本文将记录政策投资组合的大小为1。如果政府只使用两种可用工具中的一种来解决所有可能的政策目标，将记录政策组合的大小为0.5，因为只有一半可能的组合被覆盖。如果政府只处理两个潜在目标中的一个，但使用其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情况也会一样。
本文按照各政策领域的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最大数量的基准来衡量政策引起的执行负担。在环境政策领域，本文确定了50个政策目标，涉及清洁空气、水和自然保护政策三个子领域。本文区分了12种政策工具，其范围从分级形式的治理，如强制性政策标准和技术处方，到通过税收、补贴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干预进行经济(非)激励。对于社会政策，本文区分了27个政策目标，分布在失业、退休和儿童三个子领域，以及七种工具类型，包括永久性津贴、一次性奖金、免税、保留期和缴款。关于政策目标和现有工具的数据来自CONSENSUS5和ACCUPOL6项目。
为更明确地说明方法，图2展示了葡萄牙在两个时间点(1976和2018)的环境政策组合
。
图 2 规范政策工具组合
行政能力
作者将行政能力分为自行实施能力、政策交付(监管)能力、协调能力、分析能力、资源提取能力。作者使用不同数据源组合来构建管理能力度量。并根据部门差异调整。
表 1 衡量行政能力的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本文采用贝叶斯潜变量模型，将不同的来源组合成两个相关的行政能力分数。
最后，本文结果显示：负担
-
能力差距的扩大通常会降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负担与能力差距约为
1
的情况下，额外的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无效的。图
3
显示了所分析国家的负担
-
能力差距。在环境政策方面，平均差距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
(1.97)
，最小的国家是挪威
(-1.65)
。在社会政策方面，意大利的平均差距仍然最大
(2.30)
，而丹麦最小
(-1.86)
。
图 3 OECD国家的负担-能力差距（1976-2018）
衡量VPI
VPI由两个维度组成：上而下的整合程度(问责制、行政资源和组织)或自下而上的整合程度(表达、咨询和评估)。这意味积极变化(如更正式的问责制)和消极变化(如更少的咨询机会)可以相互抵消。
总体而言，本文确定六个不同的指标，反映VPI对实施成本分配(问责制、行政资源和组织)和政策设计(表述、咨询和评估)的影响。根据确切的制度设置和对这些综合渠道的实际依赖，每个指标可以采用0(低)、0.5(中)或1(高)的值。
综上所述， VPI指数从理论最小值0(代表完全没有垂直整合)到最大值6(表示完全整合)。表2给出了自上而下的VPI维度指标和经验示例，表3给出了自下而上的VPI维度指标和经验示例。
表 2 自上而下的VPI指标
表 3 自下而上的VPI指标
图4显示了各个部门和国家随时间变化的VPI得分。
图 4 不同国家、部门、时间VPI值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