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全球目光再度汇聚于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项中，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先后由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摘得。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彰显了人工智能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的突出贡献，也揭示了该技术所拥有的重塑世界的巨大潜能——即人工智能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然而，在人工智能获得广泛关注与期待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质疑与担忧。例如霍金曾在GMIC大会上提出了“人工智能威胁论”，认为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本文通过回顾了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历程，提出需要引入社会关系这一中间变量，构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框架来考察和理解工业革命和政治秩序之间关系。作者还
预测了三种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秩序：牧民社会政治秩序、新型封建社会秩序，以及无政府状态。
郑永年教授在最后提出警示，技术尽管塑造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但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从来不是由单一的技术所决定的，而是技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新的启蒙运动和新人文意识的崛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大倒退”。
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来讨论，可以发挥学者的知识想象力。当然，践行“知识想象力”并非要构建“形而上”式的乌托邦，而是根据现实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提前认识事物或者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而预测未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虽然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被定义，但对于其是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之上的观点已广泛形成共识。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都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热点。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裔加拿大人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和美国人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表彰他们各自在“机器学习”（用于开发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辛顿就曾表示，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人类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也著文讨论人工智能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甚至提出了“错误的人工智能”的概念。
从正在发生的各种讨论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关系俨然成为社会科学界和政策界的核心议题。
正如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构成了近代社会科学的经济基础那样，“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构成了现存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转型的动力和未来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的经济基础。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现场，屏幕显示奖项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霍普菲尔德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杰弗里·辛顿（图源：新华社）
历史地看，
工业革命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
但是，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需要把社会关系作为中间变量加以考量。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不是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产生的社会关系来影响上层建筑；同样，生产力本身也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力产生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生产关系。反之亦然。
忽视了社会关系这一中间变量，那么就很难理解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经验。
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总体上依然正确，但其短板在于过于把社会简化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联。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历史发展之上的，是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当用其理论来解释非欧洲的历史时，马克思本人也已经意识到，当这个理论应用于其他社会时，解释力就有所欠缺。例如，马克思在解释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时，就提出了“亚细亚方式”的概念。实际上，即使是西方社会，也没有沿着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线性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资本的目的是通过剥削劳工阶层来赚取剩余价值，这使得资本和劳工阶层处于对立面，劳工阶层便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假设是国家（政府）仅仅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国家（政府）和资本是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劳工阶层（社会）便是资本—政府的对立面。但后来的发展则证明了，
资本和政府的利益并非绑定关系，资本和社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可以变动和重塑的。
劳工阶层的斗争导致了福利社会的发展，而政府“经济”角色的调整导致了规制资本主义的崛起。
也就是说，如果加入了社会变量，那么对工业革命和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解应当是：
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
。
再者，因为产业结构的核心在于技术结构，因此，也可以表述为：
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
。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传统农耕技术使得经济生活具有分散性，因此社会是“一盘散沙”，经济上自给自足，表现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政治秩序要不体现为地方化的封建王朝秩序，要不体现为松散的帝国秩序。即使是帝国秩序，皇权往往是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具有这种秩序特征。
早期的商业社会也具有分散性。商业以城市为中心，商业网络往往也是在附近几个城市之间形成的，虽然存在远程贸易，但规模不大，参与的人数也极其有限。但是，商业的分散性和农业的分散性不同，商业在于交易，表现为一种基于交易之上的集体性社会关系。同时，商业的交易又表现出平等性。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则是分权和自治，最为典型的便是城市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农业社会也有商业，但因为主体是农业，政治秩序反映的是农业经济秩序，而非商业。在中国，国家更是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重农抑商的氛围。
工业社会可以分为早期的绝对专制主义和后期的工业民主两个阶段。
工业化早期是绝对专制主义。
第一，工业化使得“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从前“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之间出现一种“有机的团结”，产生了新型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有利于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第二，商业和资本有极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的需要和国际拓展市场的需求。第三，政治权力秩序从封建王朝转型到近代国家。近代国家基于主权之上，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统一。第四，第二点提到的资本的需要和第三点提及的国家的需要，造成了两种力量的结合。
工业化和工业技术的扩散无论对社会秩序还是政治秩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社会结构来说，工业化技术的扩散导致了城市化，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最终形成中产阶层。工业化的发展基于劳动分工之上，劳动分工需要大规模的教育，以此获得工作技能。而财富的扩散和收入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的扩散不仅促进民众权利意识的产生，也赋予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技能。最终导向了工业民主，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
这是先发达国家政治秩序的演变过程。
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很不相同
。
在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社会阶层往往更多地依附国家政权。在一些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国家所塑造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表现为集中或者高度集中的形式。
在乌干达姆巴莱市，人们前往中乌姆巴莱工业园上班（图源：新华社）
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导向怎样的社会政治秩序呢？概括地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破坏甚至摧毁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同时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经变得若隐若现。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见
《欢迎来到“美丽的新AI世界”》
），总结了人工智能（广义上的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四个显著的特征，包括：一是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concentrated）；二是技术管理的高度中央性（centralized）；三是技术使用的高度垄断性（monopolized）；四是技术受众的高度分散性（diffused）。此外，在国际层面还表现为国家间或者区域间竞争的高度封建性（feudalized）。我认为，
这五个特征基本上决定了未来社会政治秩序的特征。
这里需要再分别讨论一下。
第一，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即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的几家大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掌握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但相比之下仍无法与中美两国相媲美。
而仅就中美两国对比，美国则拥有更多的技术能力。
今天，尽管美国一直在宣扬中国在这个领域对美国公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层面看，人工智能领域有意义的竞争都发生在美国的几家大公司之间，而非中美之间。
再进一步，即使在中美两国内部，人工智能技术的区域分布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
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
一是西边从加州硅谷到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
二是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区域。
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广州）；
二是长三角地区（苏州—上海—杭州）；
三是北京地区（主要是科研）。
一种技术的集中性达到如此的高度也是近代以来所少见的。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扩散性和分散性是三次技术革命的特征。在发达的西方，对基于传统技术之上的产业的反垄断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过分解（拆分）一个企业以防止其取得垄断地位，从而为创新和新企业的产生创造制度条件。但是，对于高科技企业如何反垄断迄今为止依然悬而未决。因为基于互联网之上，如果进行分解，就不太符合信息产业的发展逻辑。从微软的反垄断案来看，现在基本上用“开放”替代传统的分解。但问题在于，这种“开放”替代的实际效果会使得这些信息产业变得更加庞大。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相当发达，但还没有联邦层面的任何监管体系，仅有一些约束效力不大的总统行政命令。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垄断机制，那么这种集中度只会越来越高。
第二，管控的高度集权性（highly centralized），就是说，管控人工智能使用能力的角色要不是各国政府，要不是各个大公司（即平台）。
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力量要么是各国政府，要么是各大公司（即平台）。
基于互联网之上的人工智能涉及国家间的关系，这里蕴含两种相关但又不同的安全问题：
一是技术本身和技术使用的安全问题（safety）；二是国家间的安全问题（security），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
基于对技术本身安全和国家间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权性不可避免。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人们对互联网主权的讨论从未终止过的原因。
尽管互联网主权很难实现，但各国还是千方百计地来掌控互联网，使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主权性”。
再者，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仅仅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接口或者几个接口的方式进行，这种关联方式也为高度集权性创造了技术条件。
这种集权性也可以表现为公司形式。
尽管在内部事务上，一些美国公司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对抗国家的权力，但在国际层面，公司就是国家的代理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第三，竞争的高度封建性（highly feudalized）。
正是对上述两种安全的恐惧导致了国家间或者区域间竞争的封建性。
“封建性”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国际层面上人们针对一个国家“一统天下”的担忧，以及国内层面上对一家公司可能形成垄断地位的恐惧而所做的努力与反应。
今天，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科技公司之间还是各国政府之间，都在追求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的“多头政治”的平衡，以避免出现“大一统”的局面。
各种不断产生的新技术包括不同的操作系统和区块链技术，正在促成一种新的封建秩序，各种主体分割而治。
在民众中间日益盛行的“信息茧房”也强化了这种新趋势。
这是一种新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第四，商用者的高度垄断性（highly monopolized）。
承接前文逻辑，无论商用者是政府还是公司，都很容易趋向于高度垄断性。
经验地看，即使使用者是个人，也呈现出高度垄断性质。
无论在哪里，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领域都被各个领域的大V（网红）或者大V所构成的小团体所垄断。
这些大V及其团体往往集聚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享有无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话语权意义上的不相称的权力。
他们往往被视为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任何东西（宗教、思想、价值观、谎言、谣言等等），一旦具有了“商用”价值（即只要有人信），他们便会趋之若鹜，毫无底线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价值推到极端。
第五，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即最底端的互联网使用者。
迄今为止互联网可以说是最具有民主性质的技术。
因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们必须沟通。
这也就是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社交媒体今天如此普遍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种技术的可得性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对极权体制下的个人“原子化”做过深刻的讨论。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被视为高度“民主化”的互联网技术导致了个人的极端“原子化”。
在社交媒体中，人们是互联着，但又不是互联着的，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
在年轻群体中，很多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语言沟通的能力，他们之间的沟通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拇指与另一个人的拇指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还是大V们的商用对象，大V们对他们来说具有“邪教般”或者“鸦片般”的吸引力。
在行为上，他们更像是现代版本的“乌合之众”，表现出从众、非理性、轻信、自我颂扬、自我愚昧等等特征。
03
“第四次工业革命”
将
导向
怎样的社会政治秩序？
经验地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五个特征一直在强化；从原理上说，这种趋势只会强化，而没有弱化的可能性。那么，从技术的这些特征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导致怎么样的社会政治秩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