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金庸
杨津涛/文
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如今早已实现。然而几十年前，金庸埋头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他的书在海峡两岸，竟都在禁书之列。
金庸小说是如何在两岸一步步解禁的？
曾被台湾“暴风专案”查禁
自1955年发表《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封笔，金庸共发表武侠小说15部。当这些小说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广为流传的时候，台湾却在大力查禁。
金庸小说最初进入台湾，是在1957年，当时有书商盗印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三书，深受读者喜欢。
岂料，台湾方面于1959年12月启动“暴风专案”，先后查禁了404种武侠小说。在台湾方面看来，从香港传来的金庸小说等，不少包含“统战”内容——
“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响社会心理，危害社会安全至大。”
比如，《碧血剑》即被认为“歌颂李自成”，迎合大陆意识形态。
图：在“暴风专案”中被查禁的部分武侠小说（见于林保淳《解构金庸》）
香港《大公报》为此发表《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说：
“……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①
为躲避审查，台湾书商将金庸小说“改头换面”。比如《射雕英雄传》改为《萍踪侠影录》；《书剑恩仇录》改为《剑客书生》；《笑傲江湖》改为《一剑光寒四十州》；《鹿鼎记》改为《小白龙》等，署名则变为“绿文”“司马翎”“古龙”等。 ②
后来金庸小说在台湾解禁，主要得益于两件事，一是1973年金庸以《明报》创始人身份访台，受到台湾高层礼遇；二是台湾出版人沈登恩的多方游说。
沈登恩回忆，1976年前后：
“台湾政治气候日渐开明，我认为时机到来，诚恳地向当局说明，坦陈解禁金庸小说的必要，全力争取金庸作品合法出版的地位，经过不断的交涉，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初有了结果，新闻局给了我一份公文，认为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在台湾出版。从此开始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报纸的连载。”③
图：为回避“射雕”二字，远景版中的《射雕英雄传》被改名为《大漠英雄传》
从此，台湾有了金庸授权的正版小说，但金庸小说的波折命运并未就此结束。由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被台湾方面封杀，理由是这个名字和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相近。
针对这种荒谬联想，金庸专门写文章，旁征博引司马迁、王维、温庭筠等人使用“射雕”的句子，说：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④
此一小插曲后，金庸小说在台湾的传播终于再无阻碍。
江湖与庙堂的双重认可
在上世纪50年代，大陆全面禁绝武侠小说，直至70年代末，才重印了《三侠五义》等公案小说。与此同时，金庸小说也开始半公开地流入大陆，并被一些大陆出版社盗印。⑤
金庸小说初进大陆，即备受欢迎，如学者王学泰回忆的那样：
“这种光怪陆离的作品，已经久违了，一下子便点燃了人们的阅读热情。”⑥
1982年4月，国家出版局出台了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严厉的限制政策：
“鉴于近年来侠义、言情、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所有正在印制的这类小说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暂行封存，听候处理。”“这类小说的缩写本，根据这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以及
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也照上述规定执行。
”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但金庸于1981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较之于其他港台武侠作家，他的小说实际上处于一种半解禁状态。
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率先获得授权，出版了大陆第一部正版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同时，金庸小说被数十家大陆出版社盗印，仅《射雕英雄传》就至少有7个版本。
图：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的《书剑恩仇录》
学者沈奇在《武侠中的诗意》中，曾回忆自己读了百花文艺版的《书剑恩仇录》后：
“便着了魔似的随时随地打听借来金庸的书读，尽管那时读到的金庸的书大多是盗版，错误百出，也读得如痴如迷。”⑦
官方统计显示，“1985年上半年，新武侠小说、旧小说出版量高达四千多万册。”
这种热潮，引起了文化出版部门的关注。同年6月，
文化部下达通知，重申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未经批准、擅自出版或在批准印数之外擅自追加印数的，以及非出版单位滥编滥印这类图书的，都要实行经济制裁。”同年11月底，在“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上，宣布了一份新的禁令
：“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
图：80年代出版的部分盗版金庸小说（见于刘树娟《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金庸小说的接受研究》）
禁令迅速贯彻了下去。比如，在北京新华书店：
“基本停进新武侠小说，对已经到货的，一律不在门市部陈列，不批发。全年，有五十多个出版单位或非出版单位（含外地的发行公司），以最优惠的发货折扣要求北京市、区书店订这类书，均遭拒绝。”
再如，在安徽新华书店：
“发现一些杂志社、发行公司向本省书店滥发新武侠小说的征订单，立即向全省书店打招呼，不予发行。”⑧
上世纪80年代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出版限制，一方面是认为它们内容上有宣扬迷信、情节离奇、引导读者逃避现实、人物形象单薄且雷同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考虑：
“1、我国纸张资源奇缺……在这种情况下, 过多地出版新武侠小说, 势必影响其他方面优秀图书的出版。”
“2、读者用于阅读书籍的购买力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 买了这本, 就不买那本。对迷恋新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说，必是弃好书于不顾，将钱用于购买武侠小说上, 长此以往, 将会殃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⑨
改变金庸小说在大陆尴尬处境的关键人物是沈昌文。他通过罗孚，在1991年成功使金庸和三联书店出版社签订了10年版权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