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鸣盛在谈及司马懿时,说“(司马懿)少壮则为魏画篡汉策,及老又为子孙定篡魏策,兴亡若置棋,亦可叹矣”。与“卧龙”、“凤雏”等飘逸雅致的绰号不同,司马懿的外号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冢虎”。
从宋元时代开始的民间叙事中,司马懿就作为一个可敬而可怖的智者与政治阴谋家的形象出现,司马氏在夺取曹魏政权中使用的诸多血腥手段,不但使他成为《三国演义》中最大的反派人物,也使得两晋成为很少为史家与儒家士大夫赞同的朝代。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著名历史人物不寻常的身高、容貌与超凡德行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说法,司马懿拥有令人胆寒的“狼顾相”——当曹操从身后招呼时,司马懿整个脸都转向了后面,而身体却保持前行的状态,宛如觅食中的郊狼——在民间叙事中,这是拥有者具备异常狡诈阴险的证明。很快,民间叙事中关于不可逾越的先验存在“天命”,就依照惯例用异相和梦境向曹操发出了警告:在《三国演义》第78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里,病卧在床的曹操梦见“三马同槽而食”,由于“槽”与“曹”的谐音,由此预示了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父子日后的谋篡。
电视剧《大军
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剧照,司马懿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如此刻薄寡恩、手段狠辣的司马懿却出身于河内温县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为太守,《晋书本纪》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虽然司马氏与曹操集团的兴起颇有关系,其父司马防在出任尚书右丞时,便于熹平三年(174)举荐身为孝廉的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其兄司马朗自建安年间就为曹操效力。但无论是出身门第还是家学渊源,曹氏在当时并不入司马懿法眼,所以一开始,司马懿“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为此不惜假装身患“风痹之症”,但最终不得不在曹操威压下“惧而就职”。入仕后,并未受重用,仅是丞相府内的掌管文学典籍的文学掾,后逐渐升任黄门侍郎,丞相府东曹掾等职位。
根据《晋书》记载,猜忌而多权变的曹操,对于才大志高的司马懿,本来就有提防之心。被封为魏王后,他曾几次警告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但曹丕本不具领袖才能,自然对这个“每有大谋,辄有奇策”的中庶子非常依赖。当然,司马懿的大谋,首先就是韬光养晦,曹丕之所以依赖他,是因为他的奇策凡事好用。《晋书》上说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派头。
于是,在曹丕时期,司马懿荣宠有加。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司马懿都受命镇守许昌,录尚书事。到了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下遗诏命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共同辅政,并告之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司马懿画像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才被正式委以重任,从而能充分发挥他的军政才干: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蜀汉降将孟达。其后由于曹休、曹真等宿将相继去世,他得以专擅曹魏对蜀汉之战事。由于荆州已失,诸葛亮北伐,只有出秦川,即以汉中为基地,经陈仓小道或斜谷道攻击关中平原,别无他途。不仅如此,粮食供应不足始终是蜀军的软肋,司马懿一针见血地分析出诸葛亮“每以粮少为限,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捻不能动矣”。
为了防止自己陷入类似困境,司马懿于太和四年建立了上郢军屯基地,先保证了关中魏军的后勤供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诸葛亮这个对手,司马懿采取了持重保守的作战方针:诸葛亮四次北伐后,他就预料蜀军将再出祁山,攻陈仓,野战在陇右。果然,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斜谷口,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20万大军对峙于渭水南。然而,力求稳扎稳打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等将领提出的,从武功(陕西周至县西)一线直取长安的冒险性作战计划,而是西上五丈原,从而正中司马懿下怀,后者坚守不出,相持超过百日。
电视剧《三国》剧
照,诸葛亮
诸葛亮为求一战,突破魏军防线,以巾帼之服相赠司马懿,示之如妇人,激起魏将士愤怒。司马懿为了借明帝之权威震慑众将,装模作样地上表请战。对此,诸葛亮看得很清楚,他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司马懿坐等抱病远征的诸葛亮殁于五丈原军中,蜀汉自此再无力向曹魏发动战略进攻了。
魏明帝临终前对司马氏父子的忠诚是起疑的,因此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仍长期滞留西北,未被召回朝主政。明帝曾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以“忠直”著称的散骑常侍高堂隆在病危之际上书,也曾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所以,景初三年(239)正月,当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与曹爽按照明帝遗命开始辅政时,司马懿的职权是以太尉“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而曹爽则是“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明显为首辅。而在一个月后,高升司马懿为“太傅”的丁丑诏书中,权力分配已发生了变化——“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省去了原“录尚书事”,这个细微变化剥夺了司马懿的行政权。
魏晋时期的太傅,理论上有兵权;司马懿的巨大威望,也很难被立刻架空。此时,司马懿的领袖潜质充分体现:在面对明升暗降后,他并未消极对待,也未贸然反击,而是秉承一贯的韬光养晦,在为曹魏政权征讨时,一方面加深自己在军中的控制力,一方面从表面上麻痹曹爽集团。正始二年(241),他率军南征,解樊城之围;正始三年,要求在淮北军屯,大修水利,次年又率军南下,击败诸葛恪,主持淮南军屯,建立了日后伐吴战争的根据地。
光靠“隐忍”,显然无法解释司马懿为何能迅速地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对于司马懿来说,发生了两件通过机变谋算,最终改变自己在曹操心目中地位的大事。当曹操将孙权劝其称帝的书信出示给身边的侍臣们看,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时,当初自比汉朝忠臣的司马懿却回答:“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种态度,无疑使曹氏对司马懿的忠诚开有了基本的肯定。
电视剧《大军
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剧照,曹操
同年,刘备继取汉中后,又派孟达、刘封攻占了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收获不小。同年七月,孙权出兵攻打合肥。守荆州的前将军关羽,留下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则率主力全力攻取荆襄,围曹仁,降于禁,斩庞德,一路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当时,魏在樊城的守军仅数千人,城墙也因水淹多处崩塌,主将曹仁无计可施,曾考虑放弃,幸被辅助他的汝南太守满宠劝止。
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了曹操,并献计说:“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主张利用蜀汉与孙吴之矛盾,兵不血刃,坐收渔利。果然,孙权派吕蒙带兵袭取江陵,擒杀了关羽,司马懿的计策不仅解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计划永远无法实现。同时最大限度地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更奠定了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首席谋臣地位。
野心膨胀的司马懿,与曹魏宗族集团斗争的第一回合,即是明帝临终前的托孤之变。景初二年十二月,曹叡突然病重,开始着手身后事的安排:“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司马懿被排除在辅政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在曹宇、夏侯献的进言下,在病榻上的曹叡甚至不许从辽东凯旋的司马懿进入洛阳,而是改道河内郡西渡黄河回长安,企图使之远离曹魏政治中心。
然而,此时司马懿的死党、长期安插在朝廷内部的中书令刘放和中书监孙资终于发挥了作用,在其劝说下,明帝开始对排斥司马氏的决定产生动摇——曹宇顾命集团只存在了4天,即从十二月辛巳日至丁丑日。个中原因,《晋书》与《三国演义》皆称曹宇自认力有不逮,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依据《汉晋春秋》的记载,声称此变关键乃在甲申日,孙、刘二人乘曹宇辅政集团不在宫中,来到明帝床前,提出四项质疑,包括如此安排,有悖曹魏建朝伊始不得用藩王辅政的遗训,但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外有壅隔,社稷危殆”,暗示操纵军政大权的司马懿和诸多北方士人组成的朝臣对此安排有不满之情,很可能导致“倾覆社稷之危”。
电视剧《三国》剧照,司马懿
最终,召回司马懿的遗诏是孙、刘两人“执帝手强作之”,为了安抚明帝和曹魏宗室,顾命大臣班子中只保留了才情性格平庸的曹爽。根据《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的记载,曹叡“一日三改诏”,从而使得行军至白屋的司马懿遭遇了“三日之内,诏书五至”的局面。为了早日抵达京师控制局面,司马懿乘追锋车昼夜兼行400里返回,赶到时,曹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罗贯中为了凸显司马懿日后欺凌曹氏孤儿寡母,背信弃义,特地让曹叡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为典范,要求司马氏尽心辅弼太子曹芳,后者“抱懿颈不放”,虽说此情景很可能为野史笔记杜撰,至今读来,亦不免使人心折。
对于司马氏在外不断建功立业、声名直上的态势,曹爽集团唯一的策略就是加紧蚕食司马懿手中的权力: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将中垒、中坚营的兵权归其弟中领军曹羲。正始八年,曹爽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使司马懿与曹爽集团的关系急剧恶化,成为司马懿对曹魏王朝政治态度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