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冢虎”司马懿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如此刻薄寡恩、手段狠辣的司马懿却出身于河内温县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为太守，《晋书本纪》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虽然司马氏与曹操集团的兴起颇有关系，其父司马防在出任尚书右丞时，便于熹平三年（174）举荐身为孝廉的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其兄司马朗自建安年间就为曹操效力。但无论是出身门第还是家学渊源，曹氏在当时并不入司马懿法眼，所以一开始，司马懿“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为此不惜假装身患“风痹之症”，但最终不得不在曹操威压下“惧而就职”。入仕后，并未受重用，仅是丞相府内的掌管文学典籍的文学掾，后逐渐升任黄门侍郎，丞相府东曹掾等职位。

根据《晋书》记载，猜忌而多权变的曹操，对于才大志高的司马懿，本来就有提防之心。被封为魏王后，他曾几次警告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但曹丕本不具领袖才能，自然对这个“每有大谋，辄有奇策”的中庶子非常依赖。当然，司马懿的大谋，首先就是韬光养晦，曹丕之所以依赖他，是因为他的奇策凡事好用。《晋书》上说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派头。

于是，在曹丕时期，司马懿荣宠有加。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司马懿都受命镇守许昌，录尚书事。到了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下遗诏命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共同辅政，并告之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司马懿画像

魏明帝时期，司马懿才被正式委以重任，从而能充分发挥他的军政才干：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蜀汉降将孟达。其后由于曹休、曹真等宿将相继去世，他得以专擅曹魏对蜀汉之战事。由于荆州已失，诸葛亮北伐，只有出秦川，即以汉中为基地，经陈仓小道或斜谷道攻击关中平原，别无他途。不仅如此，粮食供应不足始终是蜀军的软肋，司马懿一针见血地分析出诸葛亮“每以粮少为限，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捻不能动矣”。

为了防止自己陷入类似困境，司马懿于太和四年建立了上郢军屯基地，先保证了关中魏军的后勤供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诸葛亮这个对手，司马懿采取了持重保守的作战方针：诸葛亮四次北伐后，他就预料蜀军将再出祁山，攻陈仓，野战在陇右。果然，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斜谷口，进驻五丈原，与司马懿20万大军对峙于渭水南。然而，力求稳扎稳打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等将领提出的，从武功（陕西周至县西）一线直取长安的冒险性作战计划，而是西上五丈原，从而正中司马懿下怀，后者坚守不出，相持超过百日。

电视剧《三国》剧照，诸葛亮

诸葛亮为求一战，突破魏军防线，以巾帼之服相赠司马懿，示之如妇人，激起魏将士愤怒。司马懿为了借明帝之权威震慑众将，装模作样地上表请战。对此，诸葛亮看得很清楚，他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司马懿坐等抱病远征的诸葛亮殁于五丈原军中，蜀汉自此再无力向曹魏发动战略进攻了。

魏明帝临终前对司马氏父子的忠诚是起疑的，因此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仍长期滞留西北，未被召回朝主政。明帝曾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得到的回答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以“忠直”著称的散骑常侍高堂隆在病危之际上书，也曾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所以，景初三年(239)正月，当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与曹爽按照明帝遗命开始辅政时，司马懿的职权是以太尉“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而曹爽则是“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明显为首辅。而在一个月后，高升司马懿为“太傅”的丁丑诏书中，权力分配已发生了变化——“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省去了原“录尚书事”，这个细微变化剥夺了司马懿的行政权。

魏晋时期的太傅，理论上有兵权；司马懿的巨大威望，也很难被立刻架空。此时，司马懿的领袖潜质充分体现：在面对明升暗降后，他并未消极对待，也未贸然反击，而是秉承一贯的韬光养晦，在为曹魏政权征讨时，一方面加深自己在军中的控制力，一方面从表面上麻痹曹爽集团。正始二年(241)，他率军南征，解樊城之围；正始三年，要求在淮北军屯，大修水利，次年又率军南下，击败诸葛恪，主持淮南军屯，建立了日后伐吴战争的根据地。

光靠“隐忍”，显然无法解释司马懿为何能迅速地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对于司马懿来说，发生了两件通过机变谋算，最终改变自己在曹操心目中地位的大事。当曹操将孙权劝其称帝的书信出示给身边的侍臣们看，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时，当初自比汉朝忠臣的司马懿却回答：“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种态度，无疑使曹氏对司马懿的忠诚开有了基本的肯定。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曹操

同年，刘备继取汉中后，又派孟达、刘封攻占了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收获不小。同年七月，孙权出兵攻打合肥。守荆州的前将军关羽，留下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则率主力全力攻取荆襄，围曹仁，降于禁，斩庞德，一路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当时，魏在樊城的守军仅数千人，城墙也因水淹多处崩塌，主将曹仁无计可施，曾考虑放弃，幸被辅助他的汝南太守满宠劝止。

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了曹操，并献计说：“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主张利用蜀汉与孙吴之矛盾，兵不血刃，坐收渔利。果然，孙权派吕蒙带兵袭取江陵，擒杀了关羽，司马懿的计策不仅解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计划永远无法实现。同时最大限度地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更奠定了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首席谋臣地位。

野心膨胀的司马懿，与曹魏宗族集团斗争的第一回合，即是明帝临终前的托孤之变。景初二年十二月，曹叡突然病重，开始着手身后事的安排：“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司马懿被排除在辅政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在曹宇、夏侯献的进言下，在病榻上的曹叡甚至不许从辽东凯旋的司马懿进入洛阳，而是改道河内郡西渡黄河回长安，企图使之远离曹魏政治中心。

然而，此时司马懿的死党、长期安插在朝廷内部的中书令刘放和中书监孙资终于发挥了作用，在其劝说下，明帝开始对排斥司马氏的决定产生动摇——曹宇顾命集团只存在了4天，即从十二月辛巳日至丁丑日。个中原因，《晋书》与《三国演义》皆称曹宇自认力有不逮，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依据《汉晋春秋》的记载，声称此变关键乃在甲申日，孙、刘二人乘曹宇辅政集团不在宫中，来到明帝床前，提出四项质疑，包括如此安排，有悖曹魏建朝伊始不得用藩王辅政的遗训，但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外有壅隔，社稷危殆”，暗示操纵军政大权的司马懿和诸多北方士人组成的朝臣对此安排有不满之情，很可能导致“倾覆社稷之危”。

电视剧《三国》剧照，司马懿

最终，召回司马懿的遗诏是孙、刘两人“执帝手强作之”，为了安抚明帝和曹魏宗室，顾命大臣班子中只保留了才情性格平庸的曹爽。根据《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的记载，曹叡“一日三改诏”，从而使得行军至白屋的司马懿遭遇了“三日之内，诏书五至”的局面。为了早日抵达京师控制局面，司马懿乘追锋车昼夜兼行400里返回，赶到时，曹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罗贯中为了凸显司马懿日后欺凌曹氏孤儿寡母，背信弃义，特地让曹叡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为典范，要求司马氏尽心辅弼太子曹芳，后者“抱懿颈不放”，虽说此情景很可能为野史笔记杜撰，至今读来，亦不免使人心折。

对于司马氏在外不断建功立业、声名直上的态势，曹爽集团唯一的策略就是加紧蚕食司马懿手中的权力：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将中垒、中坚营的兵权归其弟中领军曹羲。正始八年，曹爽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使司马懿与曹爽集团的关系急剧恶化，成为司马懿对曹魏王朝政治态度的转折点。

郭太后是魏明帝曹叡之妻，对未成年的养子曹芳，有名正言顺的监护权，故对小皇帝的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将郭太后迁永宁宫与皇帝分居，可将曹芳完全置于曹爽控制之下。司马懿与郭太后的关系虽无明确记载，但此事使矛盾激化，可见司马懿对郭后能施加影响。曹爽集团迁太后于永宁宫，意味着司马懿对皇帝的间接影响会从此中断，失去皇帝身边的保护伞，在皇权至上时代，司马懿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如果曹爽欲诛司马懿，很可能借助一道皇帝诏书，在一夜间完成。司马懿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又一次放弃了正面抗争，再次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称疾不上朝”，转入了实际的政变阴谋活动。《三国志集解》卷9引清人王懋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八年五月懿谢病，盖已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司马懿

稔其恶，意即让曹爽集团充分暴露其缺点并激发朝野众怒，在这一点上司马懿的赌博可谓步步成功：曹爽集团的骨干是何晏、夏侯玄、毕轨、丁谧等为首的正始名士，这是一个有自己政治主张和玄学流派双重性质的群体，曹爽上台，给了他们进入政治决策核心的机会。于是，他们一方面发起了旨在超越汉儒魏法的玄学清谈，史称“正始之音”；另一方面出台了实施其政治学说的政治改革活动，史称“正始改制”。这一系列与传统儒家名教观念截然相悖的举动严重触犯了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利益，导致许多对这场政治斗争持观望态度、甚至曹魏阵营内部的士大夫投向司马氏阵营。更致命的是，这些举动造就了司马懿日后发动政变的口实——在“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给曹芳的奏章中，曹爽的主要罪状就是改制：“背弃顾命，败乱国典。”

曹爽集团企图扳倒司马懿的另一个举动，即是尝试在对蜀战争方面打开局面。正始五年(244)初，曹爽以夏侯玄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玄辟李胜为长史，准备伐蜀。三月，曹爽亲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挺兵汉中”，结果无功而返，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虚弱本质和孤立地位。当时朝中钟毓等士大夫强烈反对进兵，而长期在司马氏麾下作战的郭淮等诸将不听调度，暗中接受司马懿指令，以保存实力为先，消极破坏征蜀。当不谙军事的夏侯玄情急之下，竟然向司马懿讨教方略时，司马懿在信中以“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之类的言语恫吓，彻底摧毁了夏侯玄和曹爽仅存的信心，迫使其仓皇退兵，加速了政变成熟时机的到来。

正始九年冬，正当司马懿父子剑拔弩张，伺机发难时，曹爽派即将出任荆州刺史的李胜前往司马懿府第，假借探病，窥其虚实。关于这段趣闻，无论是正史《晋书》还是《三国演义》，记载都相差无多，堪称司马懿为深不可测的政治谋略的典范——他由两名婢女扶持而出，佯装耳背，将“荆州”称为“并州”，饮粥时“粥皆流出沾胸”，又恳请李胜在自己百年后照顾两子，临别时“流涕哽咽”，从而彻底松弛了曹爽最后一丝戒意，为一月后的高平陵事变埋下了伏笔

无论是隐忍稳健的作风，还是机巧百出的谋略，如果没有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最终仍然不能完全发挥其效果。通观《三国演义》，司马懿的执行力无人能出其右。与军事部署细致绵密，力求万无一失的诸葛亮相反，司马懿在遭遇谋算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时，用兵给人以侵略如火、赶尽杀绝的风格。

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四、一百零六回中，罗贯中使用了“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来突显其行军速度——实际上，正是因为司马懿抱着“先斩后奏”的态度果断出兵，以“一日行两日路”的速度，在8日内行军千里，从宛城抵达上庸，才能迅速消灭这个可能与蜀汉呼应、威胁洛阳腹地的后方隐患。而在景初二年（238）讨伐公孙渊时，司马懿也大胆地向魏主曹叡担保，自己只用马步官军四万即可，并允诺“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与“兴仁义之师，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司马懿残忍地诛杀了意欲请降的公孙渊父子以及部将属官70余人，并坑杀了7000降卒。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司马懿

司马懿的狠辣，在同样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更突出。《晋书》卷三景怀夏侯皇后传就记载，青龙二年，司马师鸩杀了自己的正室夫人夏侯徽，因为这位母亲为曹真之姊妹，身为夏侯尚之女的景怀皇后本来聪颖无比，司马师“每有作为”，她“必预筹画”，但是魏明帝一去世，就发现司马师“非魏之纯臣”，所以司马师对这位夫人“深忌之”，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平日的种种筹划，必是暗中对于曹魏皇权不利，所以不得不出此杀人灭口的下策。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曹爽诸人带小皇帝曹芳去洛阳城外90里的高平陵祭扫明帝墓，司马懿父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其计划有条不紊而招招致命：首先动员暗中豢养的三千死士和手中掌握的部分军队占领武库和各处要害，然后早先受排挤的王观、高柔、蒋济等军政元老纷纷出动，联合司马懿进宫谒见郭太后，使后者下旨罢黜曹爽兄弟。并任命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军营，王观“行中领军”，占据曹爽之弟曹羲军营，使得曹爽集团京中的军事力量化为乌有。

随后，司马懿和蒋济派军占据了高平陵至洛阳的要害，洛水上的浮桥，并送奏章给曹芳历数曹爽之罪。这时，曹爽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完全暴露——从城中飞奔报信的大司农桓范建议他立刻护送皇帝前往曹魏经营多年的政治中心许昌，召集各地兵马勤王，并令天子下诏讨伐司马懿——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个建议完全可行，因为文帝曹丕曾下令，太后不得干政，所以司马懿借太后下的矫诏无法与皇帝曹芳诏书的威力相比。许昌与洛阳距离不远，且府库充足，足以支持长时间的内战。然而曹爽的意志已经被完全摧垮，踌躇四顾，完全落入了司马懿所设的心理陷阱：司马懿摸准了曹爽贪生怕死的心理，先后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以及曾为曹爽心腹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前来游说，劝说曹爽放弃兵权，并假惺惺地“指洛水为誓”保证对其不予加害。

这一夜，曹爽“意不能决，乃拔剑在手，嗟叹寻思；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最终，“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的曹爽于次日自解印绶，请皇帝下诏罢免自己职务，前往洛水向控制了京城的司马氏投降。根据《资治通鉴》计算，三日后的初十（戊戌日），司马懿就下令将曹爽等夷三族，丙午（十八日）进行大赦，仅仅用了13天，权倾一时的曹爽集团就灰飞烟灭，足显司马氏手段之谲辣老到，冷酷无情。随着最具威胁政敌的消灭，司马懿的太傅府成为政权实际的控制中心，“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其取曹魏而代之，就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