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面
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产业的“背离”，这里正在给出解决之道。
文|许智博 吴俊宇 李双宇 摄影|刘浚
京东金融
从数据中来，到实体中去
文_许智博
2013年7月的一个傍晚，京东金融副总裁、企业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王琳与一个产品经理结束了在小黑屋里6个小时的“长谈”，回到自己的工位。一下午的时间里，两人“层层分解”了国内银行里最好的一款“保理”产品（保付代理,指企业将应收账款按一定折扣卖给第三方保理机构，获得相应的融资款，以利于现金的尽快取得），研究哪些环节可以从“人驱动”换成“数据驱动”。
脑力激荡之后的兴奋无法褪去，理工背景的王琳没有下班，而是直接开始动手画起了产品流程，然后写机器算法，一直写到晚上10点多卡壳。打电话给那个产品经理，电话那头说，我也在写。
这个算法的雏形最终在这晚王琳吃过“晚饭”后写了出来，在三个月后，完善的它变成了一套系统，被称为京东金融的“京保贝1.0”，开始向在京东商城上入驻的企业们推广使用。
“京保贝”并非是拍脑袋的产物，在京东金融成立之前，京东商城就经常为自己的供应商企业做信用担保，尽量解决他们的融资之痛。在做供应链金融业务之前，王琳调研了十几家各类的实体生产和销售企业，仔细地寻找着他们的金融痛点。
为“京东自营供应商 ”里的企业推出“京保贝”之后，为自营之外的企业量身定制的“京小贷”、动产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也陆续推出，很多从前为融资头疼的老板们开始习惯了“鼠标一点、钱就到账、随借随还”的“逆天服务”，不少企业借此做大做强，金融终于借助科技的力量进入了经济的毛细血管。
同样从实体经济需求里成长起来的，还有京东金融的农村金融，这个去年还只是京东金融集团的“二级部门”，如今已升级成“一级事业部”并引领着整个农村金融行业。随着更多的金融科技的进步，不仅可以将碎片化的农村金融需求准确地抓取出来，还可以结合政策与市场的力量，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重塑农业产业的链条，打通全国市场，实现多赢。
京东农村金融如今已经覆盖1700个县，30万个行政村，在超过中国一半的乡村里，那些并不懂得抽象的金融概念的农民，如今正在享受着这种普惠金融带来的改变：他们可以及时拿到从京东农村金融获得的融资去购买种子化肥，也可以利用融资在秋收后迎来新一轮扩大再生产。曾经觉得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竟然真的可以遇到了。
这种“从数据中来，到实体中去”的金融，正在尝试解决传统金融里“不平等”的痛点，无论是创业者、中小企业业主，还是养殖户、种植户，都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接触和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平等权力，也意味着自己的梦想有了更高的成功率。
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产业的“背离”，这里正在给出解决之道。
四川，一对“忘年组合”，
正在改变一个农业大县
在消费升级时代的背景下，京东金融不仅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销售压力，更是给传统农业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击。
文_吴俊宇
从成都天府大道向南，穿过二峨山的几座隧道，不到一小时车程，便会到达四川人口第一大县仁寿。这里是蜀中盆地的丘陵地带，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时光倒转30年，当二峨山还阻挡着仁寿与外界的交通的时代，仁寿人的顺口溜是“雾当被盖地当床，秋风扫地四壁黄”。从1984年起，仁寿开始组织成规模的“劳务输出”，从这里每年外出打工的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40多万。
其时15岁的李志高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川籍农民工”里的一员，正是这个苦出身的孩子，成就了一个“中国梦”式的人生故事，而他的经历，又恰好可以诠释后来他的故乡如何有了发展和变化。
“地产大佬从深圳回县城做饮料了？”
49岁的李志高皮肤黝黑、略微驼背，是仁寿县的传奇人物之一。
上世纪80年初期中国农业包产到户变革的前夜，李志高的父亲作为生产队副队长，因为不忍看着社员们挨饿，私自 “开仓济粮”，被当众批斗，一气之下选择了自杀。母亲因为肺结核丧失了劳动力，不满12岁的李志高和姐姐担起了养家的重担。李志高种地、薅猪草、下河捞鱼，想尽各种办法勉力补贴家用，农闲时，还和长辈学会了砌砖抹灰的泥瓦匠手艺，靠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赚钱。
稍有闲暇，早早辍学的李志高便会去父亲的生前好友、乡党委书记李志全家看报纸，那时的他识字不多，把深圳念成“深川”。1984年，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华西集团前身）到仁寿招收赴深圳、西藏务工的民工。在乡党委会上讨论时，鉴于李志高一家的困难状况，全体党委委员一致同意把他推荐出去。
多数人选择到补贴更多的西藏，而李志高则坚决要求到深圳：“深圳是特区，我从报刊上看到深圳在大量搞建设，到那里去说不定能多见世面多挣钱。”就这样，李志高等22人乘着闷罐火车，辗转5天5夜到了深圳蛇口，这个年纪最小的学徒工，光着脚丫开始在工地上干活。
这个学习能力极强的苦孩子，很快便成为了工地的技术骨干，18岁时已是个可以带着上百老乡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再后来，他像那个年代里诞生的成功者一样，继续完成着阶层的跨越，成为了一个地产开发商。他本人也成了仁寿的一张成功者名片，时常回到家乡投资。随着二峨山被打通，外出成功者们的财富回流，仁寿开始变得富足、充满活力。
2011年的一次返乡聚会上，李志高喝到了仁寿本地生产的一款名为“福仁缘”的枇杷汁。虽然口感很差，但甜润的味道却勾起了他浓烈的乡情。就在他少年时外出打工后几年，仁寿当地为了脱贫致富，曾请来四川农科院的专家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土壤，研究种植什么作物比较合适，枇杷成了其中之一。1997年，仁寿变成了“中国枇杷之乡”。如今，仁寿县以及相邻的双流、龙泉驿三地枇杷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枇杷种植生产基地，年产量超过50万吨。
李志高希望能把这款枇杷汁做成仁寿新的名片。在他看来，房地产行业的天花板是可见的，买下地的那一刻就能猜到利润有多高。“但枇杷饮料可以长线发展，不仅能创品牌，还能延展出其他业务，甚至带动当地就业，这种实业和房地产有本质区别”。为此，李志高全资收购了“福仁缘”，然后逐渐把旗下的地产、酒店业务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将精力全部转移到枇杷汁上来。
“福仁缘”枇杷汁最初生产过程十分粗糙，李志高和另一位朋友先后投资数亿元，对枇杷的种植、深加工技术进行调整，把香精、色素、防腐剂等添加剂全部剔除出去，努力改良枇杷汁的口感。大多数人对李志高回乡不惜血本“卖枇杷汁”的决策无法理解。2011年李志高返乡时，还在县财政局工作的杜健心里暗犯嘀咕，“一个房地产大佬怎么从深圳跑回小县城做饮料生意了？”
“枇杷汁怎么可能在网上卖？”
付出血本之后，“原浆”的枇杷汁销量有所起色，却依旧无法令李志高满意。2014年6月的一次活动上，县领导问李志高，“李总，你的枇杷汁卖得怎样了？”李志高面色尴尬，只能回答“还可以。”
县领导再问，“你的枇杷汁有没有在网上卖？”李志高想都没想就回应，“枇杷汁怎么可能在网上卖？”县领导调侃道，“隔壁简阳县的羊肉汤都能在网上卖，枇杷汁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卖？”
当时李志高对互联网几乎一无所知。他不会上网，没有微信，甚至不会发短信，只会打电话。那天李志高回到公司，问销售总监，饮料能不能上网卖？销售总监说“不行”。但助理帮李志高在电商平台上找到了加多宝、王老吉、汇源等一大串饮料品牌—于是，销售总监马上被炒掉了。
李志高不停问别人“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为了得到具体的答案，他亲自驱车去找“福仁缘”一个“90后”的县级经销商宋威聊天，向他请教互联网、电商的问题，结束后送了他100箱枇杷汁。
今年26岁的宋威有着一副典型四川男人瘦小的骨架，他从小家境贫寒，高中辍学后便出来打工谋生。作为“互联网一代”，他时常钻研互联网公司赚钱的逻辑，自学了大量有关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的知识，并将这些尝试用于自己的草根创业——2009年他曾在彭山县（现为眉山市彭山区）做外卖生意，模式和同一年诞生的“饿了么”如出一辙。
宋威在“福仁缘”琵琶汁的仓库。
宋威的“上一次”创业就是做“福仁缘”的经销商，除了在传统的线下渠道卖枇杷汁给商超，他见“福仁缘”没有线上渠道，便从2014年初自开网店在线上卖枇杷汁，每月能挣上万元。看到宋威的网店卖枇杷汁都能如此挣钱，李志高有了自信：“有几十件就有几百件，有几百件就有几千、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件，这都没有问题！”
而几次接触下来，年轻的宋威被有着相似出身的李志高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觉得“跟着他能干大事”，有了想去“福仁缘”工作的念头。妻子对此非常不解，因为宋威当时饮料批发生意经营状况很好，有时甚至能日入万元，去“福仁缘”的话，收入将大幅下降。为此，宋威和妻子谈了一晚上的“梦想”，最终得到了妻子的理解。
2014年年底，宋威到“福仁缘”上班，李志高觉得他年轻、脑子灵活，让他做电商部负责人—与现在办公楼里有着最大房间的电商部相比，那时的电商部只有宋威一个人，整个公司没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几台台式机。
就在宋威单枪匹马“上任”之后，好消息开始传来：仁寿成了商务部、财政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县之一。当年12月，京东与仁寿县政府就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仁寿县成为京东下乡进村“星火试点”首个签约地区。福仁缘作为当地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县政府牵头下通过层层审核最终进入了京东自营电商平台。
天时、地利、人和，看起来都具备了。但对一个传统线下实体企业来说，互联网的行事方式与传统的管理思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福仁缘”的管理层一开始对京东的疑虑来源是，看不懂合作合同。宋威有过做电商的经历，但毕竟是野路子出身，真到签合同时，“连电商行业最基本的术语‘SKU’（Stock Keeping Unit，库存量单位）都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只能和李志高一起硬着头皮边查资料边看合同。
更大的疑虑则来源于财务。京东电商平台项目都是先交货后结款。财务负责人完全不了解京东，担忧京东拿了货不结款，或者推迟结款，导致公司财务遭受损失。宋威只能用最土的办法解释：“京东在美国都上市了，是在国内排名前五的互联网公司，财务好得很！人家苹果手机都在京东上卖，不可能缺你这点钱。”
产品要“上网展示”，却发现公司连枇杷汁宣传图都没有。为了“装点门脸”，宋威抱着公司电脑和几箱枇杷汁去了成都，在大街上就地拉来一个漂亮妹子，然后找了家广告公司，闷头干了10天，把宣传图、详情页做了出来。为了答谢，他将带去的枇杷汁全送给了那位妹子和广告公司老板。
工作结束当晚，公司行政部门致电宋威，说他违反了公司三条纪律——未经批准去了成都；未经批准抱走了电脑；未经批准送掉了枇杷汁。宋威对此哭笑不得，他拨通了李志高的电话，说，老板，我只想听你说几句认可我的话。李志高隔着电话，要宋威不要有顾忌，放手干电商！宋威眼泪唰的掉下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充满了胸腔
从2015年2月枇杷汁在京东上线后，一个季度下来，销售额达到1020万元。短时间内销售额爆发甚至让“福仁缘”资金链一度出现危机，为缓过60天的结款周期，那个月工资迟发了一个月。公司管理层因此受到震动。李志高懵了，他完全没想到电商有如此之大的威力。
随后5月京东与仁寿县合作打造的“枇杷节”，更是让“福仁缘”上上下下全都“疯了”，以往公司每月只需要生产十几天，“枇杷节”时则需要每天加班生产上货——最后，10天内送出500万元的货物，相当于卖了过去整整一年的销量。
再后来，京东电商负责人建议李志高准备几万罐饮料办一次“一元秒杀”活动，他大手一挥，决定放100万罐饮料参与“秒杀”。这次秒杀虽然“赔”了200余万，但是自然流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李志高形容，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我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受众面打开，让消费者尝到饮料，才能让他们去买饮料。”
2015年全年，“上网”才10个月的“福仁缘”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额接近2000万元，更重要的是，线上销量带动了线下名气，当年总销售额达到了4000万元。电商部也从最初的5个人，变成了如今的接近40人。李志高力排众议，把立下大功的宋威提拔成了公司总经理。
“低息贷款高价收货？哪有这么好的事？”
京东电商平台打开了枇杷汁的销路，但资金压力和原料收购开始成为“福仁缘”做大做强的瓶颈：枇杷的生产周期从每年的8月到次年的5月，而收获期又只在5月短短十几天，种植户的种植过程和企业的收购环节，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为此，京东和“福仁缘”开始探索更深的合作模式。在经过长期商讨、考察后，当时刚独立运营两年的京东金融，在2015年9月推出了自己的农村产业链金融服务产品“京农贷”，而“京农贷”最初的试点产品之一就是针对福仁缘量身定制的“仁寿京农贷”。杜健介绍，“普通人没抵押物，但这款产品以产业链闭环的模式（控制风险），让贷款更容易了。”
“京农贷”的产品逻辑是个闭环：农户以与福仁缘的购销协议为依据，向京农贷申请贷款，福仁缘筛选其优质的合作农户向京农贷推荐并提供担保，京农贷终审通过后将贷款受托支付到福仁缘，由福仁缘统一采购农业生产资料交由借款人进行枇杷种植。枇杷成熟后由福仁缘进行收购，并在收购款中直接扣除京农贷应还款项，统一偿还京农贷贷款，收购的枇杷由福仁缘加工成枇杷汁，并通过京东商城进行销售。
这种基于产业链闭环的业务模式，可以让农民、企业和京东都取得预期利益。2015年9月，京东金融向“福仁缘”发放了首笔贷款500万，“仁寿京农贷”也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四川向涉农企业提供的第一个农产品产业链金融方案。
李志高之所以愿意帮助农民做贷款，除了在当地落得好名声，更是为了把生意做大。过去，“福仁缘”从枇杷贩子手中收购枇杷，但对方无法按照福仁缘的标准进行生产，收购成本高，筛选成本也高。而通过“仁寿京农贷”把种植户和自己捆绑在一起，“福仁缘”直接撇开了中间商，还能给种植户制定生产标准。李志高甚至和种植户承诺：“福仁缘”的收购价格永远比水果批发商的收购价高5毛钱。
“仁寿京农贷”一开始让当地很多枇杷种植户不相信——“你给我低息贷款，还高价收购我的枇杷，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为了抚平信息鸿沟，宋威只好天天跑到田间地头，和种植枇杷的人喝酒、抽烟、谈心，介绍京东是一个怎样的企业，讲自己为什么原因高价收购枇杷，“一遍两遍三遍地讲”。
39岁的徐雪兵是仁寿县文宫镇飞跃村的村民，当地有名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在别人都不敢贷款的时候，他先去“吃了螃蟹”。2006年，在外工作的徐雪兵见到不少老乡种枇杷发了财，狠下心来顶住父母压力返乡务农。他包了30亩地，种了300多棵枇杷树，铺设蓄水池、灌溉管道，一共花了近20万。除了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来的3万块钱，剩下的钱几乎全是借来的，当时很多朋友都不太愿意借钱给他，因为枇杷树挂果丰收后才能还钱。枇杷园每天单是工人的费用就100元以上，还有化肥、农药、灌溉管道这些生产资料都要钱，“很多种植户不是不想贷款，而是根本贷不到钱。”
仁寿县文官镇的徐雪冰，是当地第一个尝试使用“仁寿京农贷”的农民。
一开始徐雪兵也觉得“仁寿京农贷”不太可信。“贷款哪有这么容易，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利息还低，一口气直接给你30万？”要知道，如果从银行拿到这30万，他必须找村上和镇上要盖章，还得叫银行风控部门的人来家里看资产状况，并且把房车抵押之后才有可能。实际情况是，银行缺乏信用数据，往往不会给他这样的农户放贷。
后来李志高三番五次带宋威往文宫镇跑，徐雪兵因为了解李志高为人，才信了这回事。2015年，李志高和宋威通过这种最“土”的办法，给81户农户发放了382万贷款，结果是，农民因此增收，“福仁缘”有了稳定的货源，双方都乐见其成。
徐雪兵将这些贷款全部用来扩大种植面积，建设新的管道和喷灌设施，甚至还做了枇杷大棚。如今他的枇杷林已经达到70亩，每年为福仁缘提供30吨枇杷，剩下的枇杷销往电商、生鲜、线下等渠道，徐雪兵还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拓展桃子、柑橘等其他品类，准备朝着综合类的高端水果生产商前进。
而就在京东金融与福仁缘的合作步入第二年后，一个更为“深入”的合作也获得了宣布：2017年5月15日，京东金融众创基金（8月已经变为“千树资本”）正式入股福仁缘。拿到投资后的李志高和宋威有了更大的理想——借助京东成为媲美王老吉、汇源的中国饮料行业主流品牌。
“我看到京东众创成立‘千树资本’的新闻时，真的是笑出声来。”宋威说，“你看，就是我的微信签名，‘千树万树梨花开’。”缓解了资金压力的李志高也开始了一个更大工程：在仁寿县富加镇投入巨资，打造一个集种植、采摘、生产、旅游观光一体的枇杷农业产业园，进一步拓展枇杷纯果酱、枇杷果醋、枇杷膏等产品，拓展和延长枇杷深加工，进一步提升枇杷附加值。新的枇杷汁全自动生产车间将在不久后开始投产，产能是老工厂的数倍。
“福仁缘”或许在以后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成功案例，它形成的“互联网+公司+基地+协会+农户+金融服务”一二三产业联动新模式也在被仁寿县推广到其他特色农产品上。县财政局工作的杜健用朴素的语言解释：“我们要去掉差产品，造出好产品。为此要“抱大腿”，多和京东这类大平台合作，把所有特产都打上“中国仁寿”的标签。我开始总觉得互联网是虚的，互联网其实也是实体经济啊！世界变化太快，再不适应我们都要out了！”杜健感慨。
其实，他的感慨恰好反映了京东农村金融给传统农民带来的观念上的巨大冲击。这类农产品产业链金融方案，让以往由于缺乏担保难以贷款的农民们一下子解决了全产业链全产品链的资金问题。京东农村金融通过京东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和线下推广站点等多方触达，覆盖了农户从农资采购到农产品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金融需求。
正如京东金融副总裁、农村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李尚荣所总结的：“它是符合整个消费升级时代背景下，农户的产品走到城市里面去的一个路子，也符合城市对于这种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增长。而京东金融，不仅解决了前端的资金、后端的销售压力，更是转变了整个产业的思维方式，帮助农村经济一步步向前发展。”
北京，两代创业者，
最后殊途同归
从某种程度上，小微企业的困局正反映着中国经济的困局。京东企业金融通过强大的数据能力，为客户盘活了供应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维和挑战。
文_许智博 李双宇
早上太阳还没升高，张磊在位于北京东南五环外亦庄的一个工业园里，已经带领着员工将运到的成箱生鲜搬运到楼里200平米的冷库。冷库外面的走廊里还飘着游丝的鱼腥，墙上挂着几幅鱼虾蟹的巨型标本。几扇磨砂玻璃门后，就是他和员工的办公室。
创业三年，张磊的“万聚鲜城”就搬家了三次，一般人很难想象，这座不起眼的冷库支撑着一个在十几个电商平台贩售生鲜食品的公司，而且还做到了京东生鲜类目商品POP商家（即第三方卖家）里的前三。
张磊创作的“万聚鲜城”，如今已成为京东生鲜品类门店的翘楚。
如果以这个冷库为起点，在北京地图上向西北画出一条30多公里长的对角线，差不多在1989年生的张磊坐到老板椅上点根烟喘口气的同一时间，比他大10岁的孙龙江也已在对角线终点、西北四环边上硅谷电脑城的办公室里开始了工作。
他创办的“朗通锐联”作为国内某品牌电脑的核心代理经销商，已在中关村打拼了14年，经历了中关村电子卖场整体性的浮沉变迁。公司在两年前刚刚搭上电商平台的快车，在京东3C平台做到了年销售额4亿的盘子。
生鲜和电脑，两个在十几年前似乎从未可能被人们找到某种关联的“传统”行业，如今在电商和金融科技的双重加持下，反而爆发出来了新的潜力，拓宽了创业者的想象力。
起点不同，各自焦虑
成功的商人，一般早早在生活里就显露出商业头脑，这一点张磊也不例外。2008年还在上大学时，张磊就已经开了第一家网店“倒腾”帆布鞋，上课挂单，下课发货，销量最多时一天可以净赚5000块钱。由于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他对互联网和电商的各种商业模式有着天然的关注度，即便是现在，近10年里互联网的每个“风口”，他都张口就能点评一番。
2010年他大学毕业时，正是国内无数创业者模仿美国Groupon掀起疯狂“百团大战”的当口，张磊没有投身其中，而是另辟蹊径：他自己编程，花几天时间设计了一套可迅速复制的团购网站模板，“5万块钱一套，卖了十几套”。
当张磊在倒腾网店的当儿，创业5年的孙龙江则感受到了京东商城带来的无形压力。2002年大学毕业后，孙龙江去了大学时就很熟悉的中关村，在一家品牌电脑的渠道分销商做起了业务员。15年前，电脑是高利润产品，他所在的公司专做企业、高校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大宗采购，利润非常可观。
初来乍到的孙龙江并没有像“势利”的老业务员一样“挑肥拣瘦”，怠慢来公司询价的“散客”，反而主动散名片、帮忙推荐适合对方需要的电脑配置，逐渐赢得了客户们的信任，开始不断刷新公司单品利润记录，甚至还“跨界”卖出了一台商用服务器。“这一笔提成就挣到了成交价近40%”。再到后来，孙龙江几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整体方案解决专家”，向客户卖电脑的同时，居然还承接了几个企业会议室灯光音响设备的采买施工业务。
不过那也是中关村里诚信环境最脆弱的时代，才一年时间，孙龙江的公司连着被骗了几次，亏了几百万，搞得老板心灰意懒。
2003年的“非典”疫情，正是影响刘强东从中关村卖场转向网络销售、发现电商成本优势的初始原因。而在“非典”结束后，孙龙江也选择了离职创业。他自己出资成立了新的公司，依然按照之前的经验，做品牌代理商，主攻大客户业务——这样的商业模式有着稳定的大宗现金流，并不会因为“非典”这样的意外事件受到什么冲击。凭借积攒的口碑和客户关系维护，他的事业很快进入快车道。
他同样也注意到了互联网对销售的推动作用，在当时蜚声国内的“中关村在线”、“IT168”等知名网站上做推广，结果连河北唐山的客户都按图索骥来找他采购，让他很是得意。那时公司的现金流非常充裕，用他的话说，“每年往公司里放几十万就足够让公司良性运转了”。
2008年像一道分水岭，让孙龙江开始感觉“日子不好过了”，“之前一直稳定合作的客户下单量越来越少,来采购的客户张嘴就用京东的价格来比价,”这让他发起了愁，“因为客户在京东购货的价格，我们想进货都进不来。”
他果断转型，就像汽车4S店靠修车赚钱一样，他招人开始主攻售后维修，甚至买了两辆厢式货车“服务上门”去维护用户黏性。虽然维修业务做到了“芯片级”，但电脑产品日趋下滑的单价也预示着这条路的天花板不会太远。他又尝试开品牌电脑的商务体验店，结果四家店一年下来利润为零。“那个时候，坑蒙拐骗的风气已经搞垮了中关村，正规经营的店面想挣钱基本上不可能了。”孙龙江叹息。
一年后，他关掉了体验店，成立了“朗通锐联”，重新回去做大客户，客户仍旧拿京东比价，“看着‘硅谷’楼下每天京东的渠道多发一面包车的货，我就知道我得少发一面包车的货。”
在孙龙江天天焦虑的几年里，张磊则选择了创业，因为他在一个线下超市的难题里找到了商机：“好的产品和用户人群的时间匹配不太一样：比如进口生鲜，它最好的时间段是早上八九点，但这时，终端消费者如白领，都在上班路上，超市里主要是一些老人抢购打折物品，所以在商超里面，低端的生鲜产品卖得很好，但中高端的卖不动。”
“于是我就想，消除商品的货架期，电商可以做到。” 像很多在北京打拼的白洋淀人一样，张磊最终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定在了生鲜。“白洋淀人大部分都在做水产生意，海鲜的品质看一眼就知道好不好。”
2013年，刚刚结婚的张磊拿着手里仅有的3万块钱，成了北京城数以千计生鲜销售商中的一员。由于本金实在太少，租不起独立的冷库，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终于在南中轴路的一家废弃工厂里，用600块钱/月的价格，租了一间巨大冷库中的一个小角落。
他每天先去批发市场进几样爆款海鲜，放到冷库里，再靠着朋友圈和纸质传单，在亦庄地区居然积攒下几百个熟客。那时他还没考完驾照，平均每天要坐公车逐一给客户送货，往返20几次，卖掉4大箱的阿拉斯加帝王蟹、三文鱼或是龙虾。时间长了，库管觉得这个小娃娃很新奇，“一会儿来拿条鱼走了，过不一会儿来取两只螃蟹又走了。”
5个月时间里，张磊积累下了13万元的利润，看到即将爆发的O2O和生鲜电商“风口”，他“找了一个办公室，一个冷库，正式开始海鲜电商平台生意”。本来他想为网店取名“万聚海鲜城”，睡了一觉后，又觉得只做海鲜“梦想有点儿小”，便在注册前划掉了“海”字。
2014年初，张磊在一个居民楼里注册了自己的公司，算上张磊这个老板一共两个人。搭建团队的难度远远超乎预期，经常是张磊苦口婆心地说服一个合作伙伴加入，可没想到人家才干了一天就跑了。“主要还是资金太紧张，都用来备货，没有钱来租办公室和建团队。”曾有一位条件不错的面试者，就是看到当时破旧的办公环境，婉拒了邀请。张磊至今还记得对方的回复：“我的确想加入一家创业公司，但没打算加入一家草创的公司。”
钱的问题，钱来解决
创业没有什么退路，张磊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几个大的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主打海鲜爆款三文鱼、鳕鱼、黄金蟹，目标客户是35岁到45岁，有一定消费升级需求的白领阶层。
与之前“小打小闹”的5个月相比，“钱”在2014年对张磊来说像一道紧箍咒，北京有着巨大的海鲜消费市场，但不靠近海鲜生产地区，在冷链物流环节和操作环节的成本相当高：“2014年，一个产品的冷链物流成本要占30％以上，那时整个行业都不怎么挣钱。直到2016年，我们把物流成本做到20％左右，才开始盈利。”
“出来找一个十几万的工作很简单，但是拿着几百万的贷款去跑创业，很容易崩盘。”他想去银行贷款，但发现基本没有可能：“万聚鲜城”作为刚刚成立的小微企业，一无固定资产，二无沉淀资金，企业借款根本不可行；而自己作为“非京籍人士”，名下既无房也无车，个人抵押贷也无法申请。张磊回忆，直到万聚鲜城两年后做成了京东海鲜类目前三名，才从华夏银行拿到一个年化9%的50万“电商贷”，是这个银行新业务的第一个企业用户。
让张磊倍感吃紧的2014年，对于孙龙江却有了点时来运转的感觉，这一年年底，京东商城3C部分有限度开放，向线下一些优质企业电话招商。很多产品代理商没有丝毫准备，接到电话时，要么冷淡敷衍几句，要么粗暴挂断电话。但对大型电商平台心仪很久的孙龙江和他的员工，却对这个电话显示出了高涨的热情，双方迅速将合作推入正轨。
“朗通锐联”的创立者孙龙江。
经过紧张的筹备，2015年初，“朗通锐联”的金牌店在京东正式上线，用孙龙江的话说：“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出货量惊人，单品利润也颠覆了孙龙江以前对于网店“量大利薄”的认知。网店开张不足到一个月，店面流水就突破了百万，第二个月流水更是连翻三倍。孙龙江当机立断，决定彻底将公司业务重心转到和京东的合作上去，经过几十封邮件、几十通电话的沟通，他终于赶在“618”之前，上线了京东第一家笔记本专营店。
网店销量几何级的扩张，让原来一直觉得一年几十万就可以维持公司运转的孙龙江发现玩不转了。动辄数百万的备货量，让公司的账面资金根本难以应付电脑品牌商那边的资金要求，传统线下的“押账”式经营模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网店的业务需要。为了筹集备货资金，号称“从没主动找过银行，只有银行来找我（做理财业务）”的孙龙江，也只能去银行抵押了一套自己的房产做贷款，结果被繁复拖沓的贷款审批流程折磨得几近放弃，流程走完了，钱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张磊和孙龙江都没想到，作为两代以线下实体业务起家、在行业上八杆子打不着的北京外来创业者，他们居然都靠金融科技解决了自己企业最要命的问题。而他们解开难题的钥匙，叫“京小贷”。
“京小贷”是从2013年开始独立运营的京东金融，用了一年时间给“京东生态圈”里的合作企业“量身定制”的企业金融产品，企业在工商局注册满一年、在京东商城至少有连续三个月的稳定销售额之后，系统就可以根据其店铺情况核定贷款额度。
张磊是在网店的后台接到京东金融的广告推送的。2015年上半年，“万聚鲜城”的业务已经有了很大起色，改善办公环境和搭建自有冷库，成了张磊的第一要务。在收到“万聚鲜城”的贷款申请之后，当天“京小贷”就给了张磊第一笔月度9万元的授信，这9万块钱让张磊扩张了早期的团队。“京小贷”第二个月度授信的10万块钱，则让张磊的公司拥有了新办公室和几十平米的独立冷库，完成了创业后的第二次搬家。
张磊务实的一面也在钱的使用方向上得到了体现。当时，“究竟是拿京小贷授信的10万元搭建一套成熟的OA（线上办公）系统，还是建立一个自有冷库？”团队对此存在分歧。但张磊选择了后者，而正是这个选择，让网店的生鲜质量得到了绝对的保证。
“鸟枪换炮”的“万聚鲜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爆发期。得益于自己之前对社区化营销的深入理解，张磊的团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增加消费群体粘度上，几个月下来，36000多活跃粉丝帮助“万聚鲜城”一跃成为京东生鲜品类门店的翘楚。
在2016年初，几家生鲜行业里真正的跨国巨头供应商动找上了门，直到此时，张磊才觉得“自己真正进到了生鲜货品交易的圈子里”。渠道更加畅通，货品更加有保障，“万聚鲜城”在大小电商平台的拓展也进一步升级。凭借着京东店面令人瞩目的交易业绩，“京小贷”目前给“万聚鲜城”的授信额度已经足以支撑张磊在京东网店近半的资金需求，基本让这家正在飞速成长的优质企业彻底摆脱了资金的掣肘。
“去年我们的交易额是1000万，今年估计能翻到2000万，这个过程里‘万聚鲜城’累计的贷款金额已经900多万了，贡献了N多的利息。”在一次跟京东金融的工作人员的交流会上，张磊开玩笑说道。
孙龙江和张磊一样，对于“京小贷”的便捷赞不绝口，“鼠标一点，几秒钟钱就到账了，想提前还钱了，鼠标再一点就行了，也不用交违约金。”
孙龙江在资金紧张时，通过业界朋友介绍了解了“京小贷”产品，京东金融的工作人员解释，因为对行业特征和数据的分析，知道3C和家电行业的销售额特别大，资金链也相对紧张，所以可以得到百万级的授信额度，远高于其他行业。
由于“朗通锐联”在京东上线一年表现出来的旗舰级交易量，孙龙江到去年年初总计获得了高达600万的贷款总额。充足的资金储备，给了孙龙江极大的信心。在进一步扩充优化了京东店铺管理运营团队之后，几个网店在2016年迎来了大爆发，一举拿下台式机、笔记本两个品类的业绩冠军，总营业额突破4个亿。“更让我觉得开心的是什么？是我在网店给客户开发票打公司和单位抬头的时候，发现我过去几年流失的老客户们，居然都重新回到我京东的网店上来采购了！真是很感慨啊！”
作为中关村地区发货量最大的公司之一，京东企业金融板块的“提前收”功能也是孙龙江解决资金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往发货之后，货款进账往往要等上几天到十几天的运输交货期，如今鼠标一点，发货之后即可让京东金融作为第三方提前“垫付”货款，对于现金流周转效率要求很高的3C行业，不啻为一次“效率革命”。
“除了用京东金融的钱，我还会用京东金融挣钱。”孙龙江在两年前开始使用“企业金库”进行活期资金管理。企业金库T+1起息、T+0赎回的设计，非常适合资金流动快的电脑行业。今年，孙龙江还尝试了个性化理财产品定制，在不影响正常周转情况下，总共实现理财收益20万多元。
目前，企业金库已经实现了与融资端的打通，商家在突发用款需求时，企业金库里的理财金，又可以作为保证金，申请最高8倍的信用贷款额度，而且客户只需线上操作即可实现立即提额，这一模式既满足了商家理财需求，也满足了紧急用款需求。
“随存随取，即时到账！”孙龙江有些得意，“公司光靠‘企业金库’一个月就能挣两三万，这可比银行的活期储蓄利率高多了，对于我们这种十多个人的企业来讲，其实也是一笔不错的开源。”
如今，对于电商和金融科技都已有不少心得体会的张磊和孙龙江，在新的认知基础上，开始了新一步的尝试：“万聚鲜城”正在试图打通一条移动互联网下的社群营销模式，张磊依然在关注互联网的“风口”：“现在流行内容变成电商，这个转变就是一些新兴企业的机会。我们现在也在做社群，做自有品牌的零售渠道。”
而孙龙江则希望将自己两年多来积累的3C电商经验,让更多的同行知道，然后完成转型。“太平洋已经关了，海龙已经关了，中关村早已变了。”他在硅谷电脑城的6楼又新租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室，挂名“小橘电商”。他说：“我想办个‘培训学校’，通过讲案例分析，分享有用的经验，包括电商转型和如何使用金融科技，7月已经开始试讲了。”
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我国小微企业已达7328.1万户。而每户小型企业能带动7到8人就业，一户个体工商户带动2.9人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微企业的困局就是中国经济的困局，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能否改善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否摆脱“成长的烦恼”。京东企业金融的全链条金融服务，通过强大的数据能力为客户盘活了供应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让小微企业主从繁琐的企业金融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投入事业的发展。同时，京东金融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企业金融。在两者的合作过程中，密切的信息交互，也给创业者的金融认知、商业运作模式等，带来了很多新的思维、新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京东金融也在悄悄扮演着实体经济孵化器的角色。
大米和鸡蛋，从生产到餐桌的故事
中国人三餐中最基本的食材，其产业链被京东金融所覆盖和加速后，正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安全标准，从生产一线走向人们的餐桌。
文_许智博
再过一个星期，黑龙江五常县的水稻又会开始一年一次的收割季节。如果都是大晴天，晾晒的稻捆会在积温下散发出好闻的米香。除了农民和收割工人，在米香里穿梭的还有全国各地的粮食商，来自辽宁的王兵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白天开着能跑烂路的皮卡，挨个村子去签收购合同，第二天就要换成卡车、带着现金，将初步脱壳加工之后的大米装车，拉回属于自己的粮库和加工厂。
千里之外的山东诸城，离市中心30多公里的石屋子山的一片丘陵，车子从王海青自己修的水泥路上直通他的养鸡场正门。从门口的消毒通道进入院子，在丘陵的顶端，一座现代化的鸡舍和捡蛋车间通过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连接起来。
养鸡场剩下的工程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另外一间同等规模的鸡舍正在封顶，等待温控、通风、自动投喂饲料的数据线调配完毕，就可以迎接鸡苗进来，一座跟捡蛋车间同等大小的禽类产品研究中心也已经建好，陆续投入使用。在半山腰，工人们正在平整另外一块土地，然后这里将盖起一座将鸡粪处理加工成有机肥的车间。
大米和鸡蛋，中国人三餐里最基本的食材和营养源。也许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受制于资金和节气，依旧带着某些田园牧歌式的节奏。然而在这个时代，无论它们所代表的农业生产是否与电商发生关联，还是会一起被金融科技所覆盖和加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安全标准，从生产一线以最高效率走向人们的餐桌。
一条“非典型”成功之路
恰当的日照、早晚大幅的温差和优良的水质，漫长的一年成熟期，让五常大米从清朝道光年间就成了皇室贡米，留下了“五常米、帝王粮”的民说。如今的五常，拥有293家具有大米加工资质的企业，仓储能力10万吨的“彩桥米业”就是其中一家，也是王兵收购的稻米的中转站。在这里，稻米会被低温储藏，按批次经过纯物理的精加工、包装之后，源源不断地南下“入关”，发往北上广。
“彩桥米业”是沈阳信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在五常设立的生产基地，信昌是一家比较典型的中国式家族式企业，由来自沈阳新民的赵氏姐弟七人经营。
“彩桥米业”的王兵和赵文君夫妻。
由于小加工厂生产的大米没有品牌，粮食批发商会压价压得很凶，2005年，23岁的弟弟赵文臣和家人一起决定，要改变小作坊式的生产，去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姐弟们筹资100万重建新厂房、引进新设备，还跟当地几十个种粮大户签订合同，成立种植合作社，由他们提供优质的种子和化肥，并且以高出平均收购价5毛钱的价格，保证了收购粮食的质量，将加工厂生产的大米通过了那时才刚刚实行一年多的“QS”认证——那时大米是国内首批使用质量安全准入标准的五类食品之一。
注册公司的同时，“信昌”也新建了一支营销队伍，对粮食收购的范围一路向北，往吉林和黑龙江拓展，产品销售的范围则一路南下，向北京和上海扩展。王兵和赵文君夫妻两人就这样一起来到北京王四营扎营销售。
他们和其他的粮商们日常并无不同：每天在自己摊位里等着批发商、渠道商或者是小超市的零售商来“上货”，然后将大米运到指定的仓储或超市，用王兵的话说，“几百袋也卖，10袋、20袋也卖，一袋就赚个8毛、1块”，一年也卖不出多少。卖自己家的大米杂粮之余，他们又注册了一个销售公司，也做起了二级批发商。
那时凡客诚品在线上把几十块钱的衬衫卖到哄抢，让王兵夫妇对于陈年关于电商的理论非常关注：“所以我们感觉，首先是必须打造品牌，保证品质才能开辟一条新的路，然后是，全国市场通过互联网才能打造，像我们平常自己铺是非常非常慢的，大米的复购率比衬衫高多了，凡客能做那么火，我们也应该试试。”
2010年，京东商城扩大商品类目，夫妻俩得到消息后开始写邮件申请，交材料，谈合作。
网店刚开张时，每天有六七袋的订单，赵文君说，“入驻第一周做了一个促销，一天就卖上千袋，我们感觉就是挺诧异的，这么快真有买的？”
夫妻两人当机立断，组建了80多人的运营团队，注册了“柴火大院”和“十月稻田”大米产品的商标品牌。“第一年是300%的增长，后面基本每年销售额都保持150%的增速”，第三年，他们便将大米放进京东的仓储，由京东去配送和收款，随后又转为了京东的自营商品，成为同类目的第一名。今年618当天，800万的销售额比2010年一年的都多。
“后端”的销量越往上走，“前端”的收购压力也开始增大。在新民，信昌尚还可以通过多年的口碑，跟种植户们商量好将购粮款交付时间延后几天，“像在五常， 10月和春节前一般有两个新米收购高峰，是公司现金流最吃紧的时候。”赵文君说，“五常农民就是给我现钱我就给你米，要想把品质把控好必须是好米、好价。和优质的种植户我们必须做合作才能保证拿到米，5月份就签合同，预付30%的钱，种子、化肥免费提供，然后给他们一个高于平均收购价的基础价格，如果收购时市场价比合同还高，就会再提。”
对于信昌“先储存再销售”的经营模式来说，用于粮食收购的资金差不多占企业资金流总量的80%。就在一家人想办法调配资金去“支援”前端的时候，他们在网店后台看到了一个叫“京保贝”的广告——这是京东金融当时的“企业金融板块”推出的第一款“保理产品”。
传统银行做的同类产品，有的是要必须按照每张交易订单、单笔应收账款去确定贷款的额度，有的虽然会为企业按照一定订单的数量做成“单据池”，但一旦涉及某些复杂合同，就无法满足保理要求。如果回款期不长，很多企业都不会选择去走繁复的流程，使用这样“鸡肋”的贷款。
而“京保贝”为了解决企业这样的痛点，在保留了“单据池”模式的基础上，利用企业在京东商城平台上积攒下的退货率、库存和商品等多种数据来动态“量化”单笔应收账款风险，从而计算出可以贷给企业的资金金额。这样一来，原本银行里需要双方人来交割解决的流程，变成了可以用大数据计算来“驱动”的环节，让贷款效率大大提高，在京东商城上的企业可以凭借自己的应收账款的数据，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从申请到放款的全过程，单笔融资从万元到上亿元不等，业务融资期限很长，融资金额和还款时间还可由商家自主决定。
信昌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回复，融资的过程非常简单：信昌先与京东商城签订购销协议，按照协议，7天之内要配货发货到京东的仓储，货物“入库”的同时，就形成了一单通常要几十天之后才会到账的“应收账款”，如果双方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交易，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单据池”。
“产生‘单据池’之后，我们为信昌核定一个‘池额度’，然后系统会按照一定的时间期限，自动减去返点、退货等等的金额，再计算出一个‘水位线’，这个‘水位’就是信昌在这个时间期限里的可以融到的资金，高的时候可以达到‘池额度’的80%甚至到90%，低的时候也差不多是60%到70%，远远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授信比例。”京东金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并不规定信昌拿到钱后做什么，只需要他们按时足额还款。”
信昌能成为“京保贝”的“种子用户”，一方面源于3年来在京东平台上出众的数据，另一方面，信昌供应链建设也让京东金融很看重：为了整合电商的线下配送，王兵夫妇组建了60多人的物流团队，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物流中转中心，保障公司的大米和杂粮产品合理分配到全国20多个电商平台的近100家仓库。
“当时信昌能很快通过审批还有一个原因，”负责人说，“他们家做的事，其实也是在回馈当地的农民，让农民增收，带动了整个大区域的发展。”这句话也并非虚言，除了在新民和五常的加工厂吸纳劳动力，信昌每年在粮食收购方面覆盖东三省几十万的大米和玉米农户，营销和物流团队里很多的大学生都是来自东北的高校。
“京保贝”的使用模式也让信昌感觉到很“给力”：“审批快，灵活度也很高，我们家一有资金需求，几秒钟就会到账。”合作一开始，“水位线”就达到80%。“好比我们入库1万块钱的粮食，他们给我们贷出8000块。”合作三年后，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京保贝”的最高额度95%。
这笔融资让信昌大大缩短了企业的资金循环时间，把账期从60天缩短到了10天左右，“腾”出来的钱，加上非粮食收购季节可以从“京保贝”里得到的融资，正好可以用到年底和春节前网购高峰期的促销和广告方面去。
“为了增加我的品牌影响力，做推广的后备资金起码更充足了。我们这几年在京东增长快，跟金融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赵文君说。
如今，信昌每年线上与线下的销售比例已经变成了6：4，京东平台一家就占去三成的销量。对于王兵和赵文君夫妻来说，2009年后，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的节奏仿佛就像二次创业，越发无法停下：“对我们家族来讲，这么多年搞粮食，干成一件事，这不是问题。但现在已经不是家族的问题了，能不能把几个品牌通过平台做好，会让你更有责任感。团队这么多人，这么多大学生，你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啥都得不到吧？”
一个现代化养鸡场匹配了智慧金融
如果说信昌是京东生态的助推器收益者，那么王海青则是在京东生态之外的收益者。
在养鸡之前，他在南方经营着一个公司，为大型厂矿、工程的巨型工程车提供特种轮胎，还曾与山东生产轮胎的企业联手，研发出国产的特种轮胎，打破了国外轮胎品牌对市场的垄断。
王海清在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的现代化养鸡场中。
但他与农业养殖并非一点关系也没有。由于母亲从他小时就开始办养猪场，姐姐的工作则与欧洲著名的禽业养殖设备供应企业荷兰丰荷玛克（Vencomatic Netherland）集团在江苏的“UFO阳光鸡房”相关，他后来便回老家投资了养鸡场，与泰国正大集团的饲料、畜禽和食品业务方面的负责人都成了商业伙伴，而姐姐那里则提供了国际先进的养鸡场管理理念和技术。
王海青于去年投资创建的“山东牧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主要就是为正大做OEM产品，大家“抱团取暖”，实现双赢。七八年前，因为看好山东作为养殖大省的增长空间，他和几个朋友也一起投资办了一个“传统”的养鸡场，但只投钱不管理，等真的“进了”这个行业，王海青才发现里面的困难和“学问”都挺大。
困难的主要是资金：养蛋鸡的生产周期不短，投资线很长，但因为传统的金融风控体系看重的是固定资产，所以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
“卖鸡蛋是最不划算的，品牌蛋一大堆，一个老太太买蛋，挑花眼了，她买谁的都可以。因为我的鸡蛋成本就很高，鸡蛋的保鲜期和易碎，让产品很难跨区域销售。而把鸡蛋加工成蛋粉，从蛋膜提取出来营养成分做成高价值的保健品，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王海青多次出国考察后，发现这个行业还有许多价值没有被开发出来。他指着那套仅仅占去了1/4车间的捡蛋、洗蛋、杀菌、印标、分级、包装的荷兰进口自动化生产线，说，“这个车间剩下的地方，就是给鸡蛋深加工生产线准备的。”
消毒之后进入一期投产的135米长、容纳着15万羽美国“海兰一号”蛋鸡的鸡舍，没有一点鸡粪的味道。鸡舍的顶棚和侧壁上，是各种设计巧妙的大小通风设备，几十个温度探测器时刻不停监控着每个区域的温度和湿度，非常直观地显示在控制室的控制台上。在鸡舍外事先通过设备自动处理好的饲料通过投食系统投放，一条可以卡住鸡蛋的传送带将从鸡笼里滚出来的鸡蛋循环送到隔壁的捡蛋车间。
但千算万算，意外的支出还是会有的。王海青指着办公室窗外300立方米的储水设备说，“北京农大的老师带着仪器跟我选址半个月，这里最合适，结果山上没有水！打了两口深井，又买了一套储水和净水的设备，100多万出去了。”
因为不断追加投资，王海青发现，第一期工程可以进行投产时，自己买饲料和疫苗的钱已经很紧张了。
王海青并不缺少融资渠道，因为看好他的项目，有两家国企集团的金融企业一直有意给他的养鸡场放贷千万以上，只是利率都不低。恰在此时，一个跟京东有业务往来的朋友为他带来了京东金融农村金融数据农贷负责人王瑞和另一个数据农贷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人并没有说要怎么做，只是说，我们可以将利率降到4.1。
王海青凭常识判断觉得利率在5以上，觉得项目经理在忽悠，没想到对方说，我知道你肯定不服气，来，我们说数据。
就在养鸡场的办公室里，王瑞开始给王海青讲大数据和“智慧金融”是如何可以建立起一个框架，计算出如何满足他的资金需求和合理的利率。在华尔街做了十几年精算和数据风控的王瑞,详细询问王海青从鸡苗进笼起的不同阶段消耗的饲料、免疫、人工、水电，王海青给了他一组数据，王瑞在纸上画了一个函数模型曲线，就开始给他计算。
那时的王海青并不知道，其实王瑞在介绍的，是他和他的团队花了一年时间收集了几大农业养殖行业数据而开发的“养殖贷”，王瑞的团队详细分解了养鸡的过程里，养殖户贷款到手之后如何按照需要分配花销的每一步，将麻烦的资金统筹通过大数据计算之后变成了金融后台“自己运行”的工作：比如鸡苗刚进栏时，需要的饲料远没有大鸡那么多，京东金融可以精准计算到每一天每一只鸡需要多少克饲料，再将饲料总量的款项打给提供饲料的企业，定时、定量、定点、定向“按需供货”，利率自然低下来很多。用王瑞的话说，使用京东“养殖贷”的同时，“小农式的养殖方式就已经变成了傻瓜式的、一键式的养殖方式，养殖户不需要为自己的资金担心，也不需要为自己养殖的很多细节担心。”
聪明的王海青听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轻松了，因为连跟银行打交道的环节都省了。“如果是一次性把贷款给我的话，初期我账上一大堆钱闲着，利率这么高，每天考虑去理财去保值，可理财也有风险啊。而（养殖贷）这个钱不需要经过我的账，他们直接给正大付饲料款就完了，我就是要饲料，饲料过来，鸡仔吃了，马上成长，卖了钱，还款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虽然第一次见面过后，王瑞还不能结合“牧族生态”养鸡场的数据立刻给王海青一套完成的方案，但是精明的王海青却对京东金融团队建立了好感，这并非完全是因为那套让他拍手叫绝的“智慧金融”概念，而更多的是因为对方的工作态度：“就跟我们和工人一起，在外面吃大锅菜。”
当然，“养殖贷”也并非不讲风控，只是风控的坐标变成了养殖户的经验和管理水平。在京东金融的建议下，开始使用“养殖贷”后，王海青已经在京东金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着手再次改造已经非常先进的鸡舍，要在鸡舍里嵌入一套“物联网”，将现在每天人工手抄的温度、湿度、饲料、喂水等一大堆数据实现自动上传到京东金融的数据后台。这个改造对王海青来说并不简单，因为两台分别来自美国和荷兰的设备并没有对接第三方软件的接口，还要取得生产商的授权，“美国那套已经切进去了，改造一个就10万元”。
但王海青对此一点都不抵触，因为改造也让他对养鸡场的工作更加轻松，“哪块温度如果高了，手机上就立刻能看见了”。这种轻松同样贯穿于他使用京东金融的过程，“京东金融的钱对我养鸡场的基础建设推动巨大，是真真正正的智慧金融，所以现在京东金融的合作我第一感觉是很爽。”
大半年下来，“养殖贷”已经伴随着鸡舍第一批的蛋鸡度过了一波产蛋高峰，第二批15万羽鸡苗正在上海的育苗公司长大，等待成熟后运到王海青的第二个鸡舍。随着跟京东金融的合作越发深入，双方的信任程度也日益加深，王海青向京东金融提供了很多针对不同层级、属性的养殖企业的“战略推荐”建议，让京东金融部门更加了解养殖行业的多样性。
“我觉得金融科技的潜力不是‘多大’，是‘无限大’。”王海青说，“京东金融如果在这条路上非常光亮，我是铁了心跟京东金融合作的，我之前就曾说过，京东金融随时可以过来跟我谈股权。”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里，还有更多的王兵和王海青们，需要京东金融这类产品的出现。将数据风控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养殖业，用大数据和智慧金融解决农民们的贷款难题，这是他们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其实京东金融一直是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我们看来，发展农村金融是一个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从产业链角度将上下游衔接，又将扶贫需求和整场的金融需求有效对接，既帮助了创业者，也带动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改善了当地的环境问题，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模式。”李尚荣解释，“很多人问我们，京东金融到底是为了扶贫，还是为了做农村金融？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中国农村沉淀着无数的潜力，等待拓荒。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其实是有的，但如何收集呢？京东金融便成了这样一个探寻者。我们不断探索、试错，寻找新的方式，最后回馈到社会，大家最终都成了获益者。”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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