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浙江大学规定，在网络媒体发文章有机会等同于发核心期刊，你怎么看？
2. 听说在挪威，不懂教育的父母没有权利带孩子，是真的吗？
3. 「美国例外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全球变暖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上期问答：《问答三则：中医与伪科学、中医消失、小学中医课》
浙江大学规定，在网络媒体发文章有机会等同于发核心期刊，你怎么看？
浙江大学的这份新规定，甫一出台便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网上不少批评者已经将规定细节中的种种缺陷分析得比较清楚了。我这里想补充的是：浙江大学的这份规定，其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出我国高校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两大弊端：一是管理思路的简单粗暴一刀切，二是政治高于学术、外行领导内行。
先看管理思路的弊端。诚然，学者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公共平台发言、影响大众，本来确实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而以往那种只按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专著发表数量来考评的做法，确实也不利于学者与大众的主动交流。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鼓励学者参与公共对话和公共传播？
所谓简单粗暴的思路就是：
「既然以前考评论文的时候大家拼命发论文，那现在就把发表网文也算到考评里去，大家不就拼命发表网文了？既然以前考评的是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的排名，那现在干脆把网文考评也『量化』一下，把流量也算成标准，『十万加』等同于核心期刊不就万事大吉了？」
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鼓励是否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违学术研究的初衷，没有考虑到文章流量与文章质量未必等同、前者能否用于恰当地评价公共写作（一篇好的学术普及文章未必有一篇刻意迎合大众的文章来得「吸眼球」），没有考虑到如何防范转载次数与流量上的舞弊、当然也没有考虑到把考评标准「量化」（不管是论文还是网文）的做法是否一开始就存在问题，等等。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不仅不会解决原有的问题，反而会引来新的问题，最终雪上加霜，积重难返。
另一方面，不管是学术论文还是学者撰写的公共普及文章，其质量的最佳评定者无疑是学术共同体本身；然而浙江大学的这份新规定，制定者并非校内学术委员会等专业组织，而是校党委宣传部，规定的最后一条也说「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第七条又说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认定由党委宣传部牵头进行。
换句话说，与论文考评不同，网文考评的裁决者并非学术共同体自身，而是宣传部门。如果新规定的意图是增加学术研究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那么宣传部门显然不是好的裁决者，因为他们在专业领域绝对不如学者自己内行；反过来，只能认为新规定的意图与学术普及无关。既然如此，将网文折算成核心期刊论文，对潜心学术研究的那部分学者自然大不公平。
听说在挪威，不懂教育的父母没有权利带孩子，是真的吗？
「挪威实行了一个有争议的政策：如果父母缺乏教育子女的技能，就将孩子带离家庭，远离父母。针对这样的政策，这样提高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形式你能接受吗？教育程度上的提升足以弥补父母缺席带来的伤害吗？教育这件事能够通过机构强行干预吗？」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挪威并不存在上述「如果父母缺乏教育子女的技能，就将孩子带离家庭」的政策。这个说法很有可能来自对去年一些争议案例的报道内容的误解。
挪威在儿童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81年挪威政府任命了独立的儿童事务调查员（此举后来被许多欧美国家效仿），1992年的《儿童福利法》又成立了儿童福利保护局（挪威语叫做Barnevernet），负责亲子咨询、入托入学信息、健康保障、虐待监督等各方面工作。
据统计，挪威有3%的家庭都跟Barnevernet打过交道，形式以咨询建议、营养补贴、帮助寻找托儿所等为主。但也有不少情况下，Barnevernet会向法院申请「紧急看护令」、将孩子带离父母，尤其是2005年震惊全国的克里斯托弗案（克里斯托弗是一名八岁男孩，被继父殴打致死）之后，Barnevernet实施紧急看护的案例数量大幅上升，从2008年的945例增加到2013年的1609例（不过2014年起又有所下跌）。
在父母酗酒、长期虐待孩子等比较严重的情况下，Barnevernet申请紧急看护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在过去几年中，有报道称Barnevernet的工作人员在填报紧急看护理由时往往只是简单地写「缺乏抚养技能」，却并没有给出证明细节，这便引起了工作人员是否滥用职权、有否遵循正常程序的担忧。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Barnevernet所谓「缺乏抚养技能」和题中所说「不懂教育」（带走孩子仅仅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的涵义并不相同，而是关于父母能否为孩子成长提供正常、健康的环境，依照诸如有否体罚（挪威法律禁止体罚）、亲子之间是否缺乏最基本的眼神互动与情感交流等等标准来判断；并且根据Barnevernet的说法，当他们发现存在这类问题时，一般会先向父母提供抚养方面的咨询建议，只有在情况极其严重时才会申请采用将孩子带离父母、紧急看护的极端手段。
但即便如此，Barnevernet的工作仍然存在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他们干预得太少、太晚（比如没能阻止克里斯托弗案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干预得太多、太早。尤其是去年BBC的一篇报道（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6026458），提到一对住在挪威的罗马尼亚夫妇，因为体罚孩子，被学校发现后报告给Barnevernet，导致五个孩子都被政府带走；另外一对夫妇（丈夫是挪威人，妻子是华人）则认为，自己的孩子之所以被带走，是因为孩子出生后都是外婆在照顾，妈妈没有插手，让Barnevernet误以为妈妈有什么精神问题不适合与孩子相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家长单方面的说法，Barnevernet受保护儿童隐私的政策所限，不能对任何一个案例进行评论）。
在批评者看来，这两个案例（以及其它类似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即父母的移民背景，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差异：体罚在挪威是违法的，但在罗马尼亚（以及其它许多国家）则相当普遍，即便从发展心理学角度认为体罚有害，人们对此也需要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当代中国人习惯让外婆帮忙带孩子，但当代挪威人却对此不明就里；诸如此类。这使得新移民和外国人家庭更容易成为Barnevernet的靶子（Barnevenet的执法对象不仅包括挪威公民，也包括所有住在挪威的外国公民），比如据统计外籍母亲的孩子被强制带走的机率比本国母亲高出四倍。如何避免执法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隐形歧视和伤害，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亟需考虑的问题。
无论如何，Barnevernet犯错的可能性在所难免，好在挪威法律中也为不服气的父母提供了上诉等救济渠道。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对罗马尼亚夫妇，后来就通过上诉达成调解，接回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上诉毕竟是很消耗时间精力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此过程中亲子分离的损失已然造成，所以Barnevernet滥权仍旧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反过来，Barnevernet的存在同样有其意义：想想豆瓣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可以知道不负责任的父母会对孩子造成多深、多长远的伤害，更不用说克里斯托弗案这样虐待致死的极端案例了）。
所以真正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政府干预家庭事务的合理基准点和程度（中文语境下的「不懂教育」和「虐待」显然是两回事；强制参加咨询学习和强行带走孩子显然也是两回事），如何判断儿童福利已经遭到或者极有可能遭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何在儿童福利保障、父母监护权、亲子关系自然发展等考量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如何避免对儿童成长路径的单一化的想象甚至偏见（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化差异、比如认为穷人家就一定不适合孩子成长、比如忽视亲子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调适的能力，等等）影响到政府干预的决策。
「美国例外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美国例外主义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尽相同。早期这个概念曾被用来描述美国建国历史相对于欧洲国家的独特性：新大陆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并且这种联合是基于《独立宣言》等文本中体现的高尚政治理念，而不是基于族裔血缘或帝国征服等生物或社会层面的「偶然因素」。
当然，这种「独特性」本身带有一定的神化成分（比如殖民地的联合与扩张并不是纯粹基于高尚的理念），而且它背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天选之民」心理与「昭昭天命」意识形态，即认为上帝赐予美利坚人民富饶的新大陆，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暗示美利坚人民命中注定要肩负某些至高无上的使命，比如西进拓荒、「开化」整个新大陆，或者作为「灯塔」，将自由的光明散播到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诸如此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例外主义从建国史的独特性，衍生为道德使命的独特性。
而这种道德使命的独特性，有时又演变为一种居高临下与自命不凡的霸权态度；比如二十一世纪初一度在美国政坛发挥较大影响的「新保守主义」，信奉的就是「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与民主化推手，不应该受到国际法的约束，而应该有资格根据自身的道德判断采取单边行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美国例外论。当然，这种美国例外主义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
除此之外，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常有人使用「美国例外论」一词，旨在提出美国社会中某些看似不符合「发展规律」的独特现象并寻求其解释。比如「美国为什么没有像许多西欧发达国家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宗教势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为何远大于西欧发达国家」等等，都是常被提出的问题，而其回答又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比较政治学等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此处恕不详述。
全球变暖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全球变暖的字面意思是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比较一目了然的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农业分布变化、热带疾病疫情的扩散、冰原冻层下远古病菌的释放等等。除此之外，由于气温升高将会加剧大气层的气流活动，全球变暖也就同时意味着全球恶劣气候的增加，包括酷热、严寒、极端降雨、超级飓风等等。
比如今年美国及加勒比海国家连续遭受哈维、厄尔玛等飓风袭击，其强度远超往年，哈维飓风为休斯顿带来的降雨几乎等于六分之一个伊利湖的水量，厄尔玛则是有记载以来最强的大西洋飓风，其经过巴哈马海岸时甚至将附近海水瞬间吸干。
之所以飓风强度比往年高、造成的降雨量比往年大，正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海水水温升高，使得热带气旋在洋面移动时吸收了更多的热能与水分，从而积蓄了更强大的破坏力。如果任由全球变暖的趋势持续下去，未来台风、飓风造成的破坏将不堪想象。
极端天气灾害的频繁出现意味着宜居区域的减少，意味着生态难民数量与资源配置张力的增加，意味着人际冲突与群际冲突的加剧。虽然具体确定气候变暖对每次特定冲突的影响大小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以叙利亚内战为例，一些研究认为此前持续数年的旱灾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迁徙是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旱灾对此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大样本的分析仍然可以揭示出气候变化与冲突战乱之间的关联模式。比如Solomon M. Hsiang, Marshall Burke & Edward Miguel (2013),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n Human Conflict,” Science 341(6151)，通过对1950年以后人口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升温或极端降雨增加每超过一个标准差，便会令人际冲突频率增加4%、群际冲突频率增加14%。换言之，全球变暖将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危险的世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