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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伟
把时间维度拉开，我们很容易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十四年抗战，其实只是中国百余年苦难史当中最深重的一段。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仅占2.6%；（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可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那么显而易见，近代中日的第一次交手，中国之败只能说是败在“势”上。
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
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
如此一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各个地方派系之间相互钩心斗角，中央与地方实权人物之间互相忌惮。
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煤和铁是近代工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而出于政治原因，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工业设置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又进一步降低了工业设施的费效比。
再者，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在这一过程中将大量财富固化在了沿海地区，而面对西方列强，这一区域的安全问题却始终难有保障，这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不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等地方势力对地方的控制。
在当时的日本，警察、文教、税政等政府机构，都通过“派出所”这种当时日本所独有的机构形式，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送达到基层。
由此，便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同一时期内，两国内部一分一合，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是赔款带来的财富上的损失，而是一战丢失台湾、朝鲜半岛两个地缘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
位于北京的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
至此，中国表面为集权，实则滑向诸侯封建。
1900年“庚子之难”时，就有著名的“东南互保”——在首都遭受外敌入侵时，东南几省却单独与人家媾和。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宣告彻底崩溃，十一年后（1911年），宣统退位，帝制终结，这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
清朝灭亡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势”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来自清代的东南士绅集团。
虽然改朝换代，但大的社会框架没有任何根本性变化，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
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小专制”，则是指各个级别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几乎是帝王般的权力。
这一点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的行政权力最多只能延伸到县一级。承载当时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宗绅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
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状态。
国家权力既不在老百姓手里，也不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宗绅阶层垄断。
有“权”则必然有“利”，如此一来，社会财富也就被这一阶层所垄断，从纸面数字看，依然算是富庶，可是国家财政没钱，底层的老百姓同样没钱。
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奋发自强。
可两条路在当时却都没法走：挨完打要赔款，谁出呢？老百姓出。
税负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然后就是造反；奋发自强，搞工业、强军，依然需要钱，谁出呢？还是老百姓出，老百姓被压榨得受不了，最后还是造反。
也就是说，不管选哪条路，最终都是死路一条。
清朝如此，到了民国依然如此。
因为这个死循环的存在，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前夕，民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那段时期的经济数据颇为好看，因此有“黄金十年”的说法。
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和一部分轻工业——比如面粉厂、缫丝厂。真正能支持一场战争的经济要素，在当时确实不进反退。
在硬件上，当时中国的钢铁、煤炭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当时中国只有两处地方重工业比较发达，一处是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另一处则是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这两个地方显然和“黄金十年”没有任何关联。
在软件上，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当时大学85%以上的学科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
十四年抗战期间，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可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胜枚举，可要找几个会配制炸药、造地雷的人才，却异常困难。
而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最现实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开始形成的中国经济东重西轻的不合理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地方。
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夸张。
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的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而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
可反过来想，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归结起来，中国所经历的百余年的灾难，从技术角度讲，给我们的教训是：
如果以国家乃至民族的长远利益为着眼点，实体经济，特别是重、化工业、技术产业，便应该居于经济战略的最核心地位；
而经济运行的根本，则在于人，既在于素质合格的劳动力，更在于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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