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密切结合，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话题，只有以科学的论证为基础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撒加德(Paul Thagard)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明确采用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策略，他指出：“我所推崇的哲学观点是自然主义的，这一观念将哲学和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来试图理解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世界。因此，哲学研究的普遍性和规范性必须与科学研究的描述性相结合。”[1]x
当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模型时，人们称其为自然化的认识论。与此类似，“自然化的科学哲学(naturalized philosophy of science)，表明一种与科学相连续的科学哲学”[2]105。科学哲学把经验科学视为哲学问题求解的理论来源，这种自然化的研究趋势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使得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自然化”特征，一种自然化的社会科学(a naturalized social science)逐渐显现于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当中。斯波伯(Dan Sperber)曾指出，“社会科学的自然化需要心理学持续的自然化，并且这样的自然化并不需要扁平的本体论”[3]64-67。纳夫斯塔德(Petter Nafstad)曾采用“自然化社会科学”这一术语，意指一种以自然原则和自然现象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科学。[4]本文之目的，正是在考察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揭示出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我们从“自然化”的视角，来深刻理解当代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模式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价值。
一、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
一般认为，自然化(naturalization)是一种朝向自然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一研究纲领的核心观念在于，试图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领域，或者说，试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建立某种连续性。自然化实质上表现为一种方法论态度，强调哲学研究必须纳入到经验科学的成果中来，拒绝对经验现象的解释，诉诸任何先验的、超自然的宣称。
随着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具体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已难以为科学提供某种引导性的统一规范，因而，当代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经验科学对于自然、人类社会和心理现象的描述，已成为哲学理解实在、语言、知识的必要前提。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可以说，自然化的社会科学是伴随着一系列经验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特别是，当代社会科学从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中所获取的经验性研究进路，为自然化的支持者们提供了新的契机。[5]这些进路的发展，一方面引发了社会科学进行自然化的一系列有效尝试，另一方面又构成了“自然化”社会科学得以进行的内在动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一直与生物的进化论紧密相关，早在19世纪50年代，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构建了进化理论，致力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问题的求解。进化论不仅为自然主义方法的成功应用提供一种研究范式，而且为科学本身的自然主义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进化自然主义者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社会科学，以此来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强调进化论与社会科学的连续性，从而指出人类作为一种认知主体，其身体能力与认知能力，是在一种特殊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因此，大多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把进化生物学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并借助于进化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以“进化说明”和“进化类比”的方式，[6]249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以及文化变迁，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然化”特征的交叉学科，比如进化社会学、进化人类学以及进化经济学。
其次，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科学，试图通过将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人类学中的核心观念整合起来，以此来理解人类的心灵与智力。实质上，从认知科学的形成以及其所包含的学科构成上来看，认知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间所关注的核心论题，均存在着诸多交叉。特别是，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通常被置于认知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框架之中，这些学科不仅关注于个体心灵的运行，而且更为关注社会语境中心灵的运行，在此基础上，衍伸出认知心理学、认知人类学、认知语言学等具有“自然化”特征的新兴学科。可以说，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正朝着与认知科学相融合的方向迈进，就如特纳(Mark Turner)所说：“社会科学的未来就依赖于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混合体之中，也就是‘认知的社会科学’。”[7]59
第三，随着脑科学研究的日渐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化纲领，神经科学试图将所有‘人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man)纳入到自身的理论框架之下”[8]116。正如邦格(Mario Bunge)所说：“神经科学进路已经取代了物理学，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心理学的自然化。”[8]117神经科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对神经系统的研究，来理解人类大脑(或心灵)运行的内在机制。作为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新的交叉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在“自然化”精神事物的过程中，尝试以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在这一研究策略下，形成了神经经济学、神经历史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诞生于认知神经科学理论框架下的神经经济学，目前已逐渐成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依据认知与情感的神经科学，来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
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科学知识及科学实践的反思，科学哲学包括社会科学哲学在内，都是以经验科学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自然主义者将自然化论题运用于科学知识与科学实践当中，强调经验科学相对于哲学的独立性和先在性，对于各种特殊领域中知识的反思，自然主义者拒绝使用逻辑的、哲学的分析工具，而更偏爱于使用与相关科学家同样的工具。
二、自然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特征
从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作为一种宽泛术语，旨在以经验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其进路主要包括进化论进路、认知科学进路以及心理学研究等。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视角意味着，一种以经验科学为研究策略，来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尝试：即以科学的经验进路替代传统哲学进路，或者以经验的方式回答传统哲学问题。
基于此，我们认为，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首要的显著特征是，通过自然主义研究纲领，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或若干个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连续性。连续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如何“自然化”的根本性问题，20世纪后半叶，有关连续性论题的讨论，重新作为社会科学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人们继而再次审视了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以及进化模型适用范围的新方式，特别是从认知的社会科学中重新提出了连续性问题。本质上讲，在认识论与科学研究两者之间，自然主义者主张一种规范的、方法论的连续性。因此，自然主义者强调，自然化应发生在一种给定的学科当中，斯波伯指出：“自然化社会领域所关涉的是，与认知科学中的研究纲领建立某种连续性。”[9]5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关于知识的传统哲学问题，应该由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来进行探究，而非借助于先验反思，形而上学问题也只能通过科学来回答，而非取决于思想实验以及传统的哲学方法。
事实上，“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连续性的建立，本质上所体现出的是，精神事物是如何纳入到自然世界的这一基本运行过程”[9]4-5。可以说，认知科学的研究纲领与社会科学所建立的连续性关系体现了，自然主义者是如何试图使得社会事物适应于自然世界；或者说，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展现了自然主义者，如何“自然化”精神事物的内在过程。为此，认知科学家提出三种方式，来使得精神事物适应于自然世界。其一，认知科学试图将精神现象还原为，明显具有自然特征的神经学现象。其二，更为自由地赋予精神现象以自然性。其三，重新概念化整个精神领域，以此来消除所有与自然实体不相干的概念。[9]5可以看出，社会的自然化是由精神现象在认知科学中所进行的自然化而促成的，实质上表明了，认知过程输出与输入两者间的一种内容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其所倡导的核心观念在于，以科学方法作为哲学方法的补充，并非要完全替代整个哲学理论，而是力求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尽最大可能客观再现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建立精确的、逻辑的、形式化的理论系统，是自然化社会科学的最高旨归。进一步来讲，正是由于这一连续性，才使得现今的社会科学，能够运行于自然科学框架之下，从而引发当代自然主义者使用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表征等方式，来描述社会与精神现象。之所以会有这种连续性构建的可能性，核心原因就在于，自然主义者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与自然科学本体论相连续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自然主义本体论构架的特殊性，亦为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又一显著性特征。
具体来说，自然化本质上包含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认知维度，正是这样一种综合，为科学实践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充当了支架性的作用。社会科学的自然化与这一“综合”紧密相关。因此，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并非是一种类似于孔德所构想的社会世界的物理学那样的宏大理论，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交叉的“中距模型”(middle-range models)。[3]75事实上，自然化的社会科学理论，正是由于借助了自然科学中具体学科的本体论要素，来构建自身的本体论框架，从而使得自然化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呈现为一种复合式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在社会科学自然化的过程中，使用了异质概念和表征，并将这些概念与表征整合到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科学理解当中，从而有效赋予精神事件与环境事件一种自然主义的描述。由此可见，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通过采用一种复合式本体论，从而摒弃了本体论的自主性，来保证其理论的自主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依然是社会科学能否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方法的问题。然而，需要反思的是，社会科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的问题。可以说，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一系列自然化处理，归根结底是在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究竟是何种关系的问题。因而，其特征也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与二者本体论的一致性问题上。
三、自然化社会科学的意义
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社会科学通过经验科学的发现，来重构自身研究方式的动态过程，其本质特征也彰显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这也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关系给予重新认识。因此，透过社会科学“自然化”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是我们断然不可忽视的必要前提。
第一，自然化为当代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提供了可行途径。相比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由于其独立发展的时期各异，因而长期处于不相统一、彼此分离的状态。为此，金蒂斯(Herbert Gintis)指出，“社会科学是有缺陷的，因为社会科学从不同视角研究人类行为，这些视角之间并没有一致性可言”。[10]1-16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多样性，就必然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这就对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思维观念的多学科解决模式提出了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多学科解决模式关涉科学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的统一性依赖于世界的本体论的统一，因为世界正是科学所描述的对象”。[11]543因此，社会科学自然化的一系列讨论引发了对本体论自然主义的极度关注，20世纪下半叶，人们热衷于社会实体本质的探讨。社会表征、社会建制、社会规范、共同行动、集体意向性，已成为诸如达尔文的模因理论、斯波伯的表征流行病学、塞尔的作为建构性规则的制度性理论等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
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各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经历了一种“认知转向”。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哲学不仅仅关注于认知主义本身，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认知主义，而且更关注于自然化的问题：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自然化心灵与社会-文化世界，此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论题。[12]95-125与自然化密切相关的是基础个体主义问题，所谓基础个体主义，其主要关注运行于个体基础层面上的过程的状态，比如神经-生理过程、机制的文化过程，等等。实质上，基础个体主义问题的求解，恰恰为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求解模式。斯波伯对文化的解释，就是基于基础个体主义策略，提出一种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进化进路，即流行病学进路，其主张文化现象的适当理解与传播，需要深层次理解所涉及的心理机制，这就如标准的流行病学现象的适当理解，需要深度理解个体病理一样，这种流行病学进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真实的自然主义本体论。[3]66-67
第二，自然化为当代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效辩护。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者通常是从一种双重意义上来接纳自然化。[2]142其一，从生物自然主义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自然主义者通过达尔文进化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来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这一观念通常被称为是连续性论点。连续性论点在自然主义者那里，作为一种辩护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强有力手段，其将社会科学解释置于进化生物学的基本规律之上，从而使得社会科学合法性的寻求成为可能。这一研究策略尤其为社会科学中文化研究的科学地位，构建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支架。特别是，在人类学研究中，其研究目标逐步定位为，如何使得文化研究转变为一种“科学事业”。事实上，这种研究目标的定位，已成为文化进化模型出现的重要动机。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文化解释中采用了达尔文的选择模型，提出模因论(Memetics)思想，认为文化进化类似于生物进化，其由达尔文选择过程所支配。
其二，从形式化-定量化(formal-quantitative)方法的宽泛意义上来看，目前，即使哲学与社会科学日渐形式化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很小，但采用形式化的研究策略，以期来提升社会科学“科学性”的一系列尝试却是经常性的。数学模型、复杂性理论与方法等形式化研究进路，已广泛进入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领域。毋庸置疑，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旨趣，就在于解释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因为经验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认知生物学、知识的进化理论等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日渐兴起，从而导致当代社会科学对于形式化与定量化的需求越益增强。
概言之，自然化社会科学试图遵循一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然科学一元论，其发展表明，经验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认知科学，能够提供引导性的原则和恰当的理想化，来改进社会科学。因而，当代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只有经验科学才能描述自然、社会与人类心理等现象。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自然化社会科学目前所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科学规范的和文化的内容，如何运用描述性的、非文化内容的自然科学来进行统一，这已成为自然化社会科学尚待解决的首要难题。也正如罗森伯格(Alex Rosenberg)和特纳(Stephen Turner)所言，“‘自然化’社会会产生一种后果：将社会作为一个解释性概念而消除。然而，自然化运动也有其优点，即解释了社会科学中的结果何以如此贫乏且难以获得。”[6]707因此，以自然化的形式来重新审视与理解社会科学，这已成为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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