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其他人的回忆。
首先是常风，以下文字出自《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
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
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
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
，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还没完呢：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
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
”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
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
。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
晚年
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约翰生字典》，这书后面还会出现，不急，继续看：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
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
，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再来看看邹文海的回忆，文字出自《忆钱钟书》：
二十八年十一月，我间道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他亦去宝庆蓝田师范学院。我们结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几及一月。······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开始我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就近寻险探幽，以后因步步为营，心境愈来愈恶劣，真是懒得动弹了。
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
约翰生博士的字典
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失业地查字典。
他说我不求其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锺书君真是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还有很多就不举了。
最后看一下杨绛的回忆，以下文字出于《钱锺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
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
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
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以下重点：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 (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
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
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
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
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以上是钱锺书读书的经历，大致勾勒出了他学外语和外国文学的方法，“天道酬勤”，有些东西，坚持一年是一个境界，坚持十年是另一个境界，坚持一辈子就是钱锺书的境界了。
钱锺书的语言天分是肯定的，通过《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和《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我们得以详细考察钱锺书早年的学习经历，不要忘了，钱基博本人就是国学大师，加上“无锡国专”的大师们，钱锺书20岁之前就通古典文学是无疑的。钱锺书中学所上的桃坞中学和辅仁中学是教会学校，上课主要科目都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教，中学时代他就能独立翻译《世界史纲》中的一章文字了，这是早年的基础。
我们看一下钱锺书自己的“供述”，以下文字出于《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
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