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介鸣：新型城乡关系下的城市化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 公众号 · · 2017-08-29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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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城乡规划体系改革与城市转型发展”分论坛上，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特聘教授朱介鸣 以“新型城乡关系下的城市化”为题作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陷入小农经济的困境，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唯一途径。

费孝通先生1936年写了《江村经济》一书，现在来看，这本书写得相当好，详细明了地阐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困境，就是土地资源匮乏，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少，耕地细分破碎，农业耕作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虽然后来我们通过家庭承包制将土地的经营权交给了农民，使他们在小块土地上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亩产水平。但是土地产量提升很有限，农业增长速度往往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收入依然在减少，农村陷入贫困的陷阱。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集中土地资源，试图以集体耕作规模化生产方式提高农业产量。虽然土地和劳动力集中确实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集体生产方式并没有提供经济生产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导致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因此，计划经济模式的低效率使得农业集体生产制度不可持续，必须要进行改革，改为家庭承包制，把地再次分给农民，又回到小农经济模式。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村发展很快，解决了不少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业发展停滞，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

江苏省村镇非农产值占GDP比重与村镇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做过江苏的数据调查，X轴是非农产值比重，Y轴是户籍人口人均GDP，可以看出非农产值比重与户籍人口人均GDP直接相关，80%以上的产值是非农化产值，显示非农化对改善农村生活的显著作用。因此，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市场引导的非农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乡镇企业就是非农化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乡镇企业只局限于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因为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所以是城市化带动乡镇企业，还是依赖于城市。下图可以看出，1987年农村集体企业就业岗位占农村人口的5.4%，1996年是高峰，上升到6.3%。但1996年以后，中国乡镇集体企业普遍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到2011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岗位只占农村人口的0.7%，只有几个明星村还有乡镇企业，比如华西村，其他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

农村还有一种在镇域或是村域开办的非农企业，这种民办企业对农村发展也是有利的。1987年，非农企业岗位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全国是10%，1996年是14%，到2011年，已接近20%（18.8%），100个农民有20个非农企业岗位，发达地区要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的产生对农村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包括GDP省际空间分布基尼系数、农村非农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分布基尼系数和农村集体企业产值省际空间分布基尼系数。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 GDP相对其他两个来说，更近于一种正态分布，非农企业产值比GDP不均衡，农村集体企业产值比农村非农企业产值更不均衡，这就是市场制约在起作用，农村非农产业是跟着市场走的，不是政府来投资，市场哪里好，它就到投到哪里去。集体企业还有一个因素要有农村企业家，村里要有能人，明星村都有一个带头人，因此集体企业的发展制约其实更多。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农村的非农化和工业化与所在区域城市化成正相关关系。农村所在区域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村的工业化也相应得到快速发展，所以农村发展在于非农经济和城市化。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城乡统筹呢？以前农村是被动的，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但是这个模式有点问题，区域集中发展与区域均衡发展着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发展的经济效率，将“蛋糕”做大，而后者重视发展的社会公平，关注“蛋糕”分配。这是和以前发展不一样的地方，城市要反哺乡村。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实际上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与2000年相比，近年来非农就业趋于分散。

但是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趋于集中，这说明农民开始追求有质量的非农就业。

如果从人口迁徙的数据来看，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流动的时期，从1982年开始，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1%到2015年的18%，每五个人里有一个人是城乡移民，所以到春节客运压力很大。当然这种流动有社会成本，就是乡村的破败，老人儿童妇女留守，家庭成员分离，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我们以前的发展是高度城市化，但是现在要城乡一起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比如江苏、广州，乡村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很不错了，但问题是中西部地区，城乡统筹怎么来做？这个模式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以地级中心城市GDP做X轴，地级市域第二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Y轴，发现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强度与地级市域内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之间的散点关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证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强度与市域内非农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和非农发展的基本动力，“无工不富”的说法还未被颠覆。消费性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因为产值低而导致员工工资低下，消费性服务业无法替代工业成为提供非农就业岗位的主要产业，处于经济发展的辅助性位置。先有工业，工业化深入发展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产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心城市带动农村非农发展，新型工业化（所谓工业3.4；工业4.0）只能在发达地区推行。

城市化发展提高农业劳动力收入。从2000年到2010年，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是逐步提高的。提高的原因一是农村非农就业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劳动力人均农业产值。二是区域内农产品价格与所在地城市经济发展成正比，在成本构成上，城市化发达地区所生产的农产品比通过物流运输到城市的农业地区所生产的农产品少一个运输成本，由此形成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收益差。不发达地区的机会在哪里呢？在于城市化发达地区土地污染，不适宜于农产品耕种，这就给中西部农业地区带来机会，为东部地区提供安全食品。

朱介鸣：新型城乡关系下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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