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 ——以清末民初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谢建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正文

在民族主义旗帜引领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边缘与中心、西方与中国等二分的视角，对于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和观念传播的弥散性是存在缺陷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如何传播的，边地云南因此成为观察这一问题的最佳位置。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中世纪以后，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包括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继之而起的是“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观念，使得“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民族的被想象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8）

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的半偶然的结合，导致了拉丁文的没落，促使了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成为后来民族的原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9）中华民族的“想象”固然可以用认识论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来解释，但对于那些不识文字、没有印刷科技，更没有资本主义，地处云南边地且风俗迥异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中华民族观念到底是怎样“想象”出来的呢？

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不是“民族”的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安德森所述之民族，应与中华民族之概念相对，也正是边地少数民族群体需要“想象”的民族观念。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需要有传者、受者、渠道和内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其传播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精英。传播的受者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从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甚至缺乏中华民族认同的群体，被一步步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在与入侵的西方势力接触过程中的自觉，但更多的或许是被宣传教育与自我觉悟相互促进的结果。而要在云南边地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渠道、组织形式，辅之于一定的内容和技术手段。

根据尼尔·波斯曼的观点，学校是“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是“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尼尔·波斯曼，2007:37）它可以通过课程设置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达到筛选、灌输、控制等目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笔者将目光转向清末在云南边地兴起的现代学校教育——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其背后有着清政府强烈的军事和国防目的。

随着殖民势力侵入云南，逼迫清政府不得不转变既有的国防观念，加强对西南边疆的关注。从表面上看，先是西南边疆危机导致清政府国防观念的转变，继而掀起了兴办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热潮，然其背后却是民族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思潮的强大推动力，而且国防观念的转变与边地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是相互影响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意识应该在清末民初才最后形成。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所执的一直是“天朝—藩属”的观念，朝贡体制之下的边界意识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南京条约》签订冠以“大皇帝逾格施恩”等字样，一方面是为了自我掩饰，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清王朝作为非现代国家，其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模糊。

处在与西方摩擦最前沿的边缘地带的乡绅、官吏等群体，其关于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是萌发得比较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最先在边缘地带萌发并非偶然，因为它是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是屡屡被迫接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这些惨痛的教训和耻辱的经历经过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反思、总结升华，再加上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等新观念输入的相互作用，变得越发清晰，再经由各种传播渠道使全社会也越发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边界意识、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想象与实践是交融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实体作为支撑，为民族的想象提供资源，在边界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有了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整个民族所要完成的重大使命。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要破除满汉之间的畛域，还得打破之前蛮夷戎狄与汉民族之间的界限，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大联合。在此种思想的指引下，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亦为清政府和当时的有识之士所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主权意识，即一个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利，这就涉及到边界意识。在民族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导下，在英法殖民势力入侵所引发的危机面前，清政府对云南边地的主权和边界意识不断增强，国防观念有了巨大转变。

边地国防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地民族、国民的人心向背，争取人心的手段之一就是把边地少数民族纳入“大民族主义”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 “自觉”的转变。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使边地少数民族树立清晰的边界意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而形成稳固的国民意识、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与共识。于是，边地少数民族教育被提上了日程。

在经历了几轮冲突之后，清政府深刻地意识到必须转变国防观念，若要使国防巩固必先开办民族教育，使边地少数民族知晓中原之风俗教化，懂得必要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进而增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期于国防巩固的同时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接受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的建议，正式在云南永昌、顺宁、普洱暨镇边直隶厅开办“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同时拨固定经费成立 “永顺普镇沿边学务总局”，命李曰垓总理其事，具体负责“土民学塾”的创建及相关管理工作。“土民学塾”创建的目的、具体设置和组织教学的内容、经费来源等，无不蕴含有国防的因素，这说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对边地少数民族进行教育，以达到巩固国防的目的。

另外，从“土民学塾”的设置及其组织教学的内容来看，也同样体现着清政府固边与开化的考量。“土民学塾”开办在永顺普镇沿边地区，共128所，在三府一厅可谓是遍地开花，招收学生3974名，包括傣族、景颇族、傈僳族等26种民族及其支系。（云南教育委员会教育志办公室，1992：48）

至于其学习的内容，因为“土民学塾”的创办主要是以同化边地少数民族为目的，“自应以国文为主科，先之以音读、讲解、习问，继之以抄写、默写，终之以辍字成文。其辅助科目则以习礼、谈话、算术、体操、唱歌、农业六者为限。前三者改良其习惯语言、锻炼其心思脑力，后三者俾其服从规律、陶淑性情、增益智识。而尤在随时觉以尊亲之大义，作巩固国防之用”。（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2001：259）

再次，从“土民学塾”的经费来源，也可以看出清政府以开化分担固边任务的努力。经费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而且，“土民学塾”的费用不是由教育部门拨给，而是从边防经费中直接划出，有着比内地普通学校教育更多的经费保障和职责要求。此外，由于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清政府为了留住教师，给的津贴比内地学校要高；学生上学不仅不收费、无偿供给学习用品，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贴。

清政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有着固边与开化的双重诉求。政府借助于新的印刷技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武器，以及学校教育的形式、精心安排的课程内容，试图同化边地少数民族、巩固边防。新的技术手段、思想观念、组织形式有机结合，使云南边地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与传统民族教育、内地教育不一样的图景。

清政府以教育巩固国防的直接动因是边地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朝廷体制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不同，以及所带来的观念和行为上的不同甚至是冲突。当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后，自然习得了其规则和运转的逻辑。巩固国防首先需要有明确的边界和清晰的边界意识，边界之内的人民、土地等是保护的对象，边界之外则是防卫的对象。边界内外大有区别，思考的逻辑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和现代民族国家问题、边界问题扯在一起，那是因为土地是不动产，而人民是可以移动的，支配移动取向的是思想意识，教育对于人的思想意识有着极强的形塑作用。

“土民学塾”的创办和推行，展现出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上层精英的民族主义与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非边地民族之民族主义与边地民族之民族主义。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很多元素来自下层、边地，进而传播到上层、内陆，或者由二者共同完成。但就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往往是教育与改造的关系。

因为固边与开化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愿望，加之当地少数民族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政府要求入学的行政命令看作是“当差”。为了应对政府的强力，完成摊派的上学名额，云南边地民族学校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较为少见的“学差”现象，即出钱雇人替自己的孩子上学，以完成上级分配的入学名额。

云南边地出现的“学差”现象，从源头上来讲，是“大民族主义”理想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所遇到的阻抗，本质上是对强迫教育的一种反抗，是“不反之反”，政府当局的良苦用心与边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知和现实需求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对接，一味地只是想改造、灌输的教育自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必要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良好的信息与新闻传播环境是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郑保卫，2010:序一）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里，现代学校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地方还不完善，边地少数民族群众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新生事物，学校教育的推行也需要一个不断尝试和调整的过程。总体来看，尽管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其因时而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和巩固，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和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英法殖民势力侵入云南所引发的危机，使清政府认识到云南边地国防的重要性，在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作用下，从清末到民国，以巩固边防和强化边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为目的的边地民族学校教育被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应运而生，并逐渐为云南边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奠定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云南边地的传播过程，其实也是教育同化的过程，尽管它遵循的是由大民族到小民族、精英阶层到普罗大众的传播模式，是一种主动与被动、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但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和流布，与最初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危机与因应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在边缘酝酿、中心生成又反传边地的过程。

在主流思潮、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云南边地的既有秩序、既有文化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边界问题、国防问题、教育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被揉合在一起，国家的行政措施有时难免超越当地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由此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新的问题。但以印刷科技为代表的“技术世界观”、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传统世界观”在经历了紧张不安之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并共同生长。这一点，后来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充分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的组织形式固然促成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和思想观念的巨变，但传统的世界观在裂变中传承。云南的边地依然有少数不通汉语者，他们的生活传统虽然因为国家划界而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传统的“世界观”依旧强大。跨国婚姻、跨国经贸文化交流，国家口岸的设立，国门形象工程的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的推进，定期开放的边民互市，边民通关便利化，以及其他一些针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等，正在以新的形式，超越传统的、技术的世界观，形塑着边地与内地新的共通的意义世界。

封面及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