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收听本节目，请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
↓↓↓
阅读原文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也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而在香港回归之前，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与英国进行了22轮谈判……
那么，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周南，是如何在一个英文冠词的取舍上，机智诠释“主权移交”的？周南又是如何通过一顿涮羊肉，探知英方谈判策略的？中方请各国外交官看电影《火烧圆明园》，为何英国外交官不愿参加？邓小平是如何冲冠一怒解决香港驻军问题的？中英交接谈判为何交锋到了最后一秒钟？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交锋到最后一秒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
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铁娘子”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会谈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下定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周南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
据周南回忆，“中英谈判最初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在一次谈判过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中英谈判中国代表团合影
之后，周南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恢复行使主权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姚广在前台，周南在幕后，周南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英方打“民意牌”，中方也针锋相对的回应。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中国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官员很敏感，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而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
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想请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
周南接着说：“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回忆说：“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周南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说：“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则补充说：“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反驳说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两句诗，大意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
邓小平听说英方一直纠缠驻军问题后非常生气。周南回忆说，“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邓小平破例把记者留了下来，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鲁平回忆，邓小平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
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先生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周南告诉他：“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这次通话结束后，就没人再提驻军问题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1997年6月30日23时40分至7月1日零时20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著名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段大约40分钟的交接仪式，隆重、得体、热烈、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让人记忆犹新。
1996年年底，交接仪式筹备小组进入香港开始前期工作。然而．这样的主权交接仪式世界上尚无先例。所以，一切只能由自己设计策划。在具体安排中，最关键的是要完成中央交给筹备小组的一个重之又重的任务：确保中国国旗必须在7月1目的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让香港的主权准时回归祖国。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由于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还归英国管辖，因此所有工作都必须得到英方的协作，才能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让五星红旗准时升起。相关人员回忆说，当时为了确保英国方面在这一点上的合作，筹备组的成员与英方代表进行了大约10次正式谈判。
有时候，正式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就只能举行非正式的外围谈判。英国要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本来就极不情愿，如果再让中国在全世界的注目下风光地接手香港，英国方面就更失落了。因此，在交接仪式的具体安排上，英方设置了众多障碍，与他们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
一开始英方说，英中关于香港回归的协议上，只说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并没有规定几分几秒的具体时间。而中方则据理力争，说7月1日就是从零时零分零秒开始的。
英方在交涉之后，曾表示英国的国旗将在零时零分零秒降下，至于中方国旗何时升起，英方不做评论。为此，我方又与英方进行多轮谈判，最后英方只同意在30日23时59分59秒将英国国旗降下。这样的话，给我们准备升旗的时间只有一秒钟!国旗升起同国歌奏响应同步，而我军乐团指挥的指挥棒抬起就需要两秒，也就是说英国国旗必须在6月30日23时59分58秒降下，才能确保我国国旗在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负责具体操办仪式事务的外交部礼宾司原副司长安文彬直言不讳地对英方代表说：“香港已经被你们占领了150多年!而现在我要的只是2秒钟，你却是这样无理相拒。我认为英方这种态度不仅中国人不能容忍，世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眼见这次谈判又要陷入僵局，英方代表戴维斯急忙把中方代表安文彬带去另一个房间缓和气氛。双方代表又交锋了几个回合，戴维斯终于亮出底牌，他表示，英国的国旗可以在6月30日23时59分58秒降下，甚至还可以提前，但中方必须保证，中国国旗只能在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升起，决不能提前。听到此言，安文彬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又回到谈判桌前，由英方代表正式陈述方案，中方正式回应。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世界新闻报》 周南、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