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新中国新闻学建设70年：从“新闻无学”到“显学”初现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切之，磋之 ； 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 琢之，磨之 ;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 奖之，励之 。

（一）“新闻无学”余音不散

在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对其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无用论”“非科学论”“本质真实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甚至有人认为领导的话就是新闻。特别是自19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的余音不散。郑保卫曾忧心忡忡地谈道：“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张涛甫称“保卫新闻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弱者的反抗”，传播学蚕食了新闻学的话语版图，打破了中国新闻理论的结构，稀释了新闻理论的合法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低估和贬损，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忧虑。

（二）失真、失范、失当：新闻学危机迭现

人们对新闻学的轻视和非议，与近年来新闻学领域存在的大量失真、失范、失当现象也有密切关系。在学界，新闻学学术研究中频繁出现抄袭剽窃、学术造假，以及同质化严重和“泡沫化”倾向等学术“失真”问题。在业界，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虚假新闻泛滥的现象却是愈演愈烈。从刘强东案涉案女子涉嫌诬陷被美警方收押事件，到快递小哥因快递被偷雨中痛哭20分钟等虚假新闻被专业媒体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直接转载，以自身的公信力为之“背书”，以假乱真。在当前“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生态中，追逐时效性和引爆点的代价就是丧失了新闻最基本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瑕疵的报道一旦发出后，很快就会遭遇反转，令新闻业持续陷入失真、失当的风险境地。

新闻的本质是对事件真实、客观的报道，而非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从而导致“失范”现象严重。从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来看，“人人都有麦克风”给每个个体带来话语权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道德伦理问题，传统的道德标准时常被忽视。特别在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往往忽视尊重当事人的感受,缺乏有人文关怀的新闻报道。由于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强化了社交媒体的传播性能，因而在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一些“标题党”加工、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的关注。但对于这些现象，新媒介中的批评意见往往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陷入了一种“人人都批评”的境地。从新闻学理论范式的角度分析，新闻学没有专属的理论范式。刘海龙认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存在范式危机，从否定政治学范式到走向哲学范式，但试图去政治化的哲学范式反而走向泛政治化，确定了唯政治性独尊的新闻理论范式。虽然新闻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这一哲学范式影响，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却未能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范式危机下，学术与政治界限的模糊，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的学科困境一直无法突围。吴飞悲观地说，如果我们不进一步解放思想，给学术更多自由讨论的空间，只是让新闻学处于领袖观点阐释甚至只是有限作注的境地，那么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繁荣和范式创新就不过是一种奢望。其二，如何破解新闻失真、伦理失范困局，增强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公信力,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任重而道远，若要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显学”的道路发展，坚守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妥善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仍然是新闻学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新闻学缺乏标志性的经典理论专著

目前，中国新闻学者尚未提出或得到国际新闻学界公认的新闻学学术假设、公式和著名理论。诸多学者在运用学术理论来论证所要研究的问题时，大量引用国外的新闻与传播理论。陈力丹认为，国外的学术理论要根据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环境来说明、发展，修正已有的理论假设或公式，而不能用“西化”来扣帽子。教学尚可去借鉴外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缺乏标志性的理论经典专著，很少有学者做出有影响的创新研究。而邻国日本学者松本君平在1899年就出版了在世界新闻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地位的《新闻学》，这也是日本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03年译成中文。该书对报纸的性质、作用进行了阐述，令人耳目一新。宁树藩对《新闻学》的评价远超过清末民初我国报人、学者的研究，他认为此书不仅表现了美国式的研究潮流，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新闻学研究的深入。西方经典新闻学理论著作更是举不胜举，如美国新闻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13年）、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等等。直至1919年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成为了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开端，但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中提及，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民国初年，邵飘萍、黄天鹏等人先后出版的新闻学专著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和学术背景的限制，他们的著作大多是“自成体系”，缺乏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商讨，谈不上标志性的经典理论专著。

（一）“科学的春天”呼唤“新闻显学”

多年来新闻战线的极“左”思潮为害颇深，十年动乱，新闻界又受灾最重，且祸及全国。直到1980年5月，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召开，才拉开了中国新时期新闻学术研究的帷幕。甘惜分在会议中提出：“在我们的新闻工作队伍中，常常有否认新闻工作存在规律的人们，他们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党决定宣传什么和怎样宣传，新闻事业就紧紧跟上，这里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循，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闻学也不是一门科学。”何光先于1982年在《试论新闻的科学性》中驳斥了“新闻无学论”，并认为“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的有规律性的科学。”1988年，他再度强调：“我们论证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目的并不在同谁争高低，也不在于同谁争职称，其目的仅在于认清它的规律，掌握它的规律。”随着甘惜分完成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新闻理论基础》，经过全国新闻学者对“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的讨论基本分清了新闻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新闻学有专门研究对象，不仅有规律可循，还在快速形成学术体系，“新闻有学”已逐渐成为新闻界的共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新闻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88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成立了全国最早的两所新闻学院；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全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所长由甘惜分担任。到1991年底，全国新闻学教学点增加到60余个，分布在29个省市自治区院校。新闻学者从不同的视域进行多元探索，新闻理论研究逐渐深化、细化，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完善研究方法，因此进入了一个学术争鸣相对活跃的崭新时期，在“科学的春天”呼唤“新闻显学”的学术地位已崭露头角。

（二）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学科重建

透过历史表层走向历史深处，不难发现，造成当时新闻界乱象丛生的原因，恰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学科重建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学与民国时期的新闻学之间是一种彻底断裂的关系，新闻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和教学研究队伍必须完全重构。因为单纯强调新闻业务、过度强调政治属性，新闻学基本上成为政治学的附庸。各地大学虽然开办了少数的新闻学专业，但新闻学研究基本成为政党文件的注解。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才真正获得学术讨论的自由空间，新闻学逐渐向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如何定义自己的问题，新闻学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不断加深对“新闻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吴高福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新闻既是以客观事实作为绝对前提的；同时，它又是一种由主观因素积极参与，并包含着主体一定目的、需要的社会意识现象”。当然，追求科学精神自是没错，摆脱极端政治话语也是应当，更不用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研究方法日益创新、文献资料愈发丰富、学术成果更加多元。与此同时，在不断扬弃自身的探索失误和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渐渐走入一个极端：不假思索地追求所谓“客观、中立、科学”的学术话语，对过去的成功经验和现实的政治避之甚远。一些学者主张提高新闻学学术水平和理论抽象程度以应对“新闻无学论”的质疑，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开始对“新闻本体”、新闻学原理等纯学理的高度抽象的探索。

如今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不断巩固，新闻学专业的教学点超过1000个，每年培养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数万人，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我国新闻学发展蓬勃、生机旺盛。

（三）东学西渐，“新闻显学”显现

新闻学虽不同于哲学、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等学科拥有几百年的历史积淀，但其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特殊属性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中独树一帜。正如詹姆士·凯利所强调的：“新闻学应该植根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它与政治联系，从而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与文学联系，从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与哲学联系，从而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与艺术联系，从而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与历史联系，从而建构自己的意识和直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引发了新闻学者在宏观层面的广泛讨论。新闻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这一学术地位的取得是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1.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回归本位，取得了重大进展。 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著作始于1980年，据能收集到的资料，至2018年初，我国共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著作90余部。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是我国第一部深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专著，历经10年完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也成为高校新闻学的必修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者已有了回归学术本位的学术自觉和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团队近年来相继推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问百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等多部专著，好评如潮。

2.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深化传统的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拓展了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领域，并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开创了新闻传播学、新闻法制学、新闻社会学、传媒经济学、新闻美学等交叉学科。并将传播学的抽样调查、定量分析、数据统计、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运用到新闻学的研究中。

3.学术论著数量快速增长，学术成果斐然，立项科研项目大幅增长。 中国大陆地区新闻理论研究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论文数量快速增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至今，发表学术论文上万篇，出版新闻理论专著及教材90多部，新闻交叉学科专著（含教材）60余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84年余家宏、宁树藩、谭启泰等编著的《新闻学简明词典》，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到2014年童兵、陈绚主编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不仅反映了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还显现出新闻学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的积极努力。

4.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地位迅速提升。 多所高校创办了新闻学专业，到1997年，全国新闻学教学点增加到120多个，而到了2017年12月，全国600多所高校新闻专业教学点已增至1244个。正所谓“明者因时而多变，知者随事而制”，随着新闻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与时俱进。1988年，新闻学回归成为文学门下的三级学科；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将新闻学提升为文学门下的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成为文学门下的一级学科，并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2004年，新闻学又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学科之一。从“新闻无学”到多层次、多种类的办学模式，再到建制性的和学科门类的规范，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不断稳固。同时，新闻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在世界新闻传播学各类会议上可以发出中国的声音。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足以说明新闻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