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修订本）读后
周少川；吴 漫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学术、梳理学术发展脉络的传统，从先秦诸子论学，到《史记》开设《儒林列传》、《汉书》创立《艺文志》，延至宋明，历代皆不乏名贤对前代或当代学术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到了清初，浙东学者黄宗羲终于独树一帜，撰成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此书依学术源流，“支分派别，条理粲然。其于诸儒也，先为叙传，以纪其行；后采语录，以列其言”。采用案序、小传、语录、评语等体例，记述了有明一代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和发展演变，构建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更为重要的，是黄氏的学案史重视反映学派授受源流的嬗递演变，着意展示“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之处，正宜着眼理会”，从而揭示了各家各派学术的多元潜质，把学术史的考察置于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
近代以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更是站在近代新学的高度，对古代学术史重加评判，揭开了学术史研究新的一页，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学术史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探讨。比如，梁启超先生便从旧史儒林传、艺文志说起，直到清代的《汉学师承记》、《学案小识》，简要条理了学史专著的渊源及在清代的成就。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也说：“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20世纪以来，对于学术史之史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对《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论述上，而陈祖武先生的《中国学案史》则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以及学术史编纂体例的变革和创新。
祖武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史海邀游，已近半个世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致力于学术史史籍的研究，并于1994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学案史》一书。十余年来，陈先生并未停止对学术史之史的探究，他在旧稿的基础上，补充材料，增设章节，表阐新意，又于近期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
新著凡十章，二十多万字，根据学术史史籍的特点，将其置于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予以考察，辨析入微，详实细致地梳理了中国学案体史籍发生演进的全过程及其与现代史学的接轨，展现了一幅中国学案发展史的生动画卷。书中博采文献、融会古今的学术积累，求实严谨、批判创新的治学风格，清新隽永、简洁流畅的精妙文笔，令人抚卷深思、久久回味。
学案体作为我国古代学者著述学术发展史的特有编纂形式，是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对其演变源流作全面系统梳理的著作。陈祖武先生的《中国学案史》率先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当代学术史研究中自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就一类专体史籍做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目前仍属少见，仅有王锦贵的《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而对学案体作专题研究，陈书则是第一部。陈书对学案体史籍源生发展的全程做了系统考察和董理，追源于先秦诸子对“百家之学”的论列，终结于20世纪“学案体史籍的余波”：侯外庐《船山学案》、钱穆《朱子新学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等现代学术史的编撰，原原本本、始末详备。从而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开出一片新天地，创辟了学案史研究的规模，对于学术史学史的研究颇有拨云见日的启迪之功。
在纵向梳理的主线下，作者抓住各发展阶段中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代表性史著，做深入的个案研究，从撰述背景、撰者学行、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及其影响等方面详细剖析，通过对文献和史实的精审考证，疏通解疑。如第二章对《明儒学案》完成时间的辨析，第七章对《宋元学案·深宁学案》引用《困学纪闻》时文献讹脱的校订，第九章关于夏孙桐在《清儒学案》编撰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论证，等等。周匝缜密的个案研究为宏观把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番纵横交织的条分缕析，中国学案史的演进则已枝干清晰、然在目了。全书的论述最后落脚于画龙点睛的“学案解题”上。何谓学案？学术界于“学案”的概念众说纷纭，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结合“学案”一词在学案体著作中的实际运用，明确指出：“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第259页）这一论断剀切中理，信为学案解题之精辟论断。
白寿彝先生主张，史学史论著“要把史学发展过程的脉络写出来，至少能给读者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要把历史时代的特点及其跟史学发展的关系写出来，要把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学术成就摆在时代的潮流去把握”。作为中国学术史的特殊承载形式，学案体史籍的产生发展有着史学史、文献学和思想史的依据。针对这一特点，陈书对传统学案史的理析，既从史学史、文献学角度阐释学案体史籍的发展成熟和转型，又在思想史的演进中揭示其衍变的必然性。这正是体现了白先生关于两个要“写出来”的目标，即一方面廓清了学案史发展的脉络；一方面通过对时代思潮的思想史分析，说明了学案史发展的内在理路。
其一，从史学史的角度展现发展轨迹。作者先为学案体史籍溯源，之后考述南宋学案雏形《伊洛渊源录》的问世，明清学案体形成过程中《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再论清初《明儒学案》建立学案体的里程碑价值，《宋元学案》完善学案体的成就；再分析《国朝学案小识》致力于“当代学术”整理的内容，及其努力变通反而导致向纪传体儒林传回归的失败；最后讨论民国初学案体史籍的殿军《清儒学案》，认为此时学案体史籍达到了极度成熟。而此后，以梁启超、钱穆二先生的同名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标志，学术史的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的一页，实现了与现代史学的接轨。我们认同作者所言：“梁（启超）先生的卓越之处在于，试图去探索清代历史上，递相出现的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合而视为一个独立的思潮，进而找出这一思潮与其前后历史时期所出现的联系。”（第242页）可惜梁书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由于历史和认识所限，最终未能如愿。然而通观陈书，我们却欣喜地看到，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案史著述，把握了前贤哲思的精髓，在学案史的研究中，成功地实践了上述设想，沿着史学史的进程，将历代学案体史籍置于学术思潮与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辨析各部学案史籍的学术地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环环相扣，析理入微，不但生动而详实地再现了学案史蜿蜒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揭示了其中转折变化的机窍。因此，在陈先生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学案史，不再是一个个学案体史籍的孤立罗列，而是骨肉相联，不可分割的一个灵动鲜活的有机整体。
其二，通过思想史的分析考察不同学术史著作的内在特质，阐幽发微，启人耳目。传统学案体史籍承载了传统学术的发展史，其主要以儒学为研究对象，注重儒学流派和师承、语录、家学渊源和交游等。陈先生专擅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学术思想的演进中探讨学案体史籍的发展，故能得心应手，说中肯綮。例如，陈书对堪称中国学案史之祖——朱熹《伊洛渊源录》的专题研究，从南宋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朱熹的学术师承入手，揭示朱熹以程学干城的身份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为确立二程学说之儒学正统地位而著述《伊洛渊源录》的原由。又如，于阳明学背景下探讨周汝登的《圣学宗传》，揭示其撰述原因、编纂形式的拓展等。再如，剖析晚明理学危机及清初学术演进大势，为探讨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必要铺垫，书中指出：“明清之际，在对阳明学以‘阳儒阴释’一类指责此呼彼起的情况下，用这样的学术演进观去总结宋明理学，勾勒数百年的理学脉络，虽然未脱以史学昌学窠臼，但是较之深陷门户泥淖，斥阳明学为异端的朱门后学，不仅要高明得多，而且也更接近于历史实际。”（第92页）这种基于深厚研究之上的真知灼见，往往发人所未发，凸显了本书研究的认识深度。
《中国学案史》一书始终贯穿着陈先生批判创新的问题意识，从而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例如，在对晚明学术思潮的探讨中，作者批评了前人考论宋明理学时将阳明学术与朱子学术对立的做法。指出：由朱子学到阳明学，是理学发展的一个过程；将数百年的学术演进看作一部学派对立的历史，与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不相吻合；阳明学既是继承陆九渊心学主张而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学派，同时更是对理学，既包括陆学又包括朱学的发展。这些观点的提出，为今后的理学史研究，开启了健实发展的方向，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见识。又如，书中首次以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为对象，钩稽《清儒学案》之精义，阐发钱穆关于有清一代理学发展四阶段的不刊之论及其治学方法，对钱穆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再如，就徐世昌《清儒学案》论康熙帝学术随意溢美、无视民国的社会进步、人物编次以清廷好尚为主、对吕留良的信口诋斥、遗漏一些清代重要学术人物、编纂体例上的局限等未尽允当处提出商榷。书中批判创新的问题意识，或表现于行文中随机而论，或辟出专题，集中处理，实有助于明辨是非，纠正学术史上一些成见的误失。
中国古代学术史因其历史漫长、积淀丰富而带来研究的艰辛，但同时也因其多姿多彩而引人入胜。通读《中国学案史》一书，可以发现，事实上，古代先贤已在这个复杂而有兴味的领域辛苦耕耘，留下了记述基本文献、思想主旨、历史传承的丰硕遗产。仅以叙述历史传承而言，一部《宋元学案》中，各学案除案主的本传、著述外，还附有讲友与学侣、同调、家学、门人与私淑、续传与别传等各种师承关系。既完整地记载了一个集结在共同学术路线下的学术队伍，又反映出权威代表与追随者之间亲疏远近、不同层次的授受源流，不啻一部活生生的学派史。晚近一些学术史专著常常重于学术思想的剖析，而疏于文献考辨和学派史的研究。其实，充分利用古代学案史所提供的史料和线索，还可以把学术史写得更为丰满和精彩。这也是我们拜读《中国学案史》之后，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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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