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本书就能颠覆你的人生观？你想少了！

赫拉利热：

当历史怪才击中国人读史的软肋

撰文   |   陶林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相继问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脑洞大开”的阅读风潮。仅仅在中国，这两部书累计销量多达二百多万册，掀起了一股“简史”出版的热潮。除商业营销的成功之外，“赫拉利热”本身包含着若干值得我们深思的书写、思考和阅读密码。

图片由赫拉利提供。

对大问题的思考冲击惯性思维

1976年出生的赫拉利，是一位任教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历史教师，并属于“青椒”（青年教师）行列。熟悉中国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况的人都知道，在类似的这个阶段，青年教师永远在艰苦搞课题、写论文、出成果，以使得自己在学院体制内不断进化。赫拉利原本也不例外，他博士研究的课题是中世纪的军人生存状况。突然有一天，阅读了戴蒙德赫赫有名的人类学专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他大受启发，开始着手跳出自己狭隘的研究范围，着手思考一些“大问题”。《人类简史》因此问世。

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无论是《人类简史》还是《未来简史》，都是让一般读者产生“眩晕”的机械复制印刷品。在每本书不到五百页的篇幅里，赫拉利对人类历史脉络做了一种个人化的解读。除历史学之外，他的写作还间或涉及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未来学等知识，信息量很大。与此同时，赫拉利书写出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大历史”式的思考，从而给出了一个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显得有些含糊、但判断结论简单可辨识的世界观。

随着两部简史的畅销，“博学”、“震撼”、“天才”、“卓越”之类的词汇，纷纷汇集到这位年轻历史学者身上。然而，在书籍的历史上，就思想的特异性而言，诸如维科的《新科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尼采《偶像的黄昏》和福柯的《愚人船》，甚至遥想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都曾引发类似轰动效应。

可惜的是，赫拉利并不像上述的思想大师那样，真正重在阐述自己独一无二的思想。通读两部书下来，赫拉利的各种“思想”和判断写得过于武断、过于潦草了一点，可以冲击普通读者的惯性思维，却经不起逐句推敲。也正因为严密论证的阙如，即便作者的写作态度很严肃、认真，两部书依然像是诸多知识的缩写、汇编。许久以来，从未有过一部专门探讨历史理论的著作如此被大众青睐过。对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的大众，两部简史无疑发挥了一种“信息整合平台”的作用，成为串联大众琐碎认知的拼图底版。不过，也有学者将这种书写称为“科学鸡汤”式的写作，把《人类简史》称为“糟糕的历史书写”，而把《未来简史》则看成一部科幻作品。

摄影：Daniel Thomas Smith 来源：The Guardian

 国人好读史让简史书热销

中国民众超低的读书量一直是当下民族文化的大问题。纵然在这个超低阅读量之中，中国大众有一个难于改变的传统，就是对历史强烈的嗜好。

如果中国的儒家文化算一种亚宗教的话，那么它所提倡的教义核心之一，就是用历史评判的“春秋传统”——或者说历史崇拜、时间崇拜。国家叙事被当权者靠法权掌握，那么大众能够寄托为真的公众语言似乎只有历史叙事了。或者，对于中国人，历史既是缔造共同认识的纽带，也因为对当下的无力感的抵抗。历史成为中国人普遍挥之不去的情结，比之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国人普遍喜欢眷念一个辉煌灿烂的过去。

正得益于中国大众对历史的嗜好根深蒂固，简史类书籍的走红，在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事情。对历史的“鸡汤”和“调侃”，从“百家讲坛”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多媒体的传播更充分迎合了大众的这一趣味。“历史叙事”开始向草根化发展，没有历史负担感的年轻一代，随性随心地书写历史，把历史混搭进现实的语境调侃、发挥、浅显化、口水化。

随着互联网升级到视频可以轻松传播的时代，各种借助自媒体平台涌现出来的稍稍专业一点的历史讲述者，让通俗戏谑的历史讲法向无限多元化发展。这样铺天盖地的浅白历史培育了大众对于历史的态度，就是好玩、有趣，一种有滋味的休闲。微信时代的到来让这种阅读更加碎片化。即便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除专业领域之外，甚至连常识都很贫乏。匆忙的生活节奏，浮躁而封闭的生活空间，娱乐至死的传媒世界，让整体性的深度阅读显得更为奢侈。

在这种阅读背景下，出版市场不吝制造一种幻象，就是推出那些读最少的字，让人获得最大、最前沿的信息量的快感。这既是当下最实用和功利的阅读心态，或许也包含着简史被热捧与热议的奥秘所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赫拉利生逢其时的奥秘所系。在“正确”的时候写出“正确”的一本书，便是“应运而生”。

简史体唤起教科书情结

对于简史的喜爱，也跟人们所受的历史教育有关。历史教科书其实都是类似的“简史体”，在某一种主导理念的框架之下，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却总那么似是而非，诸多细节未必经得起推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写出类似教科书的文本，对某个领域进行一个综述，那么它很大程度上能够唤醒读者心中那种潜藏的“教科书情结”，进而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追捧。本来，赫拉利也是一位大学老师，《人类简史》的写作初衷，也就是为他的本科生们讲历史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色列课堂版的“百家讲坛”。

对从微信中熏陶阅读的国人而言，历史教科书恐怕是很多人所阅读到的心目中最权威的读物，也是最后一部整体史观的提供者，大部人一生都依赖于历史教科书而得来的历史观、世界观来看待世界。

有意思的是，两部简史之中，赫拉利所表达出来的无神论思想、对其心目中“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人文主义”的质疑等等，对中国读者而言，几乎与历史教科书的课本是同构的，自然阅读起来绝无间隔，甚至连那种夹叙夹议的文风都同气连枝——否则，难以解释在去年同样推出的，由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所撰写的《知识大通融》问津者寥寥。因为威尔逊那种对历史“小切口、深分析”且娓娓道来的细致行文，对读者而言极其烧脑，并无阅读快感可言。

《知识大融通》
作者：爱德华·威尔逊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一篇旧作中，我探讨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现象”。《万历十五年》所提供的“历史叙事”因为极度的日常而“反常”。黄仁宇似乎把历史做了一个时间切片，以扎实的史料把握和毫无褒贬的叙述语言（而非“大义”满满的“春秋微言”），对大明王朝做客观的观察与思考。虽然黄仁宇在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大明王朝的危机在于“不能用数目字管理国家”，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这部著作给读书人内心的震动是极大的。“历史学的革命”就此爆发，那种以论套史，用浮泛的政治说辞来强解历史的空疏自然被搁置，而传统的以人物、人际、人事为核心，权谋史观、阴谋论、小人君子斗争之类的道德史观，则被一种现代应有理性、科学、多元的史学态度所革新。这种对待历史扎实认真的态度，是好大乐宏、志大才疏的文字所欠缺的，是几乎被我们所遗忘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五四新文化态度。那是真正开一代风气的。

这就涉及了一个什么是“书”、怎么看待一本书的问题了。

事实上，正如赫拉利自己所反复提及的理念，所谓“世界观”，只是源于智人进化出的一种本领，那就是想象之物，想象世界的方式；所谓“历史观”，不过是一种讲述世界的方式。

其实，关于历史，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肯定不如《枪炮、细菌与钢铁》那样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未来，《未来简史》未必比《奇点临近》之类的著作，更前沿、具体，更具有启发性。但大众肯定看不进去那些艰深的“专业著作”，赫拉利的应运而生和大受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奇点临近》

作者：雷·库兹韦尔

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0月

眩晕不能完成民智启蒙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历史阅读丰富多彩，也同时在悄无声息地推进着开启现代大众民智的启蒙。这十多年来，大量的欧美史学、社会文化著作被翻译到了中国，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量翻译西方文学经典的热潮很是相似。每年中国译入之书与推出国外之书比达到15比1，这些源源不断、随意涌入的新书不断带给中国读书人以思想的冲击与启迪。当下，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学院，能否跟上这些思想前沿著作进行思考，特别考验写作者和阅读者的思想功力。对大众而言，“犹太人”代表着智慧，犹太的历史学者的文字自然充满了《塔木德经》书写者那样的先知意味。

写作类似赫拉利两部简史这种铺陈大书的人（诸如《中国可以说不》、《大败局》等），都喜欢发表“悲观”言论，喜欢直陈“危机”、铺陈“黑色的未来”，通过对未来一个灰暗前景的描述来赢得大众的关注。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这是一条公理。人类对未来最为悲观的论调，莫过于《罗马宣言》之类的文件了，但那是书写者自己造就的悲壮感，似乎并不能真正左右历史的进程。一部书写满悲观未来，并不妨碍它成为受大家欢迎的书。

在两部书中，赫拉利谈及农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讨论了人脑与计算机融合的可能，还讨论了幸福的真谛以及人生的意义。这些问题虽然都很大，但能引发大众的一些关注和思考。恰如电影《盗梦空间》里那一枚小小的陀螺，赫拉利让大众眩晕了一次，却也在很多人的心中转动了一个隐秘的理念，使他们从此获得启示。但是，真正要求得历史的事实，还需要读者自己开动脑筋。

恰如尤瓦尔·赫拉利自己所说：“我觉得人们作为个体就会对自己有过分夸大的看法，当他们去把自己当做一个物种来看时，自然也免不了有过分夸大的看法，我们往往会认为我们人类的能力以及在这个世界的地位都是独特且卓越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读者如果在看完《人类简史》以后能够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真实位置’有现实的了解，那么我会觉得我的书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对话赫拉利

《未来简史》

作者：雷·库兹韦尔

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0月

“美丽新世界”

 我只描述可能性，目的是警示

新京报：如果说《人类简史》书写了一部关于人类的现代神话，那么《未来简史》则在讲述人类将如何退出未来的历史舞台？

赫拉利：是的，我们正在趋近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终点。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过诸多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变中不变的是，我们与先人有着同样的生命形态。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类将迎来历史上首次重要变化。在40亿年中，生命的进化一直遵循自然选择法则，生命无论以何种奇异形态出现，它仍是有机体。而今科学将与智能设计一起替代自然选择法则，创造非有机的生命新形式。

 

新京报：在这个大跨度中，目前我们正在趋近的是算法时代，人类会放弃意义，追求力量。我们担忧，当没有正当的意义去制衡力量时，人们很容易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譬如德国“纳粹”时代。你对算法时代有什么担忧？

赫拉利：足够的数据和运算可以制造强大的算法，算法会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它能够知道你的欲望、预测你的决定，甚至为你决定结婚对象。但这样强大的算法潜藏着危险。比如它意味着政府可以更好地控制人民，造成比纳粹时期更可怕的压迫。即便在民主国家，人民也可能受到新形式的压迫和歧视。而个体想要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过去的压迫和歧视针对某些特定群体，如妇女、同性恋、黑人，人们可以联合起来对抗歧视。但试想，如果算法强大到否定你DNA中的某一个基因——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很难和其他人形成反抗联盟。在21世纪，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针对个体的歧视。

新京报：书中提及的另一个可能性是精英和普通人的分化导致不平等加剧，似乎我们在读的是《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或许你并不期待这样的未来，而是发出提醒？

赫拉利：是的，《未来简史》聚焦的是科技发展的阴暗、危险的那一面。企业家和工程师总会强调新科技阳光的那面，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责任是提醒人们注意危险。技术的发展确实会给人类赋能，但很难说我们比以前更快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愤怒、不满引发的风暴轮番来袭。我们拥有更大的力量，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更好的伦理去引导我们如何使用它。我相信伦理在未来将会比任何时代都更重要，一些伦理选择我们已经在做了，例如以生物科技创造“绿色肉类”——在实验室从生物细胞中里制造出肉类，以此替代或减少对动物的杀戮。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新京报：你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和责任发出提醒，现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更多元，比如提问VS解答、寻找确定性VS描述可能性。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历史研究的意义？除了主流的“以史为鉴”，会有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出现吗？

赫拉利：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从过去中学习，而是要从过去中寻求解放。我们都生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遵循特定的范式、价值观，被特定的经济、政治系统操控。即便不喜欢，大多数人也不会去诉求改变。其实我们忘了，正是前人用一连串的事件塑造着当代社会，也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所以，改革者通常会从解释、改写历史开始，以此引导人们重新想象未来，比如卡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描述无产阶级如何被压迫，而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则要解释他们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造成的。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就有可能创造新未来。

新京报：作为历史学家，怎么理解你的新身份——风靡全球，引发争议的“未来专家”？

赫拉利：坦白讲，我更喜欢阅读关于过去的书，比如一本关于中国明朝时代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但在21世纪，如果历史学家不读关于科技发展的书，这个群体的知识和思想会变得越发贫瘠，不能帮助人类做出明智的决定。讨论未来确实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正如我一贯申明的，我不做预言，我只是在描述可能性，目的是警示。我希望人们看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之后，能够深思我们的选择，从而做出明智的决定。

争议与回应

 明智地使用技术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

新京报：在欧美社会，《未来简史》是否比《人类简史》引发更多争议？因为你不仅重新定义了“宗教”，还认为在未来数据主义将替代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读者翻开这本书会发现，18世纪西方孵育出的平等、博爱、民主等都过时了？

赫拉利：的确如此，因为《未来简史》挑战了西方社会关于宗教、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认知。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精神、概念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所有传统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并非永恒真理。它们都是“人类发明的故事”，在特定条件下有益，但随着社会变化，它们需要改变、适应，甚至变得过时。正如当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基督教并不能给当代工业社会催生的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时，新近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会出现。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也会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变得过时——如果它们不与时俱进。

新京报：书中的核心概念如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其定义都经过了简化。理论简化有风险，如何保证你的论述在最大程度上有说服力？

赫拉利：我将人文主义简化定义为人类感受至上。比如人们根据投票者的票数选择总统；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在艺术领域人们也有审美的追求，因为美是人类感受的一种诉求。自由主义，就是相信自由高于一切。既然人类感受至上，那么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人类他们想要的自由，让他们表达想要表达的感受——除非这会伤害其他人表达感受的自由。

这些定义的确是简化的。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但因为这是写给公众的书，化繁为简很重要。我并不排斥那些写给少数教授、专家看的复杂读物，但学者有一种职责，是把科学新发现传达给公众。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公众可以理解、接受，且有吸引力的方式，不然如何去影响社会？

新京报：你确实影响了很多中国读者，原因之一是书中高频糅杂着不少中国元素，从汉代的司马迁、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再到当代的雾霾，是为了吸引中国读者和市场，或是激发东方智慧参与思考人类未来？

赫拉利：我写的是全球史而非西方史，以多国历史举例很重要。中国在人类未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要写一本关于未来的书，吸引中国读者尤其重要。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的，比如全球变暖、全球贫富差异等。一些有潜在破坏力的技术如人工智能迅速崛起，为应对挑战，我们需要全球合作。不然，比如即便俄罗斯或日本允许某项科研，美国再怎么禁止也是无用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21世纪承担特别的责任。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领跑，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长久的多民族共处经验，懂得如何使生活在不同地域，处于不同气候、经济条件下的多民族找到平衡。这对于未来人类谋求共存至关重要。

新京报：可惜与你的期待不同，很多中国读者把《未来简史》——带着兴奋或批判——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视你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言人。

赫拉利：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朝鲜和韩国都能接触到现代科技，却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目的使用技术。在21世纪，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确实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但前景并非单一的决定论，我们可以用它们去创造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如何明智地使用技术才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比全球经济危机、中东世界的战争或者欧洲的难民问题更本质化。

我并不相信决定论，不管是关于未来还是关于历史。写作《未来简史》，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我们正在面对的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它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你害怕了，就做一些事情来回应它吧。

ps：戳《精彩还是名不副实？》，看看大家关于《未来简史》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