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亚南

▍一

就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中日关系还非常友好。2000年西方首脑会议轮流到日本举行时，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就曾希望中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但没有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响应，为此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特地去美国说明但遭到克林顿总统的训斥。

十三年之后，情况完全反过来了，在同样的西方国家峰会上，高声遏制中国的却只有日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中国是日本的假想之敌，让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就在这十多年之间，中日关系从睦邻友好走到政冷经热，进而再次走到了完全心冷的阶段。

问题是敌视中国并不是日本当权的政治家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内的一种“空气”。根据中日媒体联合对中日两国舆论的最新调查，日本有超过90%的国民对中国不抱有好感，这绝不是一种正常关系下的数字。中日是不能搬迁的近邻，两国相互敌视，只能造成更多的麻烦而绝不能给两国带来实际的利益。为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日本现在再次敌视中国的原因进行探究。

▍二

经济好的时候，社会往往比较左倾；而经济恶化的时候，社会就比较容易右倾化。日本也不例外。2007年，无正式工作的青年赤木智弘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年轻人的希望是战争，从而打破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这个词语的禁忌，日本社会随之还出现了战争有用论。这意味着日本的社会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赤木只是想改变像他那样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无法结婚的这一代青年的命运才写这篇文章的。为何能引起日本社会如此剧烈的反响，是因为日本国民对社会发生的历史巨变难以接受的心理状态需要有一个出口。

作家曾野绫子曾经指出：日本人为什么在发生巨大灾害后没有惊慌失措，那并不是什么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他们知道政府会及时出面，给他们妥善安排的。这样的保证让日本国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财力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如雷贯耳的日本企业如索尼、松下、东芝等都因为经营模式的陈旧，业绩江河日下。国家财政也因为入不敷出，无法继续执行以前的保护政策，曾经是日本引以为傲全民皆保险制度受到了冲击，政府开始尝试国民保险的市场化运作，要求国民支付更多的保险费用以获得将来自己所希望的保险。但是由于企业的收益下降，日本企业特色之一的终身雇佣制度开始瓦解，这使得日本国民的收入也逐年下降，本来享有储蓄大国盛名的日本的储蓄率竟然下跌到低于提倡信用消费的美国储蓄率。

▲ 2016年8月8日，东芝LIFE STYLE社长石渡敏郎召开记者会，说明与美的集团合作事宜（图源：东方IC）

政府要求国民自己为自己的将来多作准备，实在是让日本国民为难。而发生在2004年的日本国民被伊拉克扣为人质的事件，让日本国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完全依赖政府已经不再那么现实，在更多的情况下，必须自己依靠自己。而那时“自己责任”口号成为流行语，日本国民只能面对已经来临的个人社会。

但是，就在日本国民准备适应个体社会的到来，寻找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冲击了日本国民脆弱的心理。更没想到的是，日本所受到的创伤竟然远远超过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而且，还没有等到日本医好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3·11东日本大震灾以及伴随而来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再一次让日本国民失去对社会安全的信心。在天灾人祸面前，日本国民感受到空前的无力感。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又失去了已经带了四十多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桂冠，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失落。眼看着曾经比日本落后多年的中国在GDP总量方面绝尘而去，日本国民曾经有过的优越感变成了自卑感。日本社会评论家古谷经衡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日本人是绝没有想到中国会变得如此强大，他们对此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对经济失望，对政治失望，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日本国民对“强大”的渴望。但事实上，这个“强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日本国民到底要什么样的“强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并不太清楚。这为日本的国家神道的复活留下了空间。

▍三

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也让很多日本国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们变得对他人的言行过于敏感，要么激烈反驳，要么完全无视。他们不再认为事情是自己做的不好而陷入不可自拔的自责中，而是尽力找他人的原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别人，完全是自怜自爱。精神病专家片田珠美教授指出，日本实际上正在流行一种新型忧郁症，特点就是过多地指责他人。

在向个体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样的新型忧郁症让日本国民倾向去寻找社会的共同敌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对群体社会的乡愁。最初，日本社会把执行了20多年的宽松式教育当作靶子进行了攻击，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批判无济于事。接着他们又找到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制度这样一个新的批判对象，认为官僚制度是日本社会的万恶之源。为了改造官僚制度，日本国民还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赶下台，让年轻的民主党掌权。但是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不仅没有能够成功地改造官僚制度，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简直让日本国民欲诉无门。

所以，当日本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挑起钓鱼岛问题后，日本国民就无可奈何地被绑架到这个新的发泄口来，而这个发泄口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被美国压抑的日本人的爱国心，而这样的爱国心则又形成了让日本国民难以自我控制的“空气”。

▲ 石原慎太郎

本来，人与人交往，国与国交往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摩擦，如果因势利导，这些问题都不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走向。但是，日本一旦形成了这样敌视中国的“空气”，在公开的场合中，提倡中日友好的声音就基本上也绝迹，而贬低中国和攻击中国的书籍则充斥市场。就连比较开明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即便是全额支付美军的驻日费用，也要来保卫钓鱼岛的主张。日本的政治家也在这样的空气中，公开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政治主张。

不过，我们从日本社会的巨变中可以看到新型忧郁症让日本不停地寻找社会的共同敌人，在很大程度上说那么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一种宣泄的手段。

▍四

事实上，中日两国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钓鱼岛只不过是美国精心安排在中日之间的一个定时炸弹。把这个问题留到将来去解决，无疑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所以，虽然日本再一次敌视中国，但也并不能解决日本想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日本想解决的问题是日本真正的独立。虽然《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让日本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就在这个条约签署的当天，签字的墨迹未干，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被带到美军驻地，被强迫签署了日本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同样占领日本的美国军队继续驻扎下去。这份条约事实上让日本不仅放弃了国防的权利，也放弃了外交的权利。

美军的保护给日本带来了和平，美国给日本制订的宪法带来了民主。但这些都被认为是日本不是真正独立国家的象征，所以自民党在他们的纲领中写进了要修改宪法的政治主张。只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历来直接想争取日本独立的尝试无不被粉碎，这迫使日本只能采用走曲线终结战后体制的道路，即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从而争取美国在各方面放松对日本的管制。

安倍的第一次执政和第二次执政就很好地体现了日本的这种姿态。而美国也一直认为可以很好地驾驭日本，为了让日本替美国冲锋陷阵，所以美国不仅对日本的这种尝试故意视而不见，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鼓励。

日本的国家神道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石，所以，在二战后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国家神道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虽然安倍政府不再高举终结战后体制的大旗，但却在实际回复战前思想方面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国家神道的势力也得以重新扩张。

在战后70周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带领西方主要国家首脑在安倍首相的陪同下参拜了伊势神宫。而伊势神宫真是号称有8000万信徒的国家神道的总部神社，无论奥巴马总统是否认识到，这次参拜无疑是对美国战后政策的否定和对日本右翼的首肯，实际上也就为日本的终结战后体制的尝试打开了方便之门。只是不知道在国家神道复活之后，美国还能不能驾驭日本。

日本的曲线终结战后体制的尝试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还将会继续进行下去。而我们需要看到日本敌视中国的这些背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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