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我们还有机会从源头为中国城镇化设计绿色发展道路

从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到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越来越重视城镇化的绿色发展。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在探讨“新四化”“生态文明”应该通过什么路径去实现落地，以及在中国当代背景条件下，如何判断主要矛盾和主要逻辑线？ 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宏观系统工程的探讨。

在发展绿色化道路的时代背景和起步点上，中国的状况与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在走向绿色化发展路径的时候，在讨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时候，其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已经到了尾声，70%-80%的人已经进城了；其大规模建设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城乡建设环境基本稳定。所以，西方更多的是从单体建筑的改良、改善入手，从中观以下尺度的技术运用入手，这其实是一种对以前犯的错误的补救措施。西方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状况下，只能从技术层面、单体层面或社区层面来改良。

而中国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城市化的加速化发展时期，未来至少还有两到三亿人要进城，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余地，因此我们还有机会重新从最本原的问题去探讨，从大的系统、体系层面去把控，从整体规划设计策略去考虑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比如，关于交通的节能减排。现在，大家都在提倡交通工具的节能化、减排化，怎么从燃油车变成电动车，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一个交通体系设计来讲，交通工具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最核心的因素是交通行为的产生。而交通行为的产生与土地的利用格局和利用模式紧密相关。国际学术界认为，实现交通节能最核心的方法是实现交通行为的短出行。“短出行”由什么而来？它是由土地在一定尺度上的混合使用而产生的。这恰恰颠覆了1933年《雅典宪章》的大功能分区理论，而中国从50年代起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采用大功能分区理论来规划建设的，最典型的代表如北京就是一个长出行、长通勤时间的城市。新城建设中中国还有改基础建设模式的机会，再增加3亿人进城是什么概念，这已等于美国城市化人口的总和了，现在改模式真的不晚。

城市规划格局的形成，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基本交通行为以及交通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基本水平。至于交通能耗是用油、气还是电，鼓励公交优先还是限制私家交通，那都是第二层面的选择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规划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规划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在中国绿色化道路的前几年，是由技术设备供应商在主导（其背后的目的其实是在卖产品），而很多技术标准也是建立在设备依赖性之上。技术设备的运营在建筑单体层面或许能发挥作用，但将这种方式方法放大城市层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城市规划师要有一个更宏观的视野，要是从策略层面、体系层面入手，这是中国走绿色化路径过程中很长时间内被关注的比较少的问题。 这正是这本书的独特视角，分析了从国土级、次区域级到城镇级、乡村级等不同体系层面的主要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设计策略。

中国在国土级层面的资源分布其实是高度不均衡的，无论是可耕种土地、水资源还是气候带的分布，这都是老天爷定的自然环境条件。著名的胡焕庸线揭示了几千年来中国基本的国土格局，而这条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 中国整体格局决定了我们对不同的国土层面应提出不同的要求。

我非常支持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定，这是1949年以后我们第一次比较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从国土空间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哪些地区是可以优先高强度实现城市化的地区，哪些是适度调整的地区，哪些是千秋万代打死也不能动的地区； 不同的地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国家职能，以及如何实现国土层面的平衡，这是最高级别的中国绿色化战略问题。

所谓的国土级均衡发展不是说经济活动、人口布局的均匀化发展，也不是单纯地考虑这个地区要不要提高生产质量和收入水平。当然西部地区也要发展，但不能像沿海地区一样是通过工业化进程手段去提升，而是要通过生态保育和生态维护来发展；或许可以在国家的财务分配体系上，把东部地区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本财富、工业财富转移支付到西部地区。这才是真正的均衡发展，因为 以人为核心的均衡发展是实现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保障水平的同质化，以及个人财富积累水平的基本公平化；而不是路径的一致化、经济手段和工具的一致化。

在国土级整体大格局的基础上，还有次区域级层面的问题。这些次区域有的是以省为边界、为单元的，有的是跨省单元的（比如跨省区的江河湖海的流域问题）。再如华北平原地区的雾霾问题，不是北京市单独可以解决的，因为整个华北平原地区的地理地势、气象环流条件比较特殊，本身就不利于污染废气的扩散，即使把北京的污染工业都移到河北去，最后那些污染排放还是会回来；在这个大气象分区里，任何城镇的高污染排放都会影响到整个区域。

区域级层面之下，才是城镇级、乡村级的问题。对于不同尺度、不同层面的问题，无论从思想方法、技术手段，还是实际管控的治理模式，都应该是全然不同的思路。其实，这与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谈的空间规划的一体化、空间规划的分级授权体制，是一脉相承的一套技术体系思想。 那种试图将研究城市自身绿色化道路的模式放大到去解决区域问题、国土问题，或者简单地把解决城市问题的绿色化模式照搬照抄到乡村之中，认为一套价值观念、一套技术体系可以解决多类跨尺度的问题，都是非常荒唐的想法。

中国绿色化道路面对的第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国土级的生态安全问题。 东部及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既是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的产物，也是因中国的自然资源分布而造成的必然选择。而关于西部大开发，曾经有提议要在西部建设多少个与沿海城市水平相当的城市化地区、城镇群等等，从中国整体的生态格局来看，这些提议都是非常不理智、不合理的。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生态环境的根基和屏障，如果用东部这样的高强度建设进程来诱导西部地区开发，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在国土级层面的绿色化路径选择，其实是国土生态安全与国土生产力格局之间的博弈过程。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考虑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我们要付出多少生态修复代价去换取落后地区进一步的质量提升和高速增长？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这40年是以环境的消耗和恶化为代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输出那么多的廉价商品？除了廉价的劳动力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我们的很多生产活动都是在一个极度的没有事前、事中、事后的生态管控条件下开展的，而这些终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中国老百姓环境意识、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开始淘汰落后产能。 什么是“落后产能”？对人来讲，落后产能是指依赖简单劳动力的产能，是指无法实现代际财富传递、无法使下一代人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产能；对环境和资源来讲，落后产能是指高消耗资源、高消耗能源、高污染排放的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不是说将其行业性地整个关停，而是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通过技术工艺和环境标准的升级，使得从原材料开采到形成产品的整个流程绿色化。

过去我们习惯了用简单粗暴的模式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华北平原地区为了解决雾霾问题，曾说整个华北地区不论城乡都要一步到位实现煤改气，不允许所有植物类、煤矿类的物质燃料。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在资源供给上是做不到，要知道中国是一个缺油少气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如何使环境容量能得到区域级或者是更大尺度的比较均衡的使用。比如傅林老师研究的远程输热技术，就可以将处于人烟稀少地区的坑口电站的电量通过上百公里的管线输送到大都会地区。通过这种技术既能做到把污染源放到一个更大的环境容量下去稀释，又减少该地区的环境容量压力。类似这类技术方法还可以做很多的探讨，这是城镇层面的应对。

在农村层面，又是另一回事。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密度问题，人口密度、经济活动密度都完全不同。简单地套用城市的污水治理、大气治理等模式到乡村中去，是一种高度不经济的行为。那么，在低人口密度、低经济活动强度的农村地区，如何走出一条更低成本的绿色化道路？比如说污水处理问题，在城市中通常采用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技术就不适用于农村，因为低密度的农村的每日污水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设备运转，因此这些年我们提倡在农村地区做分布式的污水处理、能源供给、垃圾处理等设施。

这本书从“空间尺度线、技术链条线、技术策略线”三线并举的层面，探讨了在不同的尺度上的主要问题，以及应该采用哪些相应的策略和技术，这也是这本书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但天然宜居的地区空间并不大。要在有限的空间资源条件下，容纳这么高强度的生活生产活动，唯一的选择就是走绿色化道路，减少资源消耗，减少负面排放，加大所有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用更高的意识和更高的技术能力，去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人地关系决定了我们需要在中高密度生存条件下，仍然要坚持实现所有的生态目标，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从更宏观、更综合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清华同衡从建院初期，在生态、市政、环保、能源等事关绿色化路径的主要领域上，都做了战略布局， 这也是为什么其技术成果总是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原因，这与清华同衡“专业化建设、集团化打仗”的建院宗旨是一以贯之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开始越来越具备综合性智库的能力，并开始在跨领域、综合性议题上开花结果，这本关于“绿色中国”的书就是成果之一。另外，今年还将有两本关于“科创中国”“人民中国”的科研成果出版。

科学家做智库有几个特点： 第一，数据驱动，以大量的调研和数据作为论据支撑的，而不是单纯谈理论和口号；第二，具备从策略、路径到具体技术的逐级深化的能力，不是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将其变成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公共议题，停留在简单的理念辩论和口号争论上，而是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把公众关注的焦点议题变成策略性议题、路径性议题、技术议题。这就是典型的think tank和do tank的结合。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这也是这本书所坚持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让规划师在一线做大量具体工程的同时，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一些大的本原性问题。 中国过去传统的工程师都是螺丝钉型的，比较容易陷在自己的小领域、小技术逻辑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可能深度做得还不错，但宏观意识可能会比较差。新时代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有广博的知识平台的规划师，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参与更高层面的治国理政的建言和献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