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汀
来源：大脸撑在小胸上（ID：dlczxxs）
华盛顿时间6月1日（北京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激起一片哗然，也引发了对于气候协定和气候谈判的再度关注。
无论是《巴黎气候协定》还是更早的《京都议定书》，这些气候协定的初衷，都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基点，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当然，人类共同利益——这个带着些科幻色彩的理想主义词汇，说起来容易，但似乎从未真正实现过。从1995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这个“初衷”就在一路跑偏。
时至今日，对于气候协定的国际谈判，实际上已经成为富国、穷国、“曾经穷过如今正富起来的”大国之间，利益博弈的斗兽场。
背景
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们首次提出警告：CO2浓度的持续激增，将导致全球增温、气候灾难爆发、生存环境恶化。之后，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碳排放，作为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提上议程。
正如丁仲礼院士所说：
CO2 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
但需要减排是一回事，谁负责减排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博弈实际上主要围绕‘谁减排’展开。
1. 两大阵营
早期，正是围绕着“谁减排”，江湖上分为两大阵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认为：还用说吗当然是发达国家减排了！
首先你排得最多。美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中国当时的碳排放只有美国的一半。
而且你还有“历史债”。 你们早期完成工业化时，野蛮发展，肆无忌惮排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全球变暖什么温室气体什么碳排放，也没人管，由着你呼啦啦排。现在全球变暖，不就是你们当年积累下的碳排放么？
——有理有据，无法反驳。
于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地球首脑会议”（二十多年前，这名字还不显得很中二），也叫“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或“里约会议”。会上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个里程碑式的贡献，就是提出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的原则。
这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气候谈判原则：
共同，是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
有区别的，则强调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需承担的减排责任也不同。
发达国家由于排放多、历史积累多，理应承担主要的减排责任；而且发达国家资金更充沛、技术更先进，应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援助。
正是这个“有区别的”，成为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各个气候阵营博弈的核心所在。
2. 双“55”标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真的非常讲道理——讲道理到什么程度呢？到没有人理的程度。
它只是笼统地说发达国家应该在20世纪末把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准，但并没有提出减排的具体指标。因此对各国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国家实行。
但是气候恶化的脚步越走越近，不实行也不是办法。于是五年后的1997年12月，各国在日本东京济济一堂，经过艰苦卓绝的吵架，终于通过了
《京都议定书》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实际上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在“有区别”这一点上提出了具体要求：
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2012年再开始。
发达国家对碳排放的减排比例：美国到2012年时比1990年减少7%，欧盟减少8%，日本和加拿大减少6%，俄罗斯维持1990水准。
而且还引入了市场机制，你实在要排放，超标部分可以花钱买，堪称历史首创。
听起来不错，关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这就是双55标准：
一是有55个或以上参与国家签署该条约；
二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规定国家在1990年总排放量的55%。
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90天后《京都议定书》就开始强制生效。
我国于第二年（1998年）签署。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在当年签署。
感觉一切走上了正轨是吗？
错觉。
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3. 三足鼎立
首先是两大阵营开始各自分裂。
发达国家这边，分化成了欧盟和伞形集团。
伞形集团国家总体上还很依赖化石能源，减排代价很大，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能拖就拖、能躲就躲。
伞形集团
而发展中国家阵营，也分裂为不同门派。
首当其冲的是
“基础
四国”派
。
以中国为首，加上印度、南非和巴西。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China、Indian、South Africa、Brazil可组合为英文单词BASIC。（遗憾，它们本来可以叫“发展中四国”的，简称F4。）
基础四国虽然还归于发展中国家，但经济增速快，排放多，减排压力大。他们虽然也愿意减排，但更强调“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率先减排。
基础四国
然后是
“小岛国联盟”派
，由大洋上一些小岛屿和低海拔沿岸国家组成。
他们处于气候变化毁灭性影响的最前沿，时刻背负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国家被淹没的沉重危机感。气候谈判对他们来说不是发展的博弈，而是
生死存亡
。
因此，他们希望各国能实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比如2020年时能比1990年减排45%。
大洋洲上的小岛屿国家瑙鲁
还有一个悲催的
“最不发达国家”派
，聚集了全球50个最贫困的国家。
由于极度的贫困和落后，他们本身的防御和救治能力非常低下，一旦遭遇气候灾难和极端天气，就要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可谓雪上加霜。
他们总体上排放很低，但却承担了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
最不发达国家在非洲有31国，图为索马里
他们中有10个国家，还具有双重身份——身兼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说是祸不单行了。
当然了，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虽然有个门派名字，但被严重边缘化，并没什么地位。
真正有话语权的，还是欧盟“急先锋”、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以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三大集团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4. 低谷中的僵局
伞形集团虽然
态度消极
，但总不好直接说自己不减排，而是采用了迂回的方式，花动作不断。
他们提出用“碳汇”抵消碳排放，重新核定各国减排目标。
比如说植物能吸收CO2，而我有大片森林。所以你不能光算我排出多少碳，你得用我排出的碳减掉我的森林吸收的碳。美国抛出一套非常复杂的算法，如果成立的话，可以抵消掉1/3的减排目标。
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会同意。事实上碳汇本身就是异常复杂的循环体系，其科学评估方法至今还是科学界难点。
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反映，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援助严重缩水，把其它不相干的援助项目，花式包装成气候变化援助项目，其实并没有资金投入。而一些承诺援助的环保技术，也常常出尔反尔、不了了之。
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掩饰中，各方矛盾愈演愈烈。
进入新世纪，2000年的
海牙气候变化大会
，美国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态度强硬地要求大幅度降低自己的减排指标，导致会议陷入僵局。
直到最后一刻，协议依然无法达成。最终，大会主席扬·普龙克沉重地宣布：“我不得不遗憾地向大家承认，我们辜负了全世界的希望。”
5. 艰难中生效
2001年1月，小布什政府上台，两个月后，他宣布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理由是“它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可以想象，发展中国家强烈谴责，欧盟纷纷抗议，伞形国家其它成员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此时，《京都议定书》可以说岌岌可危了。
因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25%的CO2从美国排出。他一退出，双55标准中的“55%”就很难达到了，这样《京都议定书》几乎是没法生效了。
气候变化大会和气候谈判，遭致史上最沉重的打击。（当然，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其实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碳排放就大踏步地超越美国了。）
重创中，气候谈判并未停下脚步。
2002年，欧盟签了，达到了55国标准。
2004年1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签了，达到了55%标准。（伞形集团毕竟只是个松散组织）
至此，双55标准都满足了，《京都议定书》的强制生效机制被启动。
90天后的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开始执行。
然而。
美国笑了：小样儿，这还能拦得住我？
2007年，美国不仅没减排，碳排放量还比基准线高了16%。
有样学样，日本比基准线高9%，澳大利亚比基准线高7%，尤其加拿大2009年比1990年增长近30％，将面临136亿美元的罚金。
加拿大痛定思痛，还是退协定保平安吧！于是在2011年，加拿大环境部长肯特表示“当年的加入是一个错误决定”，宣布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